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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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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25 18:31: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冷战结束后,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美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亚太战略,本文对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些思考。2 R8 H- D. \1 ]" ]! |) n
(作者:刘琳 作者简介:刘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亚非军事研究室副研究员,专业技术中校 文章来源:中国军事科学 2014年第2期 收稿日期:2013年10月14日)( R, \2 P' r: o; q7 ?

9 }6 T; W3 }+ H% M7 M  H1 Q: K0 |      美国历来是对亚太地区形势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给予亚太较高的关注,并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台了四份东亚战略报告,标志着美国亚太战略的明晰化。总的来看,冷战后亚太地区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呈逐步上升趋势,并至奥巴马政府时期达到近几届政府的高点。由于中国身处亚太,且当前主要利益和关注仍在亚太,因此,在我国和平发展过程中,我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拓展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日益重视恰好处于重叠期。而中美作为崛起大国与现状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美国亚太战略日益呈现出应对中国崛起的导向性。为此,必须认真分析研判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其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以减轻美在亚太地区对我国构成的战略压力,为我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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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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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X: Q; c, Q' t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许多内容主要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四份东亚战略报告及其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和学者著述中。由于1990年和1992年两份东亚战略报告主要涉及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调整,美国亚太战略大体架构和核心理念的真正形成始自1995年东亚战略报告,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历届政府落实这些理念的方式和程度以及政策重点。而这些又与亚太地区和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具体而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架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R5 _3 E1 z% J
    (一)加强同盟关系。
9 J/ W# T& Y9 p4 B3 y1 V      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奉行“轴辐”战略,即建立以美国为轴心,以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为轮辐的军事联盟体系,以便遏制苏联,包围中国。美国试图通过“轴辐”体系,使亚太各国与美国的关系超过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亚太同盟失去了共同战略目标,但并未因此而解散或被削弱,相反还有所强化。这是因为,冷战后美国采取了旨在维护和扩大美国优势的地缘政治战略,包括阻止大国崛起、有选择地利用国际制度、对欧洲和亚洲这两个经济力量和潜在地缘政治影响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干预等。为达成此目的,美国认为它仍需要盟国的帮助,并且需要将联盟体系的战略范围从域内扩大到域外,将其性质从单纯防御扩展到攻守兼备,将其功能从单纯的军事同盟发展到政治安全同盟。正如1995年美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所指出的,美国与亚太国家签署的一系列双边安全条约“已经成为一个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强有力的地区性体系”、“冷战的结束并未削弱它们的重要性”。“因为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对于威胁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存在着文化、历史、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我们这一做法仍然继续适用。”为此,美国对联盟体系进行了调整和加强,以改变美国单方面提供安全的单向模式,在确保美国盟主地位的同时,强调盟国分担责任,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的多元化,从单纯的安全防御发展到防止冲突、处理危机和维护和平等。
$ y! w! r( q! e0 n. Z      作为美国“太平洋安全政策及全球战略的根本”,美国尤其重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冷战结束之初,美日同盟曾由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而一度陷入“漂流”状态,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崛起以及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凸显,美日重新找到了加强同盟关系的基础。1996年两国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制定新防卫合作指针,将军事合作范围从“远东”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美国还不断强化同盟的全球性和对称性,希望利用美日同盟干预全球事务,并不断怂恿和鼓励日本扩大在联盟中的作用。“9.11”事件后,日本借反恐之机向印度洋派出军舰支援美军行动,2003年更是向伊拉克战区直接派出自卫队。可以说,美日同盟正由保卫日本为主的“内向型”变为以介入周边冲突乃至发挥全球作用为主的“外向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日同盟强化的趋势继续发展,且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其一,为了应对中国力量的上升,美日同盟从过去注重分工协作演变成更加注重能力的联合与一体化。其二,日本利用美“重返亚太”之机,借美日同盟为其在钓鱼岛和东海海洋利益问题上撑腰打气,并进而推动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修宪,一步一步朝着所谓“正常国家”迈进。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主动性和对同盟的利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Q  l; v+ e/ @  G: }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亚太其他盟国的关系也显著强化。2011年10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提出了调整与亚太盟国关系的三条核心原则:(1)必须保持与盟国在核心目标上的政治共识;(2)必须确保同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和抓住新的机遇;(3)必须保证同盟的防务能力和通信基础设施在物理上和行动上能够慑止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各种挑衅。依据这三条原则,美国全面升级和拓展了与5个亚太盟国的关系,与日本确定24项新共同战略目标,批准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并磋商联合应对朝鲜局部挑衅的作战计划,在澳大利亚扩大军事存在,与菲律宾开启“2+2”会晤,与泰国建立创新性伙伴关系。通过调整,美国与亚太盟国的合作范围扩大到海洋、太空和网络等全球公域,双方在作战互通性、防务能力等方面的融合继续深化,同时,盟国在同盟中的作用也进一步提升。1 J- ?& w  |+ ?# T: c1 D

6 b( s5 a* L+ ~- I    (二)应对中国崛起。
: g: a0 P% L3 b1 r' ?! p$ \! g+ W5 n      中国崛起是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崛起态势的日益明显,美国对中国崛起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担心。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开始突出中国因素,“一个拥有与美国不同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的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成为五角大楼审视地区安全形势时关注的重点。”在美国看来,中国全方位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必须承认这一点,但美国仍对中国崛起的前景感到疑惑和不确定。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争论的焦点。中美关系逐步聚焦于“崛起的中国”同“守成的世界霸主”如何共处这一中心命题。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因为“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霸权国的地位”;有人则认为应当通过接触,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引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总体来看,冷战后美国在对华战略上选择了一条折衷路线,对中国“两面下注”。尽管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名称有所不同,但其“两面性”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有时接触的成分多一些,有时遏制的成分多一些。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所言,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把“制衡”与“融合”结合在一起。“制衡”指的是利用所有实力手段尤其是硬实力,防止其他国家取得支配地位;而“融合”指的是利用所有实力手段尤其是软实力,引导中国加入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希望中国能产生维护这套体系的责任感。2 ?( F. T( r% @2 Q) _
      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中,中国的分量比冷战结束后美历届政府更为突出。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在地区中不断增大的影响,已成为美国新亚太战略布局的核心。虽然美国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且提出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但自2010年以来,由于美对台军售、“天安舰”事件、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等不断冲击,中美关系中的对抗面在上升,美对华政策的制衡态势越来越明显。在经济上,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以平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在军事上,强化在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在外交上,深化与印度、印尼等新兴大国的伙伴关系,并改善了与缅甸、柬埔寨、老挝等敌对国家的关系。虽然奥巴马第二任期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关系紧张,经济的相互依存也会对两国关系发展产生某种“压舱石”作用(尽管这一作用有所降低),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还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得到了美方的回应,但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和战略心态之变,两国各自发展前景存在的不确定性、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等因素导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增多,外界越发担心中美两国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何建立中美战略互信,有效管控分歧,将是美对华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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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j0 a& E1 ], J9 T- e$ q. H2 s9 L      (三)保持和加强前沿军事存在。
6 S/ o  v+ |5 G' V/ k      由于与东亚之间有浩瀚的太平洋相隔,自冷战时期起,美国就将前沿部署和军事存在作为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并派驻了大量的前沿部署部队。冷战结束后,美国曾一度减少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停止了从东亚撤军,转而强调要保持10万人的驻军规模。在美国看来,冷战的结束虽然消除了超级大国的威胁,但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不确定,可能引起地区动荡的因素更加多元化。因此,美国必须保持甚至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前沿部署态势,这样不仅可以确保美军具备快速灵活的危机反应能力,增强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还可以防止地区霸权的出现,并向盟友表明美国对维护地区安全的坚定决心。
- N, w7 A  j) I  j      近年来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驻军数量有所削减,但作战能力却由于军事转型而得到提升。在东北亚,美国分别与韩国和日本就驻军调整达成协议,将驻韩美军基地南移,以更好地发挥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作用,同时加强了与日本自卫队的军事一体化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合作。在东南亚,美国通过与区域内国家举行联合军演、舰艇互访、联合训练、军事人员交流、签署军事进入协定等方式,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将东南亚作为亚太战略重点以来,其在东南亚军事部署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例如,与菲律宾强化海上安全合作,并向菲提供2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与印尼签署了《防务合作框架协议》,解除与印尼国民军特种部队合作禁令并宣布将向印尼出售F-16战斗机及C-130H运输机;美越在防务磋商与对话、舰艇访问、军事演练、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也更趋务实和机制化。此外,美国还加强了在关岛的军事部署,试图将其打造成美军亚太军事行动的中枢,包括AGM-86巡航导弹、F-22战斗机、B-2轰炸机、“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在内的一批先进装备纷纷进驻关岛。9 m$ Z4 x. r  Z4 }/ S5 y1 D2 A, ]+ ?

: B9 L# X" ^. s4 O& B    (四)积极参与和塑造亚太多边合作机制。0 u7 u2 D! P4 i* \7 u& w2 u
      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东亚新的安全环境使美国意识到,原有的双边同盟已不再能充分有效地满足维持东亚地区稳定和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安全利益的需要,必须有新的补充。而且东亚相互竞争和相互制衡的多元安全格局的形成,使美国的主导地位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而发生动摇。因此,美国希望通过推动亚太多边机制的构建,钳制地区大国对美错综复杂的挑战,同时把现有的各种多边安全合作逐步引导到建立强制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轨道上来,以便为美亚太安全战略服务。不过,在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亚太多边机制的参与并不积极,美国国务卿多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重要多边机制,美国也不是东亚峰会成员国。
, `+ R! ]$ |: |  E' }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亚太多边机制给予了远超过前任的高度重视。奥巴马2011年在日本发表的亚洲政策演讲中明确宣布“美国缺席亚太多边组织的时代结束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专门就地区机制构建发表了题为《亚洲地区架构:原则与重点》的讲话。在具体举措上,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任命首位驻东盟大使,重新激活APEC,正式加入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和东亚峰会(EAS),并试图将峰会打造成一个讨论迫切的战略和政治问题(如核不扩散、海上安全、灾害应对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论坛,作为推进其地区战略的重要抓手。美国还启动了“湄公河下游行动倡议”等“小多边机制”,在国务院设立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多边事务和战略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职务,并在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新设立了一个多边事务办公室。总体上看,奥巴马政府在参与和塑造地区多边机制方面的举措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抓安全机制为重点,二是重结果而非过程,三是试图塑造这些机制的议程,以更好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以这些机制为中介,塑造地区安全秩序,使之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
 楼主| 发表于 2014-8-25 18:32:5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如何看待美国的亚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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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刻理解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在分析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还需研判一些深层次问题,例如,其地缘战略理论与现实基础,其政策延续与继承的辩证逻辑及其对中国因素的考量。惟其如此,才能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更深刻地审视美国亚太战略的发展规律,并预测其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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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亚太战略的地缘战略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长期以来,美国亚太战略设计比较侧重地缘战略的视角。从19世纪美国将利益边界扩张到东亚以来,东亚政治力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特点,即非地缘力量的存在与影响的泛区内化。控制欧亚大陆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安全目标。而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东亚地区无疑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支点。早在19世纪,美国著名的地缘战略学家马汉和斯皮克曼就分别从“海权”和“边缘地带”角度阐述过东亚太平洋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马汉在其《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指出,亚洲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的大片陆地,从西部的小亚细亚(土耳其)一直延伸到东部的朝鲜半岛,都是“可争执的和受到争执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沙俄的扩张。俄国对上述地带的扩张将主要集中在它的两翼而不是中心,其目的是争取新的出海通道。因此,对俄国扩张的遏制也就应该在中亚的两翼进行,尤其是不能让其进入远东以威胁西方海上国家的贸易通道。为此,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地区获得海军发展的基地。斯皮克曼认为,相较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即欧洲、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才是最关键的,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中心。马汉和斯皮克曼等人的理论不仅为美国向东亚的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卡普兰、库普乾等美国著名战略学者也侧重从地缘战略角度探讨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其中不乏对美亚太战略的分析。他们认为:第一,控制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不论是强调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还是“边缘地带”,其最终着眼点都是欧亚大陆,而作为欧亚大陆东部支点的东亚,无疑对此具有重大意义。第二,要维护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霸主地位,必须对该地区重要大国加以防范。冷战时期,防范目标是苏联;冷战后,目标转向中国。这一认识对美国亚太战略设计影响很大,因为它一方面决定了美国与战略对手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涉及美国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关系定位。为防范主要对手,美国与其他国家必须结成同盟或伙伴关系,这就是美国亚太战略历来强调同盟的重要原因。第三,远隔太平洋的地理因素对美国的战略也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军事上。


% q1 d, e: n, c+ @0 l    从全球和地区战略现实看,冷战结束后,美国高度重视亚太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亚太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伴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美国日益认识到,东亚太平洋地区是对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奥巴马政府甚至认为亚洲将决定“世界政治的未来”,并称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其二,亚太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确保对亚太的经济进入,一直是美国在亚太最根本的利益。早在1995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就专门讨论了亚洲经济成就与美国利益的关系,认为“亚太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仅凭这一点,它的安全对于美国的未来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适逢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美仍未完全走出危机的影响,而东亚在经济危机中率先实现复苏,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6个在亚太地区。在这种背景下,亚太对美国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具有关键作用。其三,亚太面临着多元化的威胁和挑战。美国认为,当前亚太地区是一个安全因素复杂而多变的地区,多种挑战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以及恐怖主义、海上安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美国必须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此外,中、印两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与美国因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而导致的困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印尼、越南等中等新兴力量也在亚太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使美国在亚太的危机感上升。美国感到,必须真正重视亚太,否则其领导地位将受到威胁。可以说,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正是对美国处境进行反思的结果。美国是从全球视角来审视其亚太战略并进行布局的。而且,这种布局不仅要恢复美国的实力与影响,更要“塑造”亚太,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也是希拉里提出构建类似跨大西洋体系的“跨太平洋”体系的深层原因,并体现了美亚太战略的前瞻性。8 B# m; T: W5 M" H: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延续性与适应性。

冷战后美亚太战略呈现出较强的延续性与适应性,或者说在继承的同时有发展变化,变与不变辩证统一。延续性体现在,美亚太战略基本架构和核心要素没有大的变化,如加强同盟关系、应对中国崛起、加大对多边机制的参与等,这主要在于:其一,美国冷战后在亚太的战略目标始终未变,即保持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目标的明确和稳定导致其战略的总体稳定;其二,冷战后美亚太战略一直是个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为一体的宏大体系,为实现亚太战略目标所能运用的手段都包括在其中,这些手段也没有大的变化;其三,冷战后尽管遇到“9.11”事件等干扰,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总体趋势是不变的,因此美国亚太战略具体内容在很多方面是对90年代中期战略的补充、完善和强化,而非颠覆和推翻,也使美亚太战略显示出继承性。

尽管冷战后美亚太战略一脉相承,但基于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历届政府均会对美亚太战略做出调整。例如,1990年、1992年美国两份东亚战略报告重点均放在从亚太撤军方面,但1995年台海危机、朝核危机等事态的出现,使美国做出了停止从亚太撤军的决定,并重新开始强化美日同盟,成为冷战后美亚太战略的一个转折。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也面临着全新的地缘战略和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崛起的影响日益凸显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和海洋安全形势的严峻,因此,奥巴马政府对亚太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1)提出“印太”概念。在思考亚太战略时,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安全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扩大了其战略布局的视野;(2)更加注重对地区格局的塑造。奥巴马政府提出建立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表明美国虽然没有忽视本地区各种具体的现实挑战,但其亚太战略的根本点在结构性层面,视野更为长远;(3)在重视盟国的同时,强化伙伴关系,将与盟友的双边合作扩大到三边乃至多边合作,打造“美日+1模式,同时鼓励盟友和伙伴之间加强安全联系;(4)大幅增加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战略布势更加均衡;(5)对华战略呈现出更强的“制衡”色彩;(6)重视规则的制定,注重通过提倡自由开放贸易,海上航行自由等来规制他国的行动。随着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正式启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执行出现均衡推进、谨言慎行等细微调整动向,其意图是通过变换和调控“再平衡”的步伐、节奏,适应中东、亚太局势新变化,防止因操作不当给美国带来新的战略风险和资源配置压力。但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均属局部细节性调整,美国战略资源向亚太“再平衡”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但将降速纠偏,从“跃进式”东移转向更加平稳的长期经营。

(三)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中国因素就日益凸显,对华政策在美亚太战略中的份量不断增加。这是中美因实力对比变化而形成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奥巴马政府将军事、政治、外交等资源向亚太转移的“再平衡”战略,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感和对抗性进一步增强。虽然美国宣称该战略的意图并不是围堵中国,但其在实施过程中却对中美关系构成冲击,包括其政策态势显露出过多的“反华”、“制华”取向,过于突出军事色彩,以及偏离美国在领土领海争端中长期坚持的“不采取立场”原则等。

    当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双边关系消极发展甚至“脱轨”的风险,也都认为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一种新的全球环境之中,因此,均在思考处理中美关系的新思路。中国提出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方虽然并没有一开始正式同意接受这一说法,但2013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隆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洲政策时,对此做出了正面回应。但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政治含义的理解仍有明显分歧。中国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应当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美方却回避“新型大国关系”的字眼,称要“探讨构建在互利互尊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新的合作模式”,并认为应当“把比较宽泛的(共同)认识降到具体问题的层次上来”。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和方式看,它需要双方从国内和国际、政府和社会、双边和多边、地区和全球等多个层面付出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共同进化”,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
 楼主| 发表于 2014-8-25 18:34: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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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亚太安全战略,并据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举措。这些举措一方面固然是为应对亚太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和新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则是着眼于对中国的牵制和防范。为此,我们应当在认真分析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础上,从多方面减轻美国对我构成的战略压力,缓解美国的战略威胁,为我国和平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一,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应对美亚太战略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能否有效应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挑战,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力量的发展。这其中既包括物质形态的硬实力,也包括精神方面的软实力。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经济因素决定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因为中国与东亚各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中华文化、文明和价值观念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亚太事务的建设性参与,并不断形成区域和国际政治领域的“中国话语权”。

第二,从大局出发把握和处理好中美关系。

中国要实现在亚太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美国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时刻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当前,中美基于结构性矛盾和战略利益的碰撞,严重缺乏战略互信,对此我们不必忌讳,也不必担心过度,可以把它看作是这对特殊关系的一个“常态”,同时也是一个必然过程。关键是把握大局,稳住中美关系,避免大的对抗。做到这一点,不是不可能的,它的缓冲剂就是中美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共同利益联结,还有就是一个共同的认知,即发生对抗,尤其是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会两败俱伤。当前,中美正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能否处理好彼此在亚太的关系将是检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未来中美在亚太互动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中美如何应对朝核危机、东海和南海争端、阿富汗问题等地区危机和热点;二是两国如何从全球性视野和长远利益出发,创造性地应对海上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公共型议题;三是中美如何与其他地区国家合作,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机制等结构型议题。

第三,通过睦邻政策缓解美对我周边战略压力。

美国在亚太的力量布势,对我国周边构成较大战略压力。特别是美近年来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成为导致中国周边战略环境趋紧的重要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周边形势的大格局没有发生逆转,周边国家也不希望与中国全面对抗,主要的举措还是战略性应对,而不是结成反华同盟。同时,尽管我周边新变局增加了我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但我国因实力增强形成的主动构建环境的能力也大大增加,而且周边国家,包括与我国有争端的国家,也与我国形成了很强的共同“发展利益”。因此,应利用我国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把握大局的自信和能力,使周边局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同时,还要继续对周边中小国家实施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如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海上合作等,夯实与周边国家战略互信,巩固我战略依托,并积极采取举措防止我与一些邻国存在的领海海洋争端升级,避免陷入对抗与冲突漩涡。

第四,通过深化区域合作维护亚太的稳定。

冷战后,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动力的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迅速,加强了东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信任,深化了东亚地区认同,推动了东亚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这一趋势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联盟战略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中国应积极推动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应将东亚及周边视为区域合作的重心,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建立东亚和亚太地区相关区域经济、安全机制,以此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际利益、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第五,通过提升海空力量应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国家经济利益正在向海上方向发展和延伸。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海洋发展空间。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在中国周边实施岛链战略,试图封堵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近年来,美国在巩固第一岛链的基础上,加强了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的战略部署,并提出“空海一体战”战略,对我维护海上安全利益构成了较大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我应加强海空军力量的建设,在海军方面,注重提高近海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同时加强远海机动作战、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增强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在空军方面,则应按照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强以侦察预警、空中进攻、防空反导、战略投送为重点的作战力量体系建设,提高战略预警、威慑和远程空中打击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保卫国家海上方向安全,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实现国家的宏伟发展目标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和有力的战略支撑。(完)
发表于 2014-8-25 19:19: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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