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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更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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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8 14:33: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ZHOU134 于 2017-4-19 13:12 编辑

本帖内容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期


第1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2月10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室《马恩全集》第1卷读书研读会,本次研读会的主要报告人为王晓红、陈人江、余斌。会议由余斌主持。原理部主任胡乐明就研读会活动提出了指导意见。

第一次研读会同时研读第一版和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以后各次研读会均只研读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王晓红首先就第二版第一卷中的马克思的哲学博士论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陈人江就第二版第一卷中的其他文章进行了归纳梳理,余斌主要就第一版第一卷中的有关文章介绍了他的读书心得。报告完毕,中国化部李伟就马恩经典著作的版本问题做了发言,由于此次读书会的内容多,时间较紧,会议没有展开讨论。

本期报告以下内容包括三个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以及胡乐明主任的发言。


王晓红的研读笔记
《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研读

马克思的自然哲学研究,承继了古希腊哲学和和近代自然哲学,但主要是受黑格尔的影响。自然哲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写了大部头的《自然哲学》一书。在黑格尔那里,黑格尔的自然是绝对精神自己创立的对立面,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是自己产生自己的结果,同时它又扬弃这种对立,返回自身。自然是绝对精神必然要经历的领域,不经过自然界的发展过程,绝对精神就不能最终成为真正自由的精神。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自然本就包含在绝对精神之中。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是自然的内在根据。

绝对精神的发展经历了有——本质——自然——绝对精神的过程,这也是黑格尔的逻辑学阐述的内容。“自然在时间上是最先的东西,但绝对在先的东西却是理念。”(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钱广华、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绝对在先,指的是逻辑上在先,是从观念论的角度说的。而时间上在先,是从发生学的角度上讲的。无可否认,自然的历史早于观念的历史,但如果没有观念、精神,统领自然并为自然注入活力、生气,那么自然就没有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绝对在先,理念统领自然,自由是自然逻辑上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证的是自然哲学的部分。就黑格尔哲学而言,自然哲学是较难理解的部分。从观念到观念的推论比较容易理解,可是如何从观念推导出实体性的自然、具体的物质,如何从理念过渡到自然,却是一个难题。黑格尔在《大逻辑》中是这样说的,“正是当理念把自身建立为纯概念及其实在的绝对同一,从而使自身凝聚为有的直接性时,理念便作为这种形式的总体——自然”。(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92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念本身就是绝对的直接性,绝对的直接性的东西直接存在着,呈现着,是被给予的。而这种直接地被给予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特质就是自然的本质特征。许多哲学家对于这个论证持怀疑态度,或者认为“这个演绎是无效的,至少是不充分的”。(W.T.斯退士:《黑格尔哲学》,鲍训吾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他也对黑格尔的这个论证产生了怀疑,但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提到,“虽然黑格尔大体上正确地固定了上述各个体系的一般特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哲学史……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另一个缺点就是,虽然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对于古希腊哲学的意义黑格尔却并没有认识到。显然,马克思要做的工作跟黑格尔的不足或者疏漏有关。由此推测,马克思一方面要弥补黑格尔关于自然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另方面要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出发,利用这把钥匙解开古希腊哲学历史的真正秘密。而他的这篇博士论文只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工作,也就是试图深入详细地对自然哲学加以论证,而不仅仅是对黑格尔的学说“自觉地独立地加以运用”。

第一部分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一、论文的对象

三种主义(P1002-1003)

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这三个古希腊学派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的主观形式、性质有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体系,对于希腊哲学的主观形式、性质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这些主观形式、即“这些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由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规定”,几乎已经被遗忘了。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主要寻找的也就是这些被遗忘了的作为哲学体系精神承担者的主观形式。

研究的困难和方法(第18页)

困难:人们的旧偏见,即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等同起来。

方法:从细致末节着手,细微之处见本质差别。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对古代人、近代人理解德氏与伊氏的回顾——后者抄袭前者。

三、把德氏的自然哲学和伊氏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在马克思看来,德氏和伊氏的自然哲学具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一:关于人类知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判断

德谟克利特对于原子和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方式的理解——有自相矛盾的语句:

1.感性现象不是原子本身固有的。它不是客观现象,而是主观假象。

2.感性现象是唯一真实的客体,并且“感觉知觉”就是“理性”,而这种真实的东西是变化着的、不稳定的,它是现象。

感性现象是假象,就将其视为主观而言;感性现象是真实的客体,就将其视为客观而言。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被分配给两个世界,似乎没有矛盾了。但马克思认为,在自我意识中,原子概念和感性直观仍然互相敌对地冲突着,二律背反依然存在。

在伊壁鸠鲁那里,感性知觉不是主观假象,而是客观现象。因为感性的质并不仅存于意见中。

区别二: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科学对象的真实性

德谟克利特一方面认为,感性知觉的世界实在而富有,因此,他致力于实证知识的研究,然而真实的现象界却是主观假象。正因此,它才脱离原则保持自己的现实性;本身才具有价值和意义(P23)。另一方面,原子的本质世界,也就是哲学知识是真实的,但却没有内容。因此,“真实的那种知识是没有内容的;而能向他提供内容的知识却没有真实性。”

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认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P24),因为实证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

区别三:实践活动

德氏执着于实证科学,走遍世界寻求真理;伊氏却从未有过任何教师,认为哲学上的自我思考者才是一流人物。

区别四:表现思想同存在的关系的,两者的相互关系的反思形式

德谟克利特:必然性是现实性的反思形式。他认为,“人们给自己虚构出偶然这个幻影,——这正是他们自己束手无策的表现,因为偶然和强有力的思维是敌对的。”

伊壁鸠鲁:偶然性是现实性的反思形式。不承认神(必然性)。不承认任何必然性,甚至否定选言判断。

区别五: 在对具体的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P27)

德谟克利特: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相对的必然性从实在的可能性推出,即有一系列条件、原因、根据等为中介)

伊壁鸠鲁: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抽象的可能性(主体的想象)是实在的可能性(客体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的反面。伊壁鸠鲁强调的是抽象的可能性,也就是想象的可能性,只要对象是可想象的就可以,而对于可能性能否实现却并不在意。因此,伊壁鸠鲁对于解释具体的物理现象并不感兴趣。

伊壁鸠鲁认为,“所有的意见可能是对的,他坚持可能的东西”。(P28)

唯一的规则:“解释不应该同感性知觉相矛盾”。

解释方法的目的:“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因为在伊壁鸠鲁那里,伦理学是哲学的最重要部分。

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这么多差异的两个人是完全不能等同起来的。


第二部分  论德氏的物理学和伊氏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

一、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直线式下落(由于本身重量)、起因于偏离直线的运动(不同于德氏之处)、原子的相互排斥引起运动。而德氏只承认1、3。(P30)

直线式下落

在对原子运动的考察中,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在黑格尔看来,点是对空间的否定,因为空间是连续性无差别的,点则是这种连续的中断:“空间没有差别……所以是绝对连续的……点这种自为存在是空间的否定,是在空间内被设定的对空间的否定。”(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钱广华、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页。)而马克思认为,如果把虚空想象为空间的虚空,那么,原子就是抽象空间的直接否定,就是空间的一个点。(P33)

我们首先来看看直线运动中的原子。1、每一个下落运动中的物体作为一个点,都是一个运动着的、没有独立性的点。2、这个点在自己划出的直线——定在中。3、这个点消失在直线中,它丧失了个别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运动中的原子并没有获得坚实性。坚实性有两个特性:第一,要与空间的外在性相对立。第二,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原子如何获得这种坚实性呢?

如果在纯粹由空间来规定原子,那么原子就会成为一个相对的定在,它不断地运动着、不断地消失着,永远不能获得一种确实性,永远不能找到一个实在的个别的点。而如果把时间这种形式加入进来,情况就不同了,时间是对空间的否定,原来处于几何平面中运动的点,由于时间而成为时空坐标中一个确定的、独立的点。这样的原子,作为空间的否定而与空间的外在性相对立,而且使得运动的点拒绝消失,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成为自身。这样的原子就获得了坚实性。

如果只把原子看成直线运动中的点,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原子是纯粹由空间来规定的,马克思说,这种原子的存在是相对的、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这里的物质性并不是我们平常的物质定义,毋宁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质料在亚里士多德的规定中是潜在的、被动的,只有在赋予形式因的规定性之后,才能从潜在状态进入现实状态。而我们平时所说的物质则是现实的、能动的,已经具有自身的规定性。而这个纯粹空间中的原子,只有在获得时间的形式规定性之后,才能成为坚实的而成为原子自身。

偏斜运动

实际上,原子是纯粹独立的物体,也就是说,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坚实性。从上面的分析看,似乎这种特性的获得是通过时间的加入而否定空间被打破的。但实际上,作为取消原子独立性的纯粹空间中的直线运动,并非原子的常态运动,而是脱离直线下落的偏斜运动才是原子运动的常态。也就是说,并不是开始原子先行进入直线运动,然后加入时间使原子获得独立性,如我们的分析顺序那样。事实上,原子本身就是纯粹独立的,也就是说,它的运动不可能是直线下落的,因为直线下落中的原子是相对的、消失的。既然不可能是直线下落的,那么伊壁鸠鲁设想,它是偏斜的,而且是一开始就偏斜的,偏斜的原子运动中的原子,是具有独立性的原子,是具有形式规定性的个别原子。这样,伊壁鸠鲁通过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偏斜运动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

因此,原子内部的矛盾对立,即时间与空间的对立、物质与形式对立、直线与偏斜对立形成了原子概念。而这种矛盾对立也是原子概念之所以能衍生出自然界万物的根本原因。

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并不是伊壁鸠鲁特殊的、偶然的命题,相反,偏斜表现的规律贯穿整个伊壁鸠鲁哲学。

那么偏斜表现的规律是什么呢?是否应当是,抽象的个别性脱离了与它相对立的定在,才得到概念自身的实现,即获得它的形式规定、成为纯粹自为的存在,独立而不依赖于定在、扬弃一切相对性。

伊壁鸠鲁的整个哲学表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对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中的独立性,脱离一切定在限制的个别性。比如,心灵的宁静的获得要靠行为脱离痛苦和困惑,善就是逃避恶,快乐就是脱离痛苦,而全体个别性的自由和独立摆脱的就是全部的定在,也就是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偏斜规律更多地表现了伊壁鸠鲁的伦理理想。伊壁鸠鲁哲学追求心灵的宁静,把快乐与幸福相等同,但认为快乐与享乐不同。他的伦理理想要求高度的涵养、对是非祸福的明智判断,精神快乐大于肉体快乐,精神痛苦比肉体痛苦更坏。黑格尔对其的评价是“精神的安然不动,说得确切一点,就是一种圆满无亏的、纯粹的自我享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3页。)马克思认为这也正是希腊众神的特性,“它们处于幸福的宁静之中,不听任何祈求,不关心我们,不关心世界,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

从偏斜中产生的结论

结论就是:原子脱离并且远离了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也就是说,原子否定了这种运动关系,在这种运动关系中,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由另一个定在规定。而且马克思认为,“这种偏斜中所包含的东西——即原子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必须予以实现,必须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意味着:1、原子及其运动是肯定存在。2、原子中包含着对其对立面,即对定在的否定。也就是说,原子总要否定其直线下落,否定其定在。3、经过对其定在的否定,原子实现自身,从否定返回到肯定形式。为什么原子能够从否定性关系中返回自身呢?因为原子的对立面,是原子自身,是其自身的定在,也就是说,原子的对立面也是原子。原子是一个点,而其运动的定在构成的则是多个点,原子否定其定在,所以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就是众多的原子。而众多原子彼此间的否定,也就是众多原子的排斥。排斥,是偏斜的“原子规律”实现的必然结果。原子的对立面是其自身,原子的对立面也是其他原子,原子同众多原子的关系也就是原子同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原子中发生的是“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而对这种关系的意识,就是自我意识。

马克思还讲到了个体、人的个别性如何获得。直接存在的个别性是要同他物发生关系,即使这种关系是否定性的,而且这个他物是它本身时,才能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一个人要成为一个非自然物,也只有同他发生关系的是一个同他一样具有精神性的人时,才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成为一个实现了人的概念的人。而更进一步,如果人要想成为唯一的个体,获得其个别性,那么,他必须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否定自己直线下落的定在,也就是否定欲望和纯粹自然的力量。也就是说,人要自己审视自己,在自己的自我意识中反省、否定自己本身具有的自然力量。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自己的唯一,唯一的现实客体。这样,人就从自发的存在过渡到自觉的存在。

所以说,排斥作为偏斜的原子规律的实现,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从偏斜运动到排斥运动再到自我意识,马克思不仅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且更多地是从逻辑学的角度论证,原子如何从直接的存在过渡到原子自身的对立统一存在。而对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识,就是自我意识。

原子的概念,说的就是自我与自我的对立统一。

德谟克利特,几乎没有把一理解为原子概念(P38)。马克思之所以赞同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是因为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是“一”,而作为始基,只能是“一”,而不是“多”。对立、矛盾发生在原子内部,是原子自身的对立统一。德谟克利特通过虚空的空间完全感性地把同一物体想象成分裂为许多物体的东西,这许多东西,已经成为物质的关系,似乎是一物同他物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已经非始基了,是多而非一了。

二、原子的质

关于质

众多原子彼此之间,它们与自己的纯本质必定是直接不同的,即它们必定具有质。(P39)

质,即外化了的、与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是与概念相矛盾的存在。概念是自我同一的,马克思称之为“纯本质”,而质的规定则涉及到不同的自我之间与“纯本质”不同的“质”,这个“质”是“纯本质”的外化,出于“纯本质”而不同于“纯本质”,是一种矛盾但又属于的关系。

原子的特性:

德氏的体积和形状;伊氏又加上重力。

德氏“只是从现象世界的差别的形成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原子的特性的。”(P41)——解释现象世界的纯粹假设的规定。

伊壁鸠鲁认为,体积、形状、重力就是原子本身所具有的差别。——说明了从原则本身得出来的结论。

第一、  体积

原子有体积,但并不具有随便任何体积;原子只有一些体积上的变化;只承认原子的小,且是表现矛盾的无限小;

也就是说,根据原子的概念,原子是完全的自身等同,而有体积,哪怕是小体积,也已经脱离原子概念自身,外化到物质空间中,占据一定的空间,所以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并没有对体积做出哪怕“最小限度”的空间规定,而只是从原子概念与概念外化这个矛盾角度去理解,但只要谈到体积,无论有多小,必然与原子概念是矛盾的,而且是原子概念的外化。作为万物的始基,它必须外化。这个矛盾是必然的。

第二、  形状

这一规定同原子概念相矛盾(因为抽象的个别性就是抽象的自身等同,因而 没有形状),且必须设立它(指的应是原子概念)的对立面。1、形状的差别是有限的。2、有无限多同一形状的原子,否则,因为形状差别有限,会导致物质总量有限。事实上物质总量无限。3、原子无限。4、形状没有原子多。

而德氏认为形状无限。若每个原子都有一个特殊的形状,则有无限大原子的可能性,如同莱布尼茨的单子,这样天地间就没有两个相同的东西。

第三、重力(P43)

我们凭经验知道,物质具有重力,而物质本身就包含原子,原子的主要规定之一就是观念上的个别性,即抽象的个别性,既然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出,原子在表象领域必然具有重力。

重力也同原子概念相矛盾。马克思在这里说了一段拗口的话:

“因为重力是作为处于物质自身之外的观念上的点的物质个别性。然而,原子本身就是这种个别性,它像重心一样,被想象为个别的存在。”(P43)

重力是“物质个别性”,而这种个别性就是原子本身,也就是说,原子被看作物质的个别的存在。而根据原子的概念,原子首先是形式的、概念的,其次是自身等同的。也就是说,原子的重力这个质,已经把原子的个别性外化,走出了形式,走出了自身等同,而外化为个别的存在,也就是说,走向物质领域。所以,重力也是同原子概念相矛盾的。这是矛盾,但也是必然。

由于重力的根据在于原子的个别性,原子的个别性进入物质领域才使物质具有重力。所以伊壁鸠鲁认为,“原子本身是实体性的重心”,而重力是原子外化后的重量。原子作为原子,虽然有体积和形状的区别,但在虚空中运动的速度是一样的。原子本身没有重力,而只有在外化后才有重力,重力的规定是要走出其概念的原子自身的必然结果,也是与其自身的概念相矛盾的,但原子就在这种必然的矛盾中走出自身。所以,伊壁鸠鲁对重力的应用也只限于原子之间,原子与原子产生关系的时候,也就是原子通过排斥产生的聚集才有重力。原子本身并没有重力。

综上所述,伊壁鸠鲁通过对原子概念本质和存在的固有矛盾的客观化,得出了一系列关于质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系列结论已经构成了原子论科学,即从原则推导出的一系列结论,也就使原则本身得到了实现,原则不再只是形式的、概念的,而是成为实质的、现实的。

“他把所有的特性都规定成相互矛盾的。”(P40)

读完这一节之后,这个相互矛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原子的质的规定,即体积、形状、重力都是和原子的概念相互矛盾的。原子作为形式的、自身等同的概念,只有在外化的情况下,才脱离自身的本质规定而成为另外的不同于自己的存在,而这种外化,本身就是与原子概念自身相矛盾的,是守持自身的原子概念的对立面,外化的质与原子概念的“纯本质”直接不同,但这种外化,这种质又是原子必然具有的。2.每一个原子的质的规定也是有矛盾的。原子有体积,但并不具有随便任何体积,只有一些体积上的变化;原子有形状,但形状有限,原子无限;原子的聚集才有重力(重力作为排斥的原因),而不是原子本身有重力。所有原子的质的规定,都是在矛盾中才能够形成。

在下一节还提到了原子的另一个质(和虚空共同拥有的质),即无限。

三、本原和元素

马克思认为,“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只是同一种原子的不同规定。(P47)

伊壁鸠鲁的方法论:把一个概念的不同的规定看作不同的独立的存在。例如,无限,作为虚空的偶然规定,它有三种意义:1、原子和虚空的质;2、原子的众多;3、虚空。然而马克思认为,它虽然只不过是原子和虚空的一个规定,却被独立化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甚至被作为特殊的自然而与那些原则并列,表现着那些原则的规定性。(P48)

马克思认为,最先把规定变成存在的,可能是伊壁鸠鲁的学生。但无疑,伊壁鸠鲁也使用了这种方法。

伊壁鸠鲁以同样的方法区分作为“本原”即原则的原子与作为“元素”即基础的原子:

上节已经谈到,原子具有质的同时,也展现出原子概念本身与原子的外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原子概念本身包含的,也就是说,原子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也正是通过这种矛盾,通过质,原子才获得结构并完成自己。具有质的原子的积聚,就产生出现象世界。但在这种产生中似乎存在一种跳跃,即从概念到物质,从原子到现象,从形式到内容。那么这种跳跃是如何产生的呢?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跳跃,而只是由于对原子概念的不同规定产生的,一个是作为原则的原子“本原”,即纯粹的概念;一个是作为基础的原子“元素”,即完成的原子。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原子的不同规定是什么?以至于可以把它们看作不同的独立存在?

首先,作为原则的原子,即“本原”,是纯粹的概念,也就说,只是形式,没有内容,而纯粹概念的存在,不可能是任何实在的,它也不可能是物质的,它是非存在,也就是虚空,是被毁灭了的自然,是无。

其次,原子作为自然界的本原,必然要产生出自然界,必然要从形式产生出内容,从本质产生出存在,从虚空产生出万物,从无产生出有。这是原子概念自身包含的矛盾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但原子如何能即保持自身的纯粹性,自己的纯本质,又能作为万物的基质呢?一方面是纯粹的原子概念,一方面是物质的、万物的基质。关键就在于原子概念外化为具有质的原子,在成为完成的原子之时,原子也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性,并同时获得内容完成了自己。这个完成了的原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原子概念,不是原子的本质,而成为原子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成为现实的、物质的。这个具有质的物质的、现实的原子,完成了自己,坠落到自然界成为万物的始基,这就是作为基础的原子“元素”。原子的完成就是万物的开始。但是这里的完成和开始已经不是原子,而是“元素”。这就是无中生有,虚空产生万物。自然界的万物花开花落,生生死死,不死的是虚空,不死的是无,原子作为本质的原子,作为纯粹的原子概念,永远存在于虚空中。原子并不在现象领域显现,在现象领域下降为物质的基础的是元素,而非原子。所以,“会死的生命被不死的死亡夺去了。”

第三,作为具有质的完成了的原子——“元素”,它已经成为实体的,虽然作为万物的基础,它永远外在于这个世界。本质外在于现象。世界万物生生死死,但原子(确切地说,是元素)不死,或者说万物死后,成为虚空,成为无(作为原子的一个规定),又回归为原子。

第四,原子作为本质是形式的、不死的、自由的。在现象领域中,在定在中,没有自由。若原子,即抽象的个别性失掉自己的性质,成为物质的,那么就意味着,它不再是原子,它已经成为会死的。会死的,当然是不自由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永生的、不死的,所以上帝才是绝对自由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由一定是本质的、是纯形式的,它只能是脱离了物质的存在,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的还只是“元素”作为始基,作为自然界的本原,但自然界本身到底该如何理解却仍未讨论。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对现象的讨论是从时间入手的。

四、时间

1.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一致认定原子(本质)世界有没有时间。

原因:原子世界是永恒独立的,而如果有时间,原子世界就不再是永恒独立的了。为什么?因为,原子世界有时间,就意味着原子具有时间性。具有时间性就是有开始、有结束,会幻灭,所以原子世界没有时间。

2.德谟克利特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东西。

这个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一旦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东西,作为一个东西,它属于物质世界,而非本质世界。二、物质世界中的时间如同本质世界一样,同样是永恒的。永恒并不仅是本质界,且是现象界的特征。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并不是只有本质世界是永恒的,物质世界中也有永恒的、没有开始没有起源的事物,那就是时间。

由此规定而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这个规定解释了物质世界的变幻问题。物质世界具有时间性,因此物质世界有开始有灭亡,有生有死。

结论之二:当时间进入物质世界,成为永恒的东西,时间也成为实体性的东西。而这是与时间概念相矛盾的。时间作为绝对的时间,作为概念,应当是形式的,而非实体性的。绝对的时间不可能是时间性的东西。把时间概念看做实体性的,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时间概念。

我们假设,德谟克利特同样知道,时间概念不可能是实体性的。那么对于他的这个规定,在马克思看来,就只能理解为时间作为永恒的东西存在于主体的自我意识中。也就是说,时间成为主体的时间意识,在意识中,时间保持为永恒的。但马克思认为,这种理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作为主体的主观意识中的时间,如何和世界本身发生关系。不解决这个问题,时间和现象就仍然是两个东西,而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自然界。而德谟克利特的时间规定显然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3.伊壁鸠鲁把时间规定为现象的绝对形式

“也就是说,时间被规定为偶性的偶性(accidens)。偶性是一般实体的变化。偶性的偶性是作为反映自身变化的变化,是作为变换的变换。现象世界的这种纯粹形式就是时间。”

如果说,实体的偶性是变换,那么这种变换的偶性就是时间。所以时间只是被规定为一种形式,规定为实体的偶性的偶性,而不是把时间本身规定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这样就保证了时间概念的非实体性、形式性。

时间作为现象的绝对形式的规定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自然界和本质的原子世界如何关联这个关键问题。原子世界作为本原,衍生出自然界,那么,从自然界的角度看,它和本质界的关系如何?从原子的质的表述中,我们已经发现,原子概念如何通过外化成为实体性的并最终完成自己,并以“元素”作为自然界的绝对的物质的、无定形的基质,通过原子排斥发生偏斜从而聚合成万物、自然。如果说,从原子到自然界的路已经通畅,那么,自然界如何和原子世界发生关联,自然界如何归于本质界,如何从自然界的角度理解两者的关系却仍然是个问题。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时间规定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通过把时间规定为现象的绝对形式,而且是现象的主动形式,自然界成为本质自然界即原子的“映像”。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从原子概念出发,经过原子概念的外化,原子的排斥使其运动发生偏斜从而组合成自然界。这种组合,是自然界的一种形式,不过是一种被动的形式,也就是说,不是自在的,自然界的现象并不自在(an sich selbst)地表明自身是这样的,是与本质的原子世界相区别的。甚至不如说是一种领受,自然界作为组合,只是从原子世界领受的形式,是本质的原子概念外化的结果。因此它是现象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形式,或者说,不是现象作为现象自在具有的形式。

这种组合形式,也可以理解为空间的组合形式。我们试着从这种形式出发考察原子本质世界和组合的定在(Dasein)之间的关系。从组合的定在的角度看,原子就存在于这种组合的背后,这个定在的背后只能是虚空。虽然到此为止还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虽然我们能理解从原子概念到组合的定在,却不能理解组合的定在如何能转化为虚空。从原子概念的角度看,这种组合是这样一种关系,彼此独立的原子自我封闭,相互之间似乎毫不相干,它们之间只是空间的排列,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不发生关系当然也就不能进入虚空。事实上,这种组合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正确地解释自然界和本质之间的关系,本质原子世界作为自然界的本原就仍然只停留在想象中。

因此,伊壁鸠鲁把现象的被动形式——组合和主动形式——时间区别开来。

时间,作为有限事物的变化,首先把现象和本质区别开来。现象是变动的、流逝的,而本质则是不变的、永恒的。由此,现象也获得了其规定性,也就是说,使现象成为现象,使现象成为会死的。其次,时间作为现象的绝对形式,使现象得以返回本质。现象在时间的变化中,从生到死,会死的现象将自己交给不死的死亡,也就返回到无、永恒、虚空,返回到本质。时间,作为现象的绝对形式,毫不留情地履行着自己的任务,把一切确定的定在都加以抽象、消灭,使其回到永恒中、回到自为存在(Fürsichsein)之中。这样,现象的自然界通过时间的规定进入本质界。

关于自然界

时间作为现象的绝对形式这个规定也使我们对自然界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自然界是本质自然界即原子的映像。因为我们知道,在本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矛盾,即作为原子概念的形式力图保持自身为纯形式,但它的对立面,本身具有的质却不断地促使它的物化,这种内在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本原地存在于本质世界。而根据时间的规定,自然界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是现象的自在存在和作为现象的绝对形式的矛盾。绝对形式的这个绝对,已经规定了,所有的现象概莫能外,只要是现象,就无可避免的在时间中流逝。这种物质和形式之间的矛盾使得自然界成为本质自然界的映像。

第二、现象是本质的异化。或者也可以表述为,本质外化为可以死亡的、也即可以回归本质的、时间性的现象。也正因为现象具有的这种绝对的时间形式,才使得我们可以把现象理解为本质的异化。因为它能够回归为本质,所以我们才可以把外化归于本质。时间永恒地吞噬着现象,这是现象永远不能逃脱的命运,但正因为如此,现象才不是本质而是现象,它依赖于本质,生于本质归于本质,它是非本质的,这是本质给它打上的烙印。

第三、自然界是客观的。时间作为自然的变换的变换,是现象自身的反映,因此,现象自然界正当地是客观的。感性知觉可以感知具体的自然,而对于原子,却只能靠理性来观察。

关于时间

如果说,通过时间我们获得了对自然界的现象的规定性,那么时间自身的规定性呢?我们如何理解时间?马克思认为从伊壁鸠鲁对时间的规定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第一、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但这种抽象形式并不是感性知觉自身拥有的,而是现象世界自身在感性知觉中的反映。因此:

第二、“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die verkörperte Zeit),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也就是说,感性世界通过形体化的时间反映出来,在感性世界中出现的时间已经不是抽象的时间,而是具有形体的时间,获得形体也就是具有物性,成为可感、可触,可以感知的。如果说,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那么感性知觉中的时间已经是具有形体的物质性的时间。就时间而言,它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就感性知觉而言,时间是物质性的时间。在此伊壁鸠鲁的方法被重新启用,时间,因为强调的方面不同,因为其从不同角度看的不同的特性,因而成为连接抽象形式和感性世界的内容的基点。

第三、因而,“时间是自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着的自然的必然性”。时间不再是纯形式的,而成为具有形体的,成为自然。首先,时间存在于自然中,也就是说时间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再次,时间是实体性的,具有形体的,它已经是对象化了的时间。最后,时间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因此,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

五、天象

我们知道,马克思重视伊壁鸠鲁的学说,是认为借用他的学说能够阐明黑格尔说得不甚清楚的地方,就是关于自然的学说。那么如何把原子论与整个关于宇宙天体的学说联系起来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并没有这一特点,并没有把原子学说和关于天象的理论联系起来。

天象:天体和与天体相联系的过程。

伊壁鸠鲁的基本观点:

第一、古希腊关于天体的观念:天只有一个,天体即众神。天是永恒的。

伊壁鸠鲁关于天体的观念:否定天是有福祉的和不可毁灭的(因行动并不与福祉一致,即并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二、对伦理学的科学性的肯定

伊壁鸠鲁认为当时的古希腊对于伦理学的偏见应当摈弃,即研究心灵的宁静和幸福的学问,也就是伦理学并非是“不够彻底、不够精细”的。

第三、绝对的准则

“一切扰乱心灵的宁静、引起危险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不可毁灭的和永恒的自然。”这是一条绝对的准则。(P59)

对于天象的研究,目的是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这个目的和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后的列维纳斯也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

第四、结论

“因为天体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它们并不是永恒的。” (P59)因为天体只是原子的偶然复合,原子的偶然运动才形成了天体,天体的永恒性也就被推翻了。

困难:二律背反

一方面,“天体就是成为现实的原子”。(P60)在天体中,一切构成原子发展的二律背反都解决了,一切必要的规定都实现了。天体已经成为贯彻伊壁鸠鲁的原则的最高存在。但另一方面,如果天体还仅仅是独立的、不可毁灭的自然的实在性,那么他的天体就仍在永恒的本质世界中,他的原子论就还没有给自然奠定不朽的基础。因此,他唯一的意图,就是使天体降到地上的非永恒性中来。

问题的解决

在原子世界里,物质和形式的斗争和现象世界的一样,斗争存在,矛盾存在,但正是在矛盾、斗争中,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才感觉到“它的本性对象化了”,外化为抽象的、物质的形态。在物质形态中,抽象的物质仍然要同抽象的形式做斗争,这种抽象形式就是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在原子世界里,一切都是在对立斗争中,一切也都是抽象的。

而当从原子世界进入到天体时,物质已经同形式和解并成为独立的东西,也就是说,成为一个独立的物质。这样的物质已经获得了个别性、形式性。物质不仅是个别的,而且是具有形式的,那么,这时的物质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个别性,而成为具体的个别性、普遍性了。具体的个别性指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原本对立斗争的形式和内容在物质中已经达成了一致,成为某种稳定性的存在。普遍性指的是抽象的、个别的东西的消亡,这种消亡同时也意味着属于本质世界的特质的消亡,某种永恒的东西的消亡,从而沦落为普遍短暂的、普遍会死的、普遍会生会死的。在伊壁鸠鲁看来,既然天体已经具有了这种特质,失去了抽象、个别的东西而沦为普遍的,那么它当然不会是永恒的。

在上节已经提到,本质世界中偏斜运动的时间中的原子是抽象的、个别的,也就是指抽象的自我意识。而在天体中,抽象的自我意识已经转化为个别的自我意识,这种个别的自我意识在形式和物质统一的存在中蜕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而且是与独立的自然相对立的。也就是说,一切获得和解的物质都是个别的自我意识和自然存在的对立。这实际上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把世界看成是主客对立的,为什么会把物质看成对象化的存在,自然是如何从始基出来的。这正是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

自我意识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自我意识仇视自然,因为正因为它的物质形式的否定,成为自然的、普遍的,才使自我意识失去了其抽象性,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如果这可以称之为堕落的话。

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已经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也就是本质的自我意识,按照抽象的可能性,也就是抽象的想象来消灭那已经独立的、自然的现实性。消灭“已经……的现实性”,实际上就是改变现有的现实性,是一种变革的力量、革命的要求。自然不仅可以以此种方式出现,也可以以别的方式出现,打破原有的成见,一切皆有可能。在这里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后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萌芽。这种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本质的力量。

这种与自我意识敌对的自然的代表天体,当然不会是永恒的,它只会扰乱心灵的宁静。只有“一”才能保持宁静,宁静只能是“一”,而不是“多”。保持为“一”就是保持为自身,也就是获得自身的同一。只有保持为自身同一,才能获得宁静。而显然,在天体中,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依其本性对象化为自然,而且这种自然还获得了独立性、获得了普遍性,与自我意识相对立。与此同时,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就被打破了,自我意识的宁静也就无法获得。

这种心灵的宁静并不是不思不想,纯粹的不动,相反,它是一种积极的运动,一种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想象。它是绝对的,更是自由的。只有这种积极的、自由的运动才能把自我意识保持在自己的抽象的本质之中。尼采认为这不仅是一种量上的无限可能性,更是一种质上的无比强大,是一种强力意志。

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P62-3)


陈人江的研读笔记

本笔记对全集第一卷第二版中马克思从1842年5月至1843年为《莱茵报》所撰写的34篇政论文章进行了分析。这一时期正值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编辑职务,他直接、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现实政治问题讨论,这些政论文不仅可以看作反封建专制的战斗的檄文,更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学说的最早的表现形态,为他今后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这些文章根据主要内容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三类,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对象:1.争取资产阶级的一般政治自由(主要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例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2.对普鲁士封建等级的国家制度的批判,例如《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3.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批判与斗争,例如《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答“邻”报的告密》等。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著作体现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倾向,他支持资产阶级的一般政治自由。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以极其尖锐、犀利的笔调批判了压制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指出“追究思想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从而揭露普鲁士国家制度与广大人民利益的对立。在《〈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中,马克思更鲜明地提出不能用法律来对思想进行审判,不同的思想和言论都具有平等的存在权利。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则发展了他的观点,不再从抽象自由出发,而是从具体的政治观点出发,从对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分析出发来看待新闻出版自由了,并指出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实行新闻出版自由,而在于要保障新闻出版自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报刊,即进步的人民报刊存在的伟大意义,认为人民报刊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它是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重要工具,不能因为年轻的人民报刊偏激和不成熟就对其进行压制,并多次阐明要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就离不开自由报刊参与的观点。这些观点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都有所体现。马克思关于新闻、言论自由的思想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保障新闻媒体的人民性,并有效发挥新闻媒体对社会管理的舆论监督作用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马克思还不遗余力地揭露了普鲁士专制的国家制度的不合理性。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各阶级在林木盗窃立法问题上利益关系的分析,探讨了国家和法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指出普鲁士贵族阶级的利益不仅与贫苦的劳动阶级相对立,也与作为普遍利益代表的国家相对立,揭露了普鲁士法律是维护贵族阶级私人利益的工具的实质。尽管马克思当时的国家观还具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抽象国家观的影子,但他已经意识到,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私有者维护自身私有财产的自私观念,已经使国家制度沦为他们的工具。在《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等文章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封建土地贵族统治的等级代表制,指出等级代表制不能代表社会广大阶级,而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还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实行新的政治制度作为替代,同时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维护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进步原则。显然,这些主张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但它超越了资产阶级狭隘的政治自由层面,指向了更激进的一切公民的民主平等权利。而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调查分析了摩泽尔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指出这一地区普遍的贫困与管理机构之间具有很大的关系,并从中较为详细地剖析了普鲁士官僚制度的弊端,认为官僚等级制的管理原则把国家的利益缩小为特殊的私人利益,把人民看作是被动、消极和不自觉的管理对象,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也造成了现实与管理机构的矛盾。这一对官僚等级制不合理性的深刻洞察即使在反思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管理制度上依然具有参考价值。马克思还阐明了研究社会生活与国家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必须从整体上把握隐藏在社会生活背后的“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这样一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今天我们做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研究无疑还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我们也似乎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思想萌芽。

马克思不仅严厉批判了普鲁士专制制度,对抱有资产阶级一般政治自由要求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他批判激进自由派脱离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一味沉溺于空谈,企图通过抽象、绝对的否定来改变现存政治制度,主张采取灵活的策略,理性地估量一切社会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制度条件,在现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联系具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例如,在《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中,他巧妙地把官方的伪自由主义许诺变成了对新闻出版自由和《莱茵报》存在合法性的辩护和捍卫。在《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中,他则利用现行的法律条文逐条批驳了当局妄图查禁《莱茵报》而提出的借口。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揭露了自由派的虚伪和懦弱,批判他们反封建专制斗争的不彻底性。例如在《答“邻”报的告密》、《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等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对自由派报刊为虎作伥,甘愿为专制政府的倒行逆施辩护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批驳了该报呼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反动主张,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只要求自己阶级的狭隘自由而恐惧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普遍自由,并为此不惜向专制政府献媚,不敢动摇宗教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基础的虚伪嘴脸,并大声倡导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具有干预现实生活的权利。这也是马克思对革命的英勇无畏的呼唤。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马克思谴责历史法学派及其创始人胡果在怀疑主义的外衣下为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的反动企图,指出自称是康德学生的胡果实际上是康德自由主义哲学的叛徒,“如果说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尽管马克思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持保留态度,但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端污蔑和错误批判,认为对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能根据肤浅、片刻的想象去批判,而应该对其进行长久深入的研究,辨证地对待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看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相对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进步意义,因此他支持自由主义的要求,以利用这些要求把革命向更高阶段推进。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中,他认为,拥护1833年确立的具有温和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的反对派,“同那些硬把1833年拖回到1819年去的反动派相比较,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但同时也指出,“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任务,既不是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律。它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我们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当前同样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如何甄别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派别,并与之进行斗争,起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和思想教育作用,以团结大多数,反对主要的资产阶级敌人,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艰巨的时代任务,在这方面,马克思这种把灵活的策略与坚定的原则完美结合起来的斗争方式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余斌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扉页上称赞他后来的岳父说:“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认为马克思是以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左派分子的观点写作的这篇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相当客观地比较了两位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其中前者是唯心主义者,后者是唯物主义者。而这两者的自然哲学一度被人们误以为是同样的。马克思通过区分这两者的自然哲学的不同,向我们展示了唯心主义者唯物的一面和唯物主义者唯心的一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后来从唯心主义那里汲取合理的成份发展出辩证唯物主义,加深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例如,在马克思看来,在唯心主义者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则是不在现象中表现的,它始终是没有现实性和处于存在之外的,但是,他认为感性知觉的世界是实在的和富有内容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主观的假象,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脱离原则而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现实性;同时作为唯一实在的客体,它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德谟克利特被迫进行经验的观察。他不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相反,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则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他“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于是,“德谟克利特感觉到必须走遍世界各地,而伊壁鸠鲁却只有两三次离开他在雅典的花园到伊奥尼亚去,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访友。”令人惊讶的是,伊壁鸠鲁得出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但被后世的伽利略实证了的结论:“一切原子,虽然其体积和重力不同,但是运动的速度却是相同的。”然而,由于忽视实践的检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不得不带有唯心主义的成份,这才使得他的自然哲学与会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会被人混为一谈。这篇论文为马克思今后吸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各自的优点,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提到一个后来曾被广泛引用甚至被拿来支持自私自利的观点,即“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马克思的完整的句子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马克思用“贪杯过度”来讽刺“这些聪明人对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糊里糊涂地跌破自己的脑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只有“细小的”利益的心理学反映到西方经济学中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哪怕只多出一分钱,并把它作为企业决策的唯一目标,以至于当一个名叫纳斯德的经济学者于1946年发表文章,指出他曾遍问美国波士顿运输公司的主事人发觉他们往往不管“争取最高利润”为何物时,张五常反而认为此人是在谬论中过日子。但是,尽管著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弗里德曼声称,“由于损失钱财的公司最终会倒闭,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的假设被证明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预测和解释公司行为的方法。”但是,资本家并不会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因为,利润的最大化往往意味着风险的最大化,而一个总是追求风险最大化的企业才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对于君主立宪制的鼓吹,否定了这一政治体制的哲学基础,同时还揭露了立法权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我注意到,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把“国家的不同的方面”规定为“各种不同的权力”时指出,“‘国家的不同的方面就是各种不同的权力’这一命题是经验的真理,不能冒充哲学上的发现。这一命题也决不能像结论一样从先前的思想过程中产生出来。”这使我意识到经验的真理是不能算作学术上的发现的。在当前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问题上,那些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监管不严造成的研究是谈不上学术研究的。实际上自马克思那个时代起监管不严就一直是金融界的老问题。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是应当致力于如何才能加强监管,解决这个数百年的老大难问题;二是从先前的思想过程中分析一下,加强了监管是否可能,以及加强监督能否避免金融危机,引起金融危机的非经验性的真理是什么。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还分析了官僚主义的特征,对于我们今天克服官僚主义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从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还没有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论述官僚主义的文章与西方官僚制学者韦伯等人的文章放在一起加以综述和评论的文章,值得有兴趣的同仁作为今后的选题方向。在这篇重要的文献中,马克思还涉及到当前一些时髦的名词如:路径依赖、产权等所对应的内容,以及政治腐败与私有财产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相关问题的同仁引用这篇文献。

在马克思为这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验证了这一点,但还是非常不够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书的作者提到被美国暗害了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巴拿马的前总统既反对美国,但也不提倡共产主义。目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们更倾向于现代西方的种种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强调吸引年轻人的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今天还在研读马恩全集,可见此前我们对于理论的掌握或者反过来说理论掌握我们都还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彻底的,但是,我们自己还需要接触它以便被说服,进而去说服别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掌握群众,进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我们的研读会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导言中,马克思对于当时德国社会的分析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具有反面的借鉴意义。马克思指出,“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目前中国的资产者等级(是否形成了资产阶级有待进一步研究)通过其代理人提出了零八宪章等等正是在要求对中国社会的普遍统治,尽管他们本身集中了社会的主要缺点,但他们同样需要另外一个等级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正如美国政府在苏联解体后要制造一个恐怖主义者等级一样)。而他们选中的这个等级就是公务员等级。因此,他们的宣传策略就是不断地宣扬这个等级存在的一些罪恶现象,比如贪污腐败、比如垄断暴利、比如奢侈专横等等。当前中国社会要反对资产者等级对社会的普遍统治,中国领导层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级政府就要坚决反对腐败;就要将自然垄断所必然产生的超额利润用于改善民生,而不是以股份制形式在国有控股的名义下分配到大资产者甚至外国资产者的手中;就要在提高公务员待遇的同时提高社会其他中低层人员的待遇,不要使得公务员本来并不高的待遇显得高不可攀;就要减少公务员的职务消费,推进针对普通民众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而不仅仅是关注招商引资只为资产者等级提供服务。只要做到了这几点,中国的资产者等级就无法有效地煽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就无法破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摘自“德法年鉴”的马克思致卢格的第二封书信中,马克思提到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曾企图改变国家制度,并解释了失败的原因。尽管在这里,没有详细提到威廉四世的这个改革过程,但是,我相信中国的百日维新具有与这个改革同样的性质,而它们除了细节上的差别外,失败的根本原因应当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如果能够引用这封书信的原理来比较研究中国的那段历史和普鲁士的有关历史将是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普适性的一个验证。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在批驳布鲁诺·鲍威尔否定德国犹太人要求解放的说法的同时,分析了国家、宗教以及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他指出,“人对于宗教的政治上的超越,具有一般政治上的超越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例如,像北美很多州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国家作为国家就废除了私有财产,人就宣布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已被废除。……尽管如此,但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国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

的确,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但是高昂的选举成本恰恰使得私有财产在选举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当选者必然代表私有财产的利益。我在回答《神州》杂志关于对提高北京各级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中的女性比例和领导班子中女干部的比例的看法时指出,领导干部应当由“德、能、勤、绩、廉”之优胜者居之,而不应当由其性别、党派和民族来决定。而就人代会的代表而言,就必须要考虑性别、民族、党派、信仰、收入水平等因素,按比例分配,以保证各种性别、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这是因为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不是少数精英的国家,精英们有其自身的利益,但他们必须在社会全体公众包括女性的监督下行政和司法,以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扩大其自身的利益而侵害其它社会阶层的利益。在我看来,按比例产生的代表无须是社会精英,只要他/她是他/她那个阶层的典型代表就行,在我国有很多文盲的情况下,人民代表中就应当有相应比例的文盲,这是因为只有文盲,才知道表达文盲们所特有的利益诉求。从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来看,我的这个设想,在人大代表层面废除了国家的普遍性,而在行政和司法层面维持了国家的普遍性,或许有助于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目标。当然,能否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能随口说说,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无疑是研究的指南。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分析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的含义,指出,“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公民就成了自私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还要低于他作为私人个体所处的领域”。这种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最后,当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的时候,则进一步将犹太问题与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马克思指出,犹太的世俗基础是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而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即掌握金钱势力解放了自己。这是因为,金钱已经成了世界势力,“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例如,“在北美,犹太对基督教界的实际统治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完备的表现:福音传道本身,基督教传教士的职位,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也开始传起教来,发了财的传教士也做起了投机买卖。”这或许也是当今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最发达的自私自利的美国社会倾力支持以色列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一方面,“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曾有人提出,在古代,也有犹太人进入中国,但他们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被排斥和形成族群,而是融化在宽容的中华文化之中。但是,同样宽容的中华文化仍然保留了丰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为何就没有保留下一个犹太族呢?现在看来,这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大大限制了做生意的前提。


新版第一卷没有收录恩格斯的作品,而在旧版第一卷中则收录了恩格斯的几篇重要著作。与马克思的作品形成差别的是,恩格斯的作品分析理论的少,介绍和评价现实情况的多,这就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与今天中国的和世界的社会形态进行对比,并对理论进行验证提供了方便。

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因此,如果当今世界存在普世价值的话,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就应当是共产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区分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与政治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应当是我们今天用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平等(即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即便存在也只是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理论武器。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介绍了几位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先驱们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今天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他提到,德国共和主义者白尔尼认为才能不该给以报酬,而应看做先天的优越条件;因此为了恢复平等,必须从有才能的人应得的产品中间扣除一部分。相反,今天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强调以企业家才能来给企业管理层付报酬。再例如,他提到,“傅立叶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这种情形从来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没有必要像现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们活动,只要给人们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接着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而,今天的中国学者在谈到最近法国大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却还在拾西方经济学的牙慧,胡说什么“法国经济存在诸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高福利导致一些人不愿上班,经济活力不足。”看来,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也有必要从这些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先驱们的作品那里汲取一些有益的理论营养,以驳斥当前一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甚至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传教士的一项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的宣言,由于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也可以用来反对今天的基督教资本主义: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末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马克思从此和恩格斯结成了亲密的战友。在这篇作品中,恩格斯批判了重商主义学说和以亚当·斯密的“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深入分析了私有制带有完全敌对性质的冲突问题,指出“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敌对关系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的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的野兽又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前进一步(即使家庭解体)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于是它自己的心爱的发明即工厂制度就来帮助它达到这个目的。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财产的家庭共有制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英国这种家庭共有制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一到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小客栈,交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这段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家庭文明与现代西方家庭文明出现差异的原因,如强调小孩的独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漠视对父母的赡养等。而在张五常和陈志武等人看来,中国传统的财产共有制的家庭文明是一种家庭奴隶制,子女们或者是父母的奴隶或者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对于这种谬论我已在《经济学的童话》一书中进行了批驳。当然,中国传统的封建家庭并不值得过多的夸耀,而西方已经崩溃了的家庭文明,则蕴含着建立新型的家庭文明的契机。人类社会的家庭文明如何发展,的确值得加以研究。

在这篇作品中,恩格斯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这段话曾经被人用来改造劳动价值理论,企图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结合起来。但是,恩格斯这样定义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私有制。这是因为,“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骗。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的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

在这篇否定私有制的巨著中,恩格斯还提到了竞争和垄断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到了“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提到了竞争带给劳动者的种种苦难。其中对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分析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具有效力,仍然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到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有人认为,恩格斯对于竞争的批评更多地是基于道义的立场,而没有看到竞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且不谈竞争到底对于生产力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决不能因为生产力而忘了人。

2007年1月25日勒博维茨在委内瑞拉版的《现在就建设》一书发行会上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我认为历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所扭曲。这种扭曲忘记了人,只强调生产力。我认为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论是永远不可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牺牲了他的健康、幸福以及家庭来写《资本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一直强调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战斗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那么我的要点是什么呢?是强调发展一个新常识的重要性。这个常识认识到人类应为满足需求而进行共同生产。不认同这个常识而单方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就会导致失败。”

在欣慰地看到委内瑞拉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观点的同时,我也感到了一些压力。相比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行,我们的理论研究条件应当是更好一些的。然而,我们的研究成果与我们的研究条件相比还是显得不足的。


最后我谈一谈恩格斯写的三篇《英国状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副标题分别是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十八世纪和英国宪法。

在第一篇文章中,在评论了整个“有身分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卡莱尔描写的英国状况之后,恩格斯提到“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这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体现出发展,其研究成果不仅要是发展的结论而且是下一步发展的前提,这或许是我们今天在理论研究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

在第二篇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风平浪静之下的英国社会革命,“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们的关系被彻底歪曲;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隶制(这是一种最完善、最发达而普遍的买卖制度)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加违反人性和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粗野。”这个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当时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对于当前中国的物权法以及物权法出台前的争论,我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如果物权法体现的是财产、物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那么这个物权法就的确是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的。

在第三篇文章中,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当时英国的法律体系、选举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结构。可以说,这些一百多年前的内容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美国的法律体系、选举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结构还是完全适用的。恩格斯不仅透过分析揭示出在英国的王权和贵族表面风光的背后,真正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级;还揭示了这种法律体系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肆无忌惮地虐待穷人和庇护富人。其中关于陪审制度的分析要比后来托尔斯泰通过《复活》所揭露的要深刻得多。而英美法系的这些弊端在这今天却被当今中国的法学界作为该法系的优点向中国人民鼓吹着。有意思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恩格斯关于全部英国宪法和一切立宪主义的下面这段话中的“英国宪法”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宪主义”换成“西方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全部英国宪法和一切立宪主义的舆论无非是一个弥天大谎,当它的真正本质有时在某些地方暴露得过于明显的时候,就不断地用无数的小谎言来弥补和掩盖。甚至当人们开始了解到这一套全是谎言和虚构的时候,还是紧紧地抱住它,而且抱得比任何时候都紧,唯恐这些空话、这些拼凑在一起的毫无意义的字母失散了,因为这些空话就是世界的基石,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和人类就会陷入纷乱的黑暗中!

通过大量的揭露和分析,恩格斯在这里顺理成章地发展出如下结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因此这个阶段只是一个过渡,只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需要加以试验,但从其中马上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素,一种超出现行政治范围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原理部主任胡乐明的发言

胡乐明教授指出,原理部的研究人员读原著、研究原理不仅是职责和使命,也是义务。希望这样的经典研读会能坚持下去。

在发言中,胡乐明首先提出了研读《马恩全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读什么的问题。读什么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并不是拿到一本书从头到尾读下去就是最好的选择,比如不同学科的人对内容的选择就会不同。第二,如何读的问题。他认为今天发言的三个人读书的方式就有较大差异,应当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文本考证式地读还是内容归纳式地读,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下去读,还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去读;是带着问题去读还是从读中发现问题等,不同的读法可能结果和收获都会不同。第三,研读不应只停留在文本,同时也应了解文本在国际、国内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焦点问题等。

其次,胡乐明还就研读中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马恩全集》研读要注重不同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交流、碰撞,发掘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可能性。第二,对每一卷中有关问题的研读,应尽可能地把其他论著里的有关论述集中、统一起来,尽可能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脉络。

最后,胡乐明还提出,要把对《马恩全集》的研读转化为有影响的成果当作研读会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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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2期



第2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3月19日在马研院4号楼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室《马恩全集》第2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彭五堂和余斌。会议由余斌主持。

彭五堂首先就全集第二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做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余斌介绍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的主要内容并谈了读书心得。报告过程中和报告之后,大家围绕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期报告内容包括两个发言人的研读笔记以及大家的讨论发言。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1.马恩写作《神圣家族》的历史背景

《神圣家族》是马恩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全称是《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时间是在1844年9月至11月。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德国,专门绕道巴黎,与马克思见面。这是二人的第二次见面。恩格斯在巴黎呆了十天,这段时间二人就许多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发现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二人立场都完全一致。恩格斯后来回忆到:“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这次“共同工作”的成果就是《神圣家族》。

马恩写作《神圣家族》的目的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1843年12月,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沙洛顿堡创办了《文学总汇报》,每月一期。截至1844年8月底,马克思陆续收到了该报的前8期,《神圣家族》就是针对这前8期的内容而进行批判的。《文学总汇报》宣扬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宣称世界历史进程中唯一积极因素是他们的理论活动,并称这种活动为“批判的批判”。他们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认为纯粹的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坚持敌视人民群众的唯心史观,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把群众说成是“非批判的”、是消极被动的“群氓”。《神圣家族》从理论上彻底批判这种思辨唯心主义的思潮,书中的“神圣家族”是对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谑称,讽喻鲍威尔像耶稣,他的伙伴们像耶稣的门徒,讽刺他们的自命不凡。这个神圣家族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专门从事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

《神圣家族》全书共9章,第一章批判赖哈特,第二章批判茹尔·法赫尔,第三章批判荣格尼茨,第四章批判埃德加尔·鲍威尔,第五章批判施里加,第六章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其中第1、2、3章,第4章的前两个部分以及第6章第2部分的第1个问题是恩格斯写的,其余部分是马克思写的。从篇幅上看,该书90%的篇幅是马克思写的,全书的精华也在马克思所写的部分中。

2. 《神圣家族》的主要内容

第一,对私有制的批判。在批判埃德加尔对蒲鲁东学说的歪曲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蒲鲁东《什么是财产》一书的贡献,指出蒲鲁东第一次对私有制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他写到:“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到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且正如萨伊所坦率承认的,甚至被当做只是‘偶然’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事实。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把私有制作为研究的前提而造成的自相矛盾。他指出:“把私有制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观念,因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像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在商业和其他一切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攻击资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攻击银行家,西蒙·德·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资本家。所以经济学家们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攻击某种特殊的损人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这个矛盾中徘徊不已。”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私有制与贫富对立或阶级对立的关系,指出私有制是社会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根源,只要私有制存在,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就不可避免。他写到:“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接着,马克思用异化理论对阶级分裂和阶级对立作了进一步分析,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无法揭示私有制产生和演变的经济社会根源,而只能从人性和伦理道德的视角揭露私有制造成的人的非人化。他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中,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并预言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私有制的历史走向,即无产阶级通过消灭私有制而解放自己。他写到:

“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第二,驳斥鲍威尔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鲍威尔极力贬低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他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针对鲍威尔的观点,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任何社会运动,只有当它顺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才有可能成功。他指出:“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鲍威尔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人化的历史的观念。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针对鲍威尔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观念,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实际利益。“‘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

3.简评

从实际利益和利益冲突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的结构和演变路径,是马克思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核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起点。1842年马克思到《莱茵报》当编辑后,不断遇到现实状况与黑格尔理论相冲突的情况,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对摩塞尔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的报道等。现实与理论的矛盾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和国家理论产生怀疑,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通过学习和批判地吸收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从中既可以看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些萌芽,也可以看到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踪迹。如马克思批判了私有制,看到了私有制造成人类分裂和对立,并从中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他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他还无法揭示私有制产生的生产力根源。

余斌的研读笔记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所写的一部伟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恩格斯想把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苦难、斗争、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当时的德国民众,进而把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尽管有人质疑,“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是,我们的确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后来的世界上其它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这部作品是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所写,为此,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从而也为我们今天的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

顺带提一句,关于调研资料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其中的事例是孤证,还是具有普遍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扩大调查范围,列举更多的同样的事例;另一个是分析现实性背后的合理性。黑格尔曾提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出调研事例背后的合理性,那么,当这种合理性在其他地方或其他时代出现时,类似的事例就会出现。而要使得同类事例不再出现,就必须使以往的合理性,不再成为合理性。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实际上,当时英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些小手法比如实物工资制等在今天中国的私营企业中仍然存在,尽管中国的这些私营企业主中几乎不会有人读过恩格斯的这篇文献。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提到的工人运动也将会中国的未来出现。因此,关注中国未来的学者都应当来关注一下这篇文献。

在导言中,恩格斯简要地介绍了从纺纱织布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历程。在使用机器以前,英国的纺纱织布的工人们“还不是无产者”,他们“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而且,“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因此,这种生活“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由于纱的产量大增,就需要更多的织布工人,“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块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无产者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而工业的发展在继续,“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把它们加以改造或者换成新的;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今天有些人在那里空谈地争论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或许有人认为,个体纺工可以联合起来像工厂那样使用机器,但是,首先,如果没有工厂制度作为竞争中的优胜者成为榜样,个体纺工是不可能像工厂那样联合的。其次,在描述其他劳动部门的情况时,恩格斯提到了一种称为民主工业的现象。小师傅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然而,这种民主工业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劳动雇佣资本是不可能战胜资本雇佣劳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制无法战胜私有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主动创新在企业的竞争力中越来越重要。如果公有制能够尊重并充分发挥和利用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其竞争力将是私有制所不可比拟的。而且在私有制下,一个企业的成功会造成众多企业的破产,而公有制则能够避免社会资源的这种巨大浪费。

恩格斯指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这大概就是现代所谓人力资本的由来。而马克思后来的研究则表明工人实际上是一种商品而不是资本。实际上,恩格斯稍后也指出,工人“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

恩格斯谈到工厂城市的形成时指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今天产业集聚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提前一百多年驳斥了张五常的如下观点:“你到我的工厂工作,因为工厂在邻近能使你节省交通费用,工厂位置的话事权在我手,我给你的交通方便你要给我钱,或减少我给你的薪酬。”按照张五常的这个说法,中国工人就只好倒贴钱给远道而来的美国资本家打工了。

关于大城市,恩格斯指出,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将饥饿致死和因饥饿导致身体虚弱而引起的病死称为“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其实,今天穷人看不起病也是一种“社会的谋杀”。当然,恩格斯也承认,“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谁也不能。”一百多年后张维迎却拾西方经济学家的牙秽(连牙慧也不如)说什么,“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

接下来,恩格斯描述了“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其状况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能够见到。其中,关于假货和份量不足,他是这样说的:“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贩。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掺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英国工人不仅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今天,安徽阜阳假奶粉案的受害者也是低收入的家庭。王海式的打假原本是最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的打假,但却受到中国法院的阻止。只是在假货的危害过于明显时才会受到一些制裁,而中国小商人的尺和秤也常常不合规定。

对于当时英国工人的不幸,恩格斯认为,其原因在于竞争。“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其中,“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除了竞争这种因素外,还有一个被恩格斯归入竞争之中的原因则需要单独指出来:“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实际上,如果无产者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是生活资料),那么不存在劳动雇佣资本的问题,只存在劳动者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的问题。如果无产者是无助的,那么只可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是因为,后者意味着无产者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而资产阶级决不允许这样来革自己的命。

接下来,恩格斯分析了什么是最低工资、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可以说是提出了工资理论的基本原理,相比西方经济学以供求均衡来确定工资要深刻得多。恩格斯甚至还指出,那些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的工作岗位的平均工资较高是为了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这种分析无疑也是优于今天的人力资本理论的。为了说明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恩格斯描述了,在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商业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商业危机和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说明英国产业工人所面临的竞争,恩格斯还分析了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移民的原因和后果。在这里,恩格斯提到,由于工人看不起病,“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当时,英国有许多的类似当前中国保健品的特许专卖药,“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恩格斯还提到,由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对婴孩的照顾自然就不周了。然而这不仅是对婴孩的照顾问题,还是女人自己的健康问题。中国人所说的月子病,在西方妇女身上同样会出现。而今天的美国妇女到现在也是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公司上班,如果她还需要工作的话。

接下来,恩格斯“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在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的糟糕做法之后,他指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在今天中国农村的孩子已经开始放弃大学梦之后,中国底层民众的教育现状如何,也的确值得我们就恩格斯的分析进行对比研究。

在分析了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之后,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今天的中国学者无端端地指责所谓的“仇富”心态,而完全没有注意到人们首先仇的是“穷”,然后才是仇造成这种“穷”的“富”。这种憎恨、这种愤怒“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

与今天的月光族相比,恩格斯提到储蓄对工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有人用有恒产者有恒心来鼓吹私有制,但是,既然在私有制下工人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那么只有公有制才能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

恩格斯引用了当时的半资产者的论述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如果说上世纪西方的性解放还需要制造舆论来辩护的话,那么当时的工厂制度已经使性解放成为工人阶级中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这种成正比的数量关系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犯罪经济学的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供那些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引入数学工具的学者去进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大城市还有它的另一面,当时的十足的资产者已经发现,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团结,并给贫民以力量。而且尽管当时工人的生活使人堕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

恩格斯接下来分部门分析了英国工人的状况。恩格斯指出,“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共产党员哈拉比先生初次到中国时惊讶地发现中国致力于提高生产力,而美国工会则反对提高生产力。因为,在美国,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工人的失业和贫困。而在当时的中国,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因而,“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

西方经济学认为,只要工资够低,就不存在失业问题,而不论这点工资能不能养活工人。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充分就业仍然会有5%左右的失业率。而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讨论这5%的失业人口如何生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产生相对过剩的人口。这意味着机器生产不足以吸纳足够的工人。那么,多余的工人如何生活呢?恩格斯指出,与机器织业相比,“手织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因此,“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而这一点却反过来被资产阶级用来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张维迎也拾西方经济学家的牙秽声称,工人之所以进工厂受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双赢”,不能称为“受剥削”,这是因为工人在工厂中得到的比他在工厂之外得到的多。然而,恩格斯指出,这是“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这种诡辩技巧在今天中国的另一个例子是:有人要求,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四万亿投资要顾及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贡献了75%的就业岗位。但是,民营企业在“今天”之所以能“贡献”这么多岗位,就是因为“昨天”私有化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合理的逻辑应当是拿这四万亿投资重新开办国有企业,增加国有企业的就业岗位,让政府的钱用于更多的人,用于更公共的地方,而不是资助少数资本家。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醒我们,在某些行业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既有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生产,也有因为厂主舍不得而仍然使用旧式机器进行的生产。在不同的方式下,尤其是在后一方式下,因为厂主不愿意受到损失,工人受到的剥削程度不同。比较优势原理在这里并不适用。

接下来,恩格斯详细解释了工厂制度对工人家庭的破坏,而这些现象在陈志武的笔下则被称做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功劳,所谓发达国家的工人不用养儿防老,他们是为了爱孩子才生孩子的。尽管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但他并不认可由于资本家雇佣廉价的妇女、儿童来排斥成年男工,而导致的“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的家庭关系的变化。

在谈到工厂奴隶制时,恩格斯指出,“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就曾经看到在重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刚刚成为原国有企业老板的暴发户就立即让人强行把原国有企业的美丽女工往自己的办公室里拖。这就是那些鼓吹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所要求明晰的产权。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地方,人权和产权就是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所有权和奴役权。

谈到儿童劳动时,恩格斯指出,“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对于工厂里的工伤事故,恩格斯则指出,“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赡养他的家庭。”恩格斯的这一要求对于一百多年后与时俱进的今天的中国来说,还是没有能够做到的。这无疑是今后中国立法机构必须努力的方向。

接下来,恩格斯谈到了英国工厂法的出台经过,在谈到工人要求十小时工作法案时,恩格斯提到了厂主们反对这个法案的理由即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等等。而恩格斯对此的评论则是,“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恩格斯还指出,厂主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今天,中国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也遭遇几乎同样理由的反对,只不过经济学家和媒体人士替代资本家承接了工人对他们的憎恨。要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消除这种憎恨,而除了坚决执行相关法律和制度外,没有别的办法。

恩格斯指出,“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在这里,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的民族特征在英国工人身上“消失”了。突破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在工人阶级身上比在资产者身上体现的更早,而工人阶级的“普世价值”就是“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

在经历了偷窃、砸碎机器等消极、孤立的反抗阶段后,英国工人利用当时的法律组建工会进行罢工。恩格斯指出,“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不过,理论家的抗议也是有必要的,它有同样有助于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也不应强求理论家的抗议方式与工人的抗议方式一样。

尽管罢工没有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把它当作全世界无产者的核心价值来指出的。而资产阶级则无疑要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来对抗无产者的联合。既然自由竞争尤其是工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那么,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将这种“自由”鼓吹为“普世价值”也就是必然的了。一味反对“普世价值”这个名词,实际上无助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好的办法应当是以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对抗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要敢于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动出击,而不只是被动地防守。

在论述英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恩格斯顺带提到了“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他指出,“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接下来,恩格斯介绍了当时英国的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如何用降低工资等方法迫使工人罢工以便逼使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去火中取栗等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恩格斯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今天的中国也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民间科学家,这些人在学术上或许很不成熟,但是这种研究精神要鼓励而不是打击。

在“矿业无产阶级”这一章中,恩格斯揭示了当时英国煤矿频发事故,并指出英国“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毫不犹豫地把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相比之下,张维迎却认为,当今中国的私人煤窑出现矿难的原因是因为煤矿的所有权不归矿主所有或承租期太短,所以矿主不采取安全措施。但是,当年英国矿主并不存在所有权和承租期方面的问题,不也同样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吗?当时的英国曾经通过一个法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用儿童。然而这个法案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因此,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某个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法的事实。同样地,中国劳动法对工作时间进行了规定,但是中国政府也没有任命视察这个法律执行情况的视察员,从而在这个法律在许多地方也是一纸空文。曾经有中国的私企管理者在电视台提到他们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所以比法国企业有竞争优势时,也是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反当时中国劳动法的事实。

在“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章中,恩格斯提到了社会救济的一个结果:“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前段时间有人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是,这种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割裂开的说法完全违背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指出了这种说法的必然后果就是再分配的公平将被初次分配的效率的反向调节所抵消。社会福利越多,工人的工资越低,从而需要更多的福利。这大概是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维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福利的最终受益者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显然,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就注重公平,然而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人的工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会是什么后果呢?一是工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会被作为社会福利税被政府拿走。二是,物价也会大大提高,实际上北欧福利国家的物价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就居于高位。

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这一章,恩格斯谈到现代“有限政府”和“小政府”的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而在法律方面,“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相反,“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警察如此对待穷人也不能完全算是不依法办事,只不过,警察和“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

在这里,恩格斯还揭露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要求被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来的“过剩人口”饿死,并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对待无产阶级的工具。对于这样的人口论,我们是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一个通常的学说甚至是错误的学说来对待的,至少应当与侵华日军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相提并论。

在这篇文献的最后,恩格斯指出,“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尽管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太晚了!”但在这里还是表露出了他对“和平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抱有幻想。只不过,无产阶级取得反抗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后,则应当减少针对个人的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保持阶级警惕,而不必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而要以消除造成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系为纲。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这篇文献中,恩格斯提到了,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就行。而且到处都出现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协会的活动。遗憾的是,恩格斯没有详细指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在德国而不是在英国最早出现了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

18452815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发表了演说。他在8日的演说中分析了“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他指出,厂主凭猜测进行生产,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价格水平包括了一切信息,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水平的波动来达到生产和消费的完美协调。

与自由竞争相比,恩格斯描绘了共产主义的愿景,并举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的优点的例子。在这里,他提到,“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而这种社会战争状态恰恰就是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无法做到在改善一些人的境遇时不损害到其他人。显然,在这种状态下,除非一个人不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否则他就必然损害到其他人而成为其他人的敌人,同时其他人也是他的敌人。恩格斯还指出,当共产主义社会遇到反对它的战争时,其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这句关于人民战争的话在上个世纪中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恩格斯谈了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第三个措施是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增。恩格斯指出,“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于这三个措施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平实施的,因而也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对于今天的中国解决教育、失业和税收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在15日的演说中,恩格斯详细分析了德国可能采取的三种不同的关税制度即完全的自由贸易、高额的保护关税和当时中庸的关税制度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无论采用哪种关税制度,社会革命将是必然的后果。这里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世界贸易中的关税问题不无启发。

《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恩格斯揭露萨克森亲王约翰让士兵把群众赶向官邸的大门,然后以此为借口,命令士兵向群众开枪。然后,恩格斯指出,德国的革命行动将从工人当中开始,尽管在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的共和主义者以至共产主义者。

《德国状况》一文中,恩格斯简短地叙述了法国革命对德国的影响。他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但是,由于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而“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

恩格斯认为,德国应当感谢拿破仑,而他并不准备在拿破仑做皇帝这件事情上责备拿破仑。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恩格斯认为,拿破仑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这种错误,我们在前苏联领导人身上也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也企图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与资本主义国家妥协,力图在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声誉。作为苏维埃的领导人,他降低到了其他总统的水平,结果正统的总统们便把他踢出了自己的圈子。他的后继者: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捷夫也没能加入这个圈子。

接下来,恩格斯分析了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各国的状况,尤其是德国的状况,指出“德国完全被欺骗了”。在这里,他谈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慷慨,那就是“起初以援助的形式给你一个礼物,而后来却以利润的形式从你那里拿走比礼物大6倍的东西。”当今中国在达赖问题上也是一再被德国和法国来回地欺骗,值得我们反思。

恩格斯在这里还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一文中,恩格斯指出,“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只有他们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则是要首先了解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获得的成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表明自己能够在与时俱进方面做些什么。

关于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1792922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大会的报道中,恩格斯提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对抗也可以视为两种价值体系,甚至两种“普世价值”之间的对抗。恩格斯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在这里,恩格斯记录了几位演讲者的精彩演讲,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当一致。显然,时势造英雄,不会只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两个人。

本卷的最后,列出了马克思的一个声明。“特利尔日报”编辑部曾发表声明说,在为该报撰稿的各式各样的作家中也有“马克思”。而马克思的声明则指出,他从来没有为该报写过片纸只字,因为该报那种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是同他毫不相容的。目前在欧洲出现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新文献,那么,如何确定它们就是属于马克思本人的呢?能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这些文献存在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那么无论什么样的“证明”都证明不了它们是马克思的东西。

其他人的讨论发言

发展部范强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分析和刻画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分析。他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全集第二卷564页)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565页)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接近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本质的认识。从马恩这些早期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在他们革命生涯的早期就已经形成或已经产生萌芽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很早就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表象,深入到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层面。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距马恩这些早期著作只有不到5年时间,正是马恩早期的理论积淀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成为可能。

其他人的讨论:彭五堂在介绍《神圣家族》过程中讲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时,提到国外一些学者的反对意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并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趋势的判断,而是纯粹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方法的逻辑推演,缺乏现实依据。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存在的是知识分子、白领工人、蓝领工人这样的劳动者阶层,他们的利益取向并不一致,也不存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陈人江、陈秋贵、池重阳等人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都是存在的,这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英国学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对此有精辟的阐述。

 楼主| 发表于 2016-5-8 14:38:3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3期



  第3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4月23日在马研院4号楼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室《马恩全集》第3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余斌和王中保。会议由彭五堂主持。

余斌首先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接着王中保谈了他通过参考有关文献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两篇文章的学习。

报告过程中和报告之后,大家围绕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的重要性,如何看待卖淫问题,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如何看待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结局等等,其中,国外部的陈爱茹介绍了摩尔多瓦共产党党纲的变化,与会者认为,这有堕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倾向,未必能够在未来巩固摩尔多瓦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中国化部的王佳菲则较系统地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了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五个阶段。首次参加研读会的访问学者、浙江理工大学的王新建表示触动很深,回去以后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认为这样的研讨类似当年的岳麓书院,形式很好。

本期报告内容包括两个发言人的研读笔记和王佳菲应邀提供的关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研读笔记。

余斌的研读笔记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篇文献,其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其第一卷是对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为了完成这个批判,马恩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思想意识的形成如国家和所有制等展开了分析,提出了非常丰富的不仅在当时看来是创新的见解,而且对于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里,马恩首先引用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统计学给他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证明。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这个比喻指出了两点:一是人们的头脑中的确有一些迷信和幻想,但只从头脑里抛掉它们,而不去改变现实,就只是“同现实的影子”作无谓的哲学斗争;二是统计学提供的证明,不仅适用于对改变现实的真理的探索,也非常适用于“支持”同“幻想作斗争”,正如西方经济学中大量充斥的所谓实证研究那样。

马恩提到,当时德国哲学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实际上,今天西方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谈到的全部问题也终究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想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他们也只不过是抓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个方面,比如个人利益最大化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去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些方面。除非全面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则这些人必将重蹈青年黑格尔派的覆辙。

马恩从“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论证了“个人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要考察不同社会中的个人就要考察他们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这大概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考察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原因。

马恩在这里提到一个公认的原理,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公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接下来他们阐释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并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当我向中国政法大学的两个哲学教师提出应当用其它学科的例子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她们的回答竟然是哲学本身无需其它学科的介入。显然,她们还不懂得“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马恩的这段话还表明他们两人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并不是在完成哲学革命之时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用黑格尔的辩证范式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论述形式,而是在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取得突破之时即在第二卷中《神圣家族》里提到的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之时,尽管这种突破与哲学革命有关。

接下来,马恩谈到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概括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产生新的需要,人口的增殖,许多个人的合作。马恩指出,在考察了这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才能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马恩指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与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而所有制的形式就是劳动组织的形式。在这里,“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在马恩看来,“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这种“异化”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一方面,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这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恩的这一段论述,解释了为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在贫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难以存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结构以重化工为主,城乡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改革开放后争取必需品的斗争重新开始,于是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真的死灰复燃了。当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知道苗比草更接近社会主义,却让马克思主义为他们背黑锅,使得后来的一些改革开放措施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马恩还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如果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那么美帝国主义对古巴和朝鲜的封锁就是砸自己的脚。实际上,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也有可能影响非共产主义地区即所谓的输出革命,从而扩大共产主义的范围而不是消灭自身。帝国主义的封锁,一方面是害怕人们知道另一种社会形态更好,从而本民族发生行动成为经验的;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人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以便欺骗人们追求不再可能的发达资本主义道路而放弃共产主义道路。

不过,马恩在这里也的确为率先进入更高一级历史阶段的地域性社会提了个醒,让他们注意不要被外界的交往拖回到低一级的历史阶段。同时,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相比,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农民工的全国范围内的流动,让中国人民之间以及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普遍交往得以建立起来,这为中国社会的螺旋上升式发展创造了条件。

马恩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因此,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不是理想,也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为消灭现存的人的异化的状况而努力工作就是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

在谈到意识的生产时,马恩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的确,批判不能消灭西方经济学,但是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也可以成为武器的批判。因此,批判仍然是必要的。

马恩指出,费尔巴哈“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的确,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是人不断地推翻现存的东西。那种“放羊娶媳妇、生娃再放羊”的生活与非洲角马的循环迁徙一样不是人应当过的生活。

马恩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因此,当新闻媒体进行精神生产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广告费用时,那些所谓“独立”的新闻媒体就只能表达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分权只不过是分赃,而权力制约至多只能为统治阶级制约权力为其内部的个别人所用,而不能制约权力为作为少数人的统治阶级甚至统治阶级中的某个团体所用。

马恩指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这就是“普世价值”的来源。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普世价值”的宣传,就在于一个新阶级企图夺取中国的统治地位。反对这样一个企图,就要指明这个普世价值仅仅是这个新阶级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要排除这个特殊利益同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联系,就要加强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谈到工场手工业时,马恩指出,为了强迫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而出现的大量流浪者去工作,单只英王亨利八世就曾下令绞死了七万二千人,而张维迎却说工人是自愿进入工厂工作的。而“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人民只要彼此有了交往,都是互相进行和平交易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政治意义。”这也就是说,从工场手工业开始,就不存在自由竞争,而在工场手工业之前则谈不上竞争,自由竞争始终只是在纸上存在的东西,至多只是落后国家单方面的丧权辱国。现如今这种商业斗争仍然存在,中国要想和平崛起,就不能幻想和平交易,而必须重视政治和军事的积极意义。

在谈到大工业时,马恩指出,“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这表明,如果存在消灭各民族特殊性的“普世价值”,那么大工业是它的经济基础,而它的代言人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具有民族和国别特性的资产阶级。从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对中国的物权法有研究兴趣的人可以注意马恩在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对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的缘故,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可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占有权利以及‘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他作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如果除此之外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他的土地,就一无所有。”

马克思曾提到要重建个人所有制,许多人都在猜测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马恩指出,“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但是过去,在历史上,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条件总是偶然的,而在现在,各个个人的孤独活动,即某一个个人所从事的特殊的私人活动,才是偶然的。”显然,要被消灭的私有制不可能是马克思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这里的个人所有制是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而这种占有只有将个人联合起来才是可能的。由于个人拥有全部生产力的总和,由于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因而个人能够摆脱偶然的特殊条件所导致的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的境地,从而能够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关于革命,马恩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如果只有革命才能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那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要否定,而随着黄赌毒等陈旧的肮脏东西的重新出现,针对这些肮脏东西的革命还得来。

与无产阶级占有制的论述相一致,马恩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是集体主义,是“团结”中的“活泼”。而“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因此,那些鼓吹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人只不过想成为或者想以此宣布自己已成为统治者或其附庸而已。

马恩指出,“资产者对待自己制度的规章就像犹太人对待律法一样:他们在每一个别场合只要有可能就违反这些规章,但他们却要所有其他的人遵守它们。……淫乱的资产者违反婚姻制度,偷偷地与人私通;商人违反财产制度,用投机、倒闭等方式剥夺别人的财产;年青的资产者到了能独立时候就脱离自己的家庭而独立,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而取消家庭。但是,婚姻、财产、家庭在理论上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构成资产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基础”。既然资产者只要有可能就违反自己制度的规章,那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对于资产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原中国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就公然要求警方对企业高管慎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去做”则更是他们的信条。

马恩在这里批评德国哲学家“以为:专制君主或随便什么人都会像资产阶级自己保护自己一样有效地保护资产阶级”,并让其“举出这样一个国家来,在那里有发达的商业和工业,有激烈的竞争,而资产者却让‘专制君主’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今的中国政府不是“专制君主”,但它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什么人”。当今中国存在发达的商业和工业,也有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当今中国的资产者也不会满足让中国政府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尽管中国政府的确在招商引资和发展市场经济中一直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国政府不能不警惕资产者将政权夺在自己手中的各种努力。

马恩在批评德国哲学家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时指出,“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这印证了程恩富同志提出的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的新经济人假设。有人或许会把“个人自我实现”视为自私,但是这种个人自我实现在许多场合却是作为“类”的人的实现而不能视为自私的,譬如在第二卷中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明知罢工无用却坚持罢工,以表明自己是人,维护仅有的一点点人的尊严。

马恩在这里还提到了一种非黑格尔式的“消灭对立”,反映出他们在辩证法本身上对黑格尔的超越。“‘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

马恩指出,“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正是这些互不依赖的个人的自我肯定以及他们自己意志的确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相互关系必然是利己的),才使自我舍弃在法律、法中成为必要,不过,自我舍弃是在个别场合,而利益的自我肯定是在一般场合(因此不是对于他们,而只是‘对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自我伸张才算作是自我舍弃)。对被统治的阶级说来也是如此,法律和国家是否存在,这也不是他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例如,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论那样的,而且“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

这段话表明,在现实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会把他们的集体意志上升为法律,这就是物权法得以在人权法之前出台的原因。强调依法治国是为了避免任何一个单个的领导人的任性妨碍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消除竞争,至少是限制竞争,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因此,标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虽然是生产力落后,尽管这个落后已经大大超过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发达水平,但它是这样的一种生产力落后,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的生产力落后,不过,随着经济危机即生产相对过剩的出现,消除竞争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中的可能。实际上,严格地说,这里涉及的不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而是生产力有限的问题。“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另一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是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在这里,马恩批评了德国著作家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和德国哲学前提混为一团的做法,澄清了这些著作家以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所做的错误阐述。在这里,值得提醒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马恩指出,“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是反动分子,他们忽视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因此,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我们必须时时考虑到竞争和大工业的特点,才能避免理论上的偏差。二是,马恩解释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理。所谓“按需分配”并不是一个人想要什么就能分配到什么,其含义是指:“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因此,这个按需分配看起来就是一个大锅饭,但是这个大锅饭在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个大锅饭主要是满足“胃和肉体”的需要。而在这些需要得到保证之后,人们(不是少数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获得了运用头脑和智力甚至体力的自由,这对于人类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当前一些不以活动上和劳动上的差别为标准来分配的东西,比如人人享有的某些津贴和消费券也可以看成是按需分配。

王中保的研读笔记

根据分工,我主要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以下简称《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中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部分。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 写作背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写成的,《提纲》手稿是在马克思1844—1847年自己的笔记本第51—55页,当时该《提纲》只是“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1888年恩格斯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对《提纲》进行文字整理之后,作为该书的附录才第一次公开发表,发表时的题目为“马克思论费尔巴哈”,而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标题是“关于费尔巴哈”,而现在这个标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恩格斯给《费尔巴哈论》写的序言拟定的。我认为,这个题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更贴切文章的内容。中文《第三卷》是根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出的,开篇就是《提纲》。为了供研究参考,《提纲》最后附上了马克思写的手稿译文《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作为经典原著,中译的正文不过才将近1200字,是名副其实的“提纲”。对于这个《提纲》,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还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24-25页)。

但是关于《提纲》的写作背景却存在争议。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准备性文献或理论大纲。恩格斯在1888年把《提纲》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单行本中第一次发表出来,并指出它的写作时间是1845年春天,地点是布鲁塞尔。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特殊关系,以后研究者对恩格斯的说法几乎没有疑义,并由此大多数人认为,《提纲》中的十一条内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旨趣、特征和体系架构。但是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却认为,《提纲》是与《神圣家族》在思想上有着密切联系,是围绕《神圣家族》当时所展开的争论写成的,是《神圣家族》的续篇。这部分研究者的依据是《提纲》第一条前面紧靠着的四行文字却与《提纲》是同时写成的。这四行文字是:神灵的利己主义者与利己主义的人对立;革命对古代国家秩序的错觉;“概念”与“实体”;革命=现代国家的形成史。这些文字恰恰是《神圣家族》中评价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那几小节的议题。因此,认为《提纲》不可能写于1845年5月中旬以前,而很可能是在1845年7月初才写就的。

2. 提纲结构。从结构上看,《提纲》共有十一条,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可以说为总论,包括第一、二两条。马克思在这部分中,概括性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不了解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阐述了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表明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二部分可以说是分论,包括第三至第九条,共七条。马克思在这部分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了唯心主义,揭露了旧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第一次阐明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等重要问题,从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三部分可以说是结论,包括第十、十一两条。这两条是对整个《提纲》的总结。马克思在这部分指出了哲学的阶级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

3. 疑难概念。《提纲》文中有两个概念:“经院哲学”和“市民社会”不是很好理解。我查了些资料。“经院哲学”是欧洲中世纪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总称,因产生于天主教学院,故称“经院哲学”。它是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它主张理性服从信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目的在于论证基督教的教条,维护教会和封建主的统治。因为它的论证方法极为繁琐,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玩弄概念,故弄玄虚,所以亦称“烦琐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瑟伦、托马斯·阿奎纳等。经院哲学形成于八至十世纪,十一世纪得到广泛发展,十三世纪最盛行。十四世纪以后日益没落,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批判的对象。从十一世纪开始,经院哲学内部展开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这一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上。这个斗争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有相似之处,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内容;“市民社会”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术语。他们用“市民社会”这个名词来表示当时已经摆脱了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用“政治社会”这个名词来表示当时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国家和法律等政治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里使用过这一术语,通常也是表示当时社会的财产关系、经济关系,有时在市民二字上加上引号,这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提纲》第九条中,“‘市民社会’”是第一种用法,表示社会的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在第十条中“‘市民’社会”则是第二种用法,特指资本主义社会。

4. 主要内容。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着重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揭露了旧唯物主义把客观世界单纯地看作认识对象,不把它首先看作是实践的、改造的对象的错误观点。指出了被旧唯物主义忽视的意识能动性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这就决定了旧唯物主义无力彻底粉碎唯心主义。批判了费尔巴哈对实践的错误看法,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在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在第三条中,马克思进一步向我们指出,旧唯物主义主义者由于不了解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说明人和环境、人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在第四条中,马克思分析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揭露了他对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阐明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在第五条中,马克思揭示了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是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在第六条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提出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在第八条中,马克思论述了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原理,阐明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在第九条中,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在第十条中,马克思说明了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在第十一条中,马克思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实践性,给哲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任务: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

5. 简要评述。《提纲》可以说是标志了哲学的转化,开启了辩证的、历史的、能动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新时代。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

    1. 写作背景。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直接继续。1847年初,“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了三种主要派别:威斯特伐里亚派、萨克森派、柏林派。因此,恩格斯打算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重新修订一遍,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各个派别。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这个计划。《“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正文中曾提到1847年4月10日出版的《国外消息》杂志,因此,估计这部著作大概是在4月写完的。从流传下来的是一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来判断,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没有写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部著作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2年第一次用原文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才公开出版。

2.流派定性。从“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的阶级基础、政治主张和哲学倾向可以定性这个流派。“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是1840年代中期在德国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中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人物有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海尔曼·皮特曼、奥托·吕宁、海尔曼·泽米希、海尔曼·克利盖及约瑟夫·魏德迈等人。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虽然也批评资本主义,但他们并不是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采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来宣扬“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的学说具有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特点,把社会主义学说极端庸俗化。他们一方面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害怕和反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加和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起,竭力宣传和主张社会各阶层合作和妥协。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3. 批判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原因有:这种理论是冒充革命而把共产主义运动庸俗化的思辨空谈;这种理论会削弱共产主义意识的坚定性;这种理论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维护现存秩序的反动作用;这种理论已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起着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作用。这些都说明了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倾向进行了批判:批判他们否认人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并自以为摆脱了这种依赖;批判他们鼓吹“活动和享乐”也不依赖于物,认为“活动和享乐在人的特性中是一致的”;批判他们头脑中充满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臆想;批判他们把宗教和政治说成是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和根源,而现实的生活关系不过是它们的表现;批判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所流露出思辨唯心主义气息。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他们鼓吹不要使用暴力,诱使无产阶级永远不要参加政治革命;他们攻击革命,害怕群众社会运动;他们还常常表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刘尊武:《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意义》,《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4.经典论述。对有效需求和有效需求不足原因和解决方式的经典论述:“他理解到:他的消费,即他的需求,产生新的供给。但是他忘记了,他的需求应当是有效的需求,他应当为他所需要的产品提供等价物,以便由此引起新的生产。经济学家们也援引消费和生产的密切联系,援引需求和供给的绝对同一性,而他们正是想证明,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格律恩先生甚至也没有想到,随着这些不同的生产阶段产生的还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他没有想到,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格律恩先生省略了一个中间要素,即省略了现款支付——而由于他随便离开了这种支付,就把它变成多余的了,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支付,他的需求才是有效的——因而就把再生产的消费变成了某种怪异现象。”对如何判断唯心主义的论述:“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至于这种信仰是采取粗野的、宗教的形式还是文明的哲学的形式,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就像他们消极地还是积极地对待对奇迹的信仰”。对卖淫现象的论述:“卖淫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它使得‘产生行动的心中痛苦’及其淡而无味的道德杂碎汤遭到破产,它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激起了阶级仇恨,而卖淫的这一最显著的方面是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不知道的。”

5.评析思考。今天我国社会中存在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它们认为“普遍幸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就是社会主义”等,仅仅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在阶级基础、政治主张和哲学倾向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应予以警惕和批判。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采取诗歌、散文、小说等生动形式来宣传它们的思想,为群众喜闻乐见,便于传播思想,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和方法所借鉴。

王佳菲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围绕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这些论述为我们今天分析“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由此,可以勾勒出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生命周期,即其发展过程必然经历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产生。由资产者的私人利益产生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初步形成了资产者共同的价值观。

资产者的共同、普遍利益是由资产者的私人利益产生的。“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的地方正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

“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分别代表了资产者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在马恩看来,只有后者才是资产者代表,只有后者的价值观才是资产者共同的价值观。“‘贪得者’,这里是作为不纯洁的、凡俗的利己主义者,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出现的,他只不过是儿童修身课本里司空见惯的、成为小说常见题材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破格的人物,而决不是自私自利的资产者代表,资产者相反用不着舍弃‘良心的劝告’、‘荣誉感’等等,也用不着自限于一个贪婪的欲望。相反,伴随着他们的贪欲一起来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如政治的等等——欲望,资产者决不会牺牲对这些欲望的满足。”

——第二阶段,上升。资产阶级作为力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从而“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并努力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它之所以能够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

当新兴的资产阶级高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旗帜,展开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时,资产阶级无疑是当时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进步力量。资产阶级价值观也成为当时人类社会先进阶级的价值观,获得了代表全社会反抗封建思想的“普遍性”的面貌。同时,“普遍价值”观念的产生过程也昭示了,它本身即为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产物。

——第三阶段,成熟。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价值观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终于名正言顺地实现了它的“普遍化”和巩固加强。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随着统治阶级的不同而不同。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必然将自己的思想(价值观、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加以最大的普遍化。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北京的孔庙是清代皇帝祭孔以“教化天下”的场所,从清初康熙到清末宣统的9个皇帝,加上黎元洪,均题写了匾额悬挂于大成殿。康熙题写的是“万世师表”,正是希望当时统治者的价值观能够永恒。而资产阶级同样会利用各种机会宣扬、推广、巩固自己的价值观,赋予其独一无二、永恒真理的地位。

——第四阶段,羽化。进一步地,随着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占据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扩张,资产阶级价值观羽化成资本主义“普世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必然要求它将自己的价值观“普遍化”到整个世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已成为时代潮流所趋,“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或多或少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产生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人的概念”。可见,在各国人民被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牢牢掌控之际,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观念随之而来,而且被塑造成被神圣化了的“普世价值”。

然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愈是被神圣化,就愈是显示着它的苍白无力、预示着它的末路将至。“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

——第五阶段,衰亡。在无产阶级已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部分国家建立,并且资产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资本主义不再处于上升期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必将被更为普遍化的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所取代。

一方面,无产阶级成为了“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这就是已经成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力量的无产阶级,一个能够真正超越民族利益联合起来、实现世界性的普遍化的阶级。因此,只有建立在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价值观,才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


 楼主| 发表于 2016-5-8 14:4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4期

  第4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5月21日在农发所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室《马恩全集》第4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陈秋贵和池重阳。会议由余斌主持。

池重阳首先就《共产党宣言》做了介绍,并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谈了自己的体会。接着陈秋贵介绍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写作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和恩格斯当时的宪政法律观。

报告过程中和报告之后,大家围绕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马恩关于保护关税的问题,陈人江认为保护关税本身能够促进国内的自由贸易,余斌进一步指出保护关税是对本国中间阶层的一个掠夺,中国化部王佳菲认为保护关税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同的;关于资本是否是平行存在的,池重阳认为资本在不断地分化,集中;王中保指出现在学术界有个趋势,很多人认为社会碎片化了,没有阶级了。陈人江认为这是社会学界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来避免用阶级这个词,但实际上还是有阶级的。余斌认为西方谈的普世价值正是社会并没有碎片化的表现;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余斌提出现在土地集体所有,应该改为土地直接收为国家所有,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侵占土地的现象。

本期报告内容包括两个发言人的研读笔记和余斌在会后提交的研读笔记。

陈秋贵的研读笔记

一、马克思的思想

(一)《哲学的贫困》的背景介绍

1.《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及写作原因

《哲学的贫困》是1847年6月,马克思为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而写的,其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改良的资产阶级观点来阐述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同时也建立了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本书最初的名字叫做《蒲鲁东先生的经济矛盾体系中的矛盾,或哲学的贫困》,后来改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公开出版。书名是《哲学的贫困》,但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自己也认为这是《资本论》的萌芽。马克思在1880年4月7日的一篇短文《关于“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48页《关于“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1880年3月底写的,载于1880年4月7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12号上,作为编辑部对该报发表“哲学的贫困”一文的引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631页)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其实他是个小资产者,试图用改良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认为经济范畴是历来就有的,并希望通过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方面来达到社会的普遍幸福。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不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贫困,企图在保存小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普遍平等与幸福。而这种妥协主义的理论对工人阶级进行彻底的革命有极坏的影响。因此,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写了一本《哲学的贫困》来对蒲鲁东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他在《关于“哲学的贫困”》还写了为什么要写《哲学的贫困》的原因,“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48页)

2.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价

马克思在1865年1月24日写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里《论蒲鲁东》中有论述,这是在蒲鲁东刚去世不久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约.巴.施韦泽要求写的,对蒲鲁东的一个详细的评价。马克思首先承认蒲鲁东初期的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8页)。但是蒲鲁东是小资产者的特性阻碍了他的思想。“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他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美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页)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33页)

3.蒲鲁东对马克思的回应

关于蒲鲁东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反应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哲学史上是个公案,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西方学者大体做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蒲鲁东无暇做出反驳,因为1847年以后的岁月,是蒲鲁东一生中最为繁忙的岁月,他很快便忙于更为重要的事情——l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另一种解释是,蒲鲁东很可能意识到马克思的批评是无懈可击的,以致他不打算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或公开作答。第三种解释,对马克思的公开反驳将会使人注意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无名之书。(《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

(二)主要内容

1.科学的发现

《哲学的贫困》共二章,第一章“科学的发现”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这两章中,两章分别通过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论,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和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从而奠定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在第一章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价值论,并且参考李嘉图的价值论,并初步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认为分工和交换是天生就有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想法。“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蒲鲁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价值存在,而交换价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仔细地阐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78页)

马克思指出交换有自己的历史,并且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交换剩余品到交换一切产品再到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东西。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交换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可以交换的东西用拿来出卖,即使是自己的灵魂,也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79、80页)

马克思引用布雷先生的话,并对其也做了批判,认为蒲鲁东连布雷都不如。马克思认为交换是等价交换,剥削只是在生产中产生的。两种产品的交换其实是劳动的交换,两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想等的。“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

接着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津津乐道的“构成价值”,其实就是交换价值,与李嘉图的价值论做了比较,“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

马克思这时候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论,但是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和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吸收,为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在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全面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形成了自己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观点中,认为经济范畴的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他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这里马克思指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作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

这也是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但是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应该消除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方面,这其实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这个观点时写道“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马克思在第五节反驳了蒲鲁东认为提高工人工资会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的观点,并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这里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剩余价值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是工人创造的,而工人的工资和他所创造的价值有一个差额,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这样,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对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有着重大意义。

所以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二、恩格斯的思想

在第4卷中,恩格斯写了大量的关于宪政法律制度的文章《普鲁士宪法的破坏》、《普鲁士宪法》、《德国制宪问题》、《宪章派土地纲领》,《宪章运动》等等,这些都是恩格斯宪政法律观成熟的标志。恩格斯通过对宪政法律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贵族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德国的贵族已经破落了,贵族是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工业的迅速发展,封建制度处于衰弱之中,贵族也走向衰弱。再加上其他国家的竞争,他们中的一部分破产,一部分转向了资产阶级。“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贵族越来越穷了,它负的债越来越重了。徭役的赎买使它的谷物生产费用提高了,并且给它造成了一个竞争者——新的独立小农阶级。贵族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决不能长久靠它在农民赎买徭役时搜刮的大笔钱财来弥补的。” “可见,贵族已经软弱到这样一种地步,就连它本身也已经部分地转到资产阶级队伍中去了。”

在说到资产阶级时,恩格斯认为与英法资产阶级相比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但是最终打倒贵族的是资产阶级,他们应该使自己的利益上升到国家利益,联合无产阶级、农民一起把贵族打到。“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把贵族打倒并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的力量。” “现在它要末继续向前迈进而成为统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说,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际上它已经是德国的领导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就要看它是否在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 “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要把贵族打倒,需要另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资产阶级。”

接着恩格斯又分析了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他们随时会投向别的阶级。“小资产者比贵族还软弱;它更远不能和资产阶级抗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也是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足迹的最可怜的阶级。它的琐碎的地方性利益使得它即使在自己的全盛时代即中世纪后期,也只能够建立地方性的组织,进行地方性的斗争,取得地方性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即它和贵族的并存只是得到了容忍。” “最后,要末他们就集合在无产阶级长长的战斗行列后面并站到它的旗帜之下,要末就向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英国任何一次商业危机发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在法国今天就可以看到。在德国,我们只是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走投无路和极端需要钱的时刻,勇敢地下决心和贵族断绝关系而投靠于资产阶级。”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相似,而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也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对象。

在说到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恩格斯认为“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 “他们要想使农业利益不致受到日益强大的工商业的侵害,就得投靠于贵族。他们要想使自己不致被贵族特别是资产阶级地主的竞争所压倒,就得投靠于资产阶级。他们到底归附哪一边,这要看他们的财产状况。”

由于当时工人阶级还不成熟,还没有阶级意识。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只是跟从雇佣他们的那个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的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援军。”

最后恩格斯恩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写道“贵族已经衰败不堪,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整个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太软弱无力,工人还远不够成熟,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在德国成为统治阶级。剩下来的就只有资产阶级了。”

在《普鲁士宪法》中,恩格斯分析了德国贵族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当时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时,社会阶级斗争就分为两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且二者进行的是生死决战。当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联合的。“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而人民、民主主义政党只能起从属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成为新专制制度和新贵族的体现者而和人民相对抗的时候起,民主主义政党将作为一个唯一的进步政党而出现;从这时起,斗争就简单化了,成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并因此而变为‘生死的决战’”。

当时德国的情况与我国解放初的状况相似,我国的资产阶级也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那时候无产阶级还不成熟,所以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与封建官僚和军阀之间的斗争。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决战。“只有到仅有一个剥削和压迫阶级——资产阶级的时候,只有到贫困不会时而归咎于这个等级时而又归咎于那个等级,或者只归咎于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官吏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斗。”

恩格斯通过分析德国的各阶层状况,得出资产阶级引导德国革命是历史赋予德国资产阶级的应有使命。恩格斯正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去考察德国的阶级状况,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社会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

池重阳的研读笔记

一、关于《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工业革命在英国基本完成,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仍在进行,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在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斗争尚未完成。而亚、非、拉广大地区仍处在封建时代或前封建时代,面临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

因此,当时的欧洲存在多种派别和思想,有封建势力保守派,也有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同时又有工人运动各种派别。工业革命要求进一步扫清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工业资产阶级是反封建的领导者。同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明显暴露。无产阶级经过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起义、1844年的德国起义,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段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量涉及与各种派别的论战,工人阶级的运动也需要统一的纲领和行动指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宣言》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发表。

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出版。这个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的第三稿,前两稿由恩格斯起草,分别是第一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第二稿《共产主义原理》。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宣言》刚刚发表,就迎来了欧洲1848年的革命风暴。

《共产党宣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过程,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宣言》批判当时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任务,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思想策略,以及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宣言》最后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国际主义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二、对《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部分文章的读后感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处的欧洲,思想派别林立,各派冲突不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也大量涉及与各反动派或保守派的论战。虽然这些文章写于1848或1849年,但对现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在《论波兰》中写道“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存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个人群来说,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就会旁观或推动这个社会的覆灭。关于我国农村城镇化和土地流转的问题,这条路如何走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按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必然有贫富差距,随着农民越来越多脱离土地,有越来越多“没有东西可丧失的人们”。这样下去是会很危险的。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同时要提供尽量多的工作机会非常重要。

(二)恩格斯在《“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中写道“法国民主派在解决了这一内部问题以后,如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派建立关系,那将是一件不坏的事。目前在欧洲,在一切备受压迫、受苦挨饿的人们中间,正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现在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撑腰打气,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时候了。让我们来召开一次世界各国民主派大会,而且就是在现在,在君主们的大会已经垮台的时候召开!在欧洲有一个共和国,它是刚刚在自己土地上取得了民主胜利的,这个国家就是瑞士,它是一个有资格在自己的自由土地上接待世界各国的民主派的国家!现在,公民们,请允许我最后在我的‘为法国革命团结干杯’的祝词之外再加一句祝词:‘为全世界民主派团结干杯’。”由此想到目前中国工人的现状。城市户口的工人虽然收入较低,但国家给予保障,所以只是发牢骚,不会有太多过激举动。农村户口的工人,在城市工作时几乎没什么保障,但很重要的是家里有块地,大不了回家种田,所以是以一种能干就干,没得干就回家的心态,也不会闹事的。现在有很多打工者对社会不满而造成的个体事件和很少的集体事件,主要原因是不公平待遇,一是所谓仇富但实际上是仇视自己无助而贫困的境地的心理加上富人拥有的特权在矛盾冲突中出现的极不公平事例;另一个是某些政府官员在处理公民事件中的被老百姓认为“太黑”,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随着贫富差距和行事规则成为常态,不公平情况也变成常态,从而难以排除受不公平待遇的群体联合起来的可能性,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三)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写道“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现在依然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一点都没变。他又写道“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致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境况也大致如此。同时马克思又写道“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这段话很重要,马克思在带领我们重新认识所谓“比较优势”的同时,向我们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所谓经济理论的本质:只要有资本存在,可以制造出任何它所需要的理论。

(四)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祟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这些话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启示作用的。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必须要升级的,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总会被资本找到的更廉价的劳动力代替。我甚至开始相信供给是可以创造需求的。《宣言》接着写道“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因此,与其说是人性的自私造成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造成人性的自私。现代人性的自私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的专横制度受到了大多数无耻和弱智的知识分子的赞颂,只是在工人阶级那样,它才会“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了意识形态真空,现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现代人精神支柱缺失,老百姓普遍缺乏安全感,这不仅是指社会治安方面,更是指人们的生存生活保障方面。同时社会弊端如官员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吸毒和卖淫之类的犯罪行为也日益增多。《宣言》还写道“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如今还能引起人兴趣的是:新的发现和更高更新的科技。广大民众也很配合这样的趋势,所以不知道是民众的需求导致新的科技和发现还是新的科技和发现引导民众的需求。

(五)恩格斯在此期间还对于英国《谷物法》发表了看法。关于《谷物法》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对中国现在的改革有启示意义:农民没有话语权,不管谷物法取消与否,不管关税取消与否,粮价升或涨,对农民都是不利的。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话语权问题。

(六)综述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时期的文章,如果忽略发表时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讨论现代中国某个局部的有关事情。在当今中国,有几个重要的特征和当时的欧洲是很相似的。

1.中国目前正存在多种势力。改革派,保守派,甚至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改革派中又有主张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派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派。

2.资本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宰。资本已成为获取利润和致富的根本资源。同时资本已经逐步控制话语权,正在逐步控制整个社会。当前中国有一点不同的是,除了有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或者说民营或民族资本),还有一个国家的资本。政府依靠国家的资本维持社会主义的性质,为人民大众谋福祉。

3.资本为主宰的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贫富差距趋势已不可避免,社会阶层的分化也逐渐清晰定型,从一个阶层升入另一阶层的难度越来越大。人的等级观念更为强烈,特权阶层和不公平现象逐渐成为常态。

4.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仍是时代的主旋律之一。在国际社会资本的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描述完全相同,只是程度更为激烈。

5.农民问题。现在中国农民工实际上是工业的主力军,当时的欧洲工人因谋生而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同样有很多农民工子女读不起书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相似之处,农民工的收入有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最低工资”的成分。

6.现在中国值得庆幸的是,面对资本的疯狂进攻,我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与十九世纪欧洲工人命运截然不同的根本之所在。

余斌的研读笔记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恩格斯指出,“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而今天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在试图把普通百姓对现实的不满转到中国政府头上,而引起这些不满的现状十分之九也是由于富人们为富不仁造成的,比如污染环境、推高房价等等。不过他们也会像海因岑先生那样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显然,那种将共产主义渺茫化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而在这里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东西也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

在谈到海因岑指责共产主义者消灭个性时,恩格斯指出,“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职业及与这种职业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消灭的个性!”这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个性。

《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马克思指出,“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但是,尽管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无产阶级还是可以利用已经掌握的政权来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斯大林在前苏联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至于前苏联后来的垮台只能算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因为新中国并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垮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历史上出现就说明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工资与捐税的关系,表明工人的纳税只是表面上的,只有资本家才是纳税人:“由于竞争的结果,平均工资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下降到勉强维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税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缴纳捐税。假如工人肩负的全部捐税用激进的办法废除,结果必然是从工资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税总额。因此,不是同样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润,就是仅仅变换征税的形式。先前是资本家把工人应缴的捐税连同工资一起发给,现在则是不经过转手而把这些捐税直接付给国家就是了。”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和平实现的。这一段论述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俄罗斯的情况。前苏联官僚集团抛弃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尽管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但是官僚集团是不会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尽管其中的一些人也已经成为了资产者,因而俄罗斯应当被称为官僚资本主义。这也表明,对于资产者来说,仅仅是和平演变,还是不足以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国或共和国的,还必须来一场针对背叛过来的官僚的革命才行。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在和平演变之后还要再一次颜色革命的原因。

在提到海因岑试图把北美共和国的宪法作为“历来的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照搬到德国时,马克思指出,“想利用北美宪法(而且是经过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谋福利的正直的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账簿的愚蠢商人,自以为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使他眼红的财富!”既然北美宪法连德国都不适用,那么今天有些人想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岂不是更愚蠢?

《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介绍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出现,比较了无产阶级与奴隶和农奴的差别,尤其是这三者在解放自己问题上的差别。在谈到产业革命的后果时,恩格斯指出,“那些……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所描绘的图景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

在谈到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时,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可见,前苏联和新中国建国后大力发展大工业是必须的。只不过,由于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建国前都比较落后,为了发展大工业,不得不限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有效的发挥,从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指出“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而且指出私有制是中世纪末期手工工场“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说,此前的封建和行会所有制并不是私有制。这就大大缩短了人们通常以为的私有制的历史长度。

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恩格斯的回答是:“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这表明,在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有制的存在的前提是大量生产资料还没有创造出来,而与生产力的落后与否并不直接相关。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中国是否已经创造了大量的生产资料?

尽管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在谈到“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时指出,“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民主制度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第二,民主将直接侵犯私有制,尽管还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

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这一点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后会很快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为什么农村刚开始搞合作社不久就办起了公社,为什么城市里刚刚调合劳资关系,就迅速地进入公私合营直到几乎全部国营的境地。原来如此迅速地迈进,多少是带有“被迫”的性质的。

在这里,恩格斯为后人诟病的地方是,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但是,通读上下文我们发现,恩格斯并不是指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为他明确地指出,“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因此,他所指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指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同时出现,并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先有后的。而事实上,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就受到了发达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不仅被完全改变了而被特别加速了。

接下来,恩格斯回答了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的问题:“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应当说,恩格斯的这些设想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是因为,只要“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再“引起生产过剩”,不再成为“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而是“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那么就“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

《1847年的运动》中,恩格斯提到瑞士中央集权了,他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则要求有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各州的独立这一最适合于旧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资产者沉重的枷锁。资产者需要中央政权,而且中央政权还应当有足够的力量使各州的立法趋于一致,并依靠其巨大影响,消除各州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上的区别。”这表明中央集权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的保障。在古代,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很多年,与中国自秦始皇时起已经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反对中央集权制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只能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空想。





 楼主| 发表于 2016-5-14 09:17:3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5期



  
5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6月25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5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余斌和王晓红。会议由余斌主持。

余斌在报告中结合中国的情况谈到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革命派、虚拟经济、货币、革命以及农民问题等。王晓红就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策略和人民权利以及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别等三个问题发言。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人民”问题、农民问题、派别划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余斌的研读笔记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集合,非常散。那些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从对今天有所借鉴的角度来看没有在这里提及的文章也是值得一读的,尤其是那些描写当时议会辩论的文章让我们看到这种民主制度除了反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而描写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如何被出卖的以及巴黎工人起义过程的文章更值得一读。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有17条要求,其中在当前中国也没有能够做到的要求有以下七条:4.武装全体人民。5.诉讼免费。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12.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14.限制继承权。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只做到了部分的要求有以下五条: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10.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法定的比价。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当前中国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里,哪些是石头,哪些只是流沙,就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像《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提到的这些在当时尚未完全成熟的资产阶级德国的要求,可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石头来摸一摸?

在《民主派》中我们看到,“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由于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以为只要宣布一下原则,就有把握立刻加以实现这些原则,从而放任资产阶级政党欺骗他们,结果强大的反动派在一般还没有采取任何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以前就取得了政权。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甚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指导的李卜克内西也在1918年的德国革命中重蹈这个覆辙。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我们还看到对那些虚伪的朋友们的公开警告:“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这些警告也适用于今天的人们。在今天人们通常认为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地步,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促进世界的成熟,而不是满足于眼前尚能过得去或者锦衣玉食的生活。

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中我们看到,“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但是,民主党纲领的拟订者没有必要涉及据说是次要的物质经济关系。他的论证超不出联邦这个概念的范围。联邦就是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因此,德国应当成为联邦国家。难道德国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就会违背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这个概念吗?”这表明,一个统一的大国强过多个小国的总和。如今欧洲在试图统一,而东欧尤其是原南斯拉夫却在分裂,而中国也被西方列强要求分裂,国内一些人也主张中国搞什么联邦制。但是,中国无论搞什么样的联邦制比如财政联邦制都有损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有损那些试图将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6月25日》中恩格斯提到,“资产阶级宣布工人不仅是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而且是需要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它散布这样一种谬论:工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己迫使他们起义的)只想抢劫掠夺、杀人放火,工人是一群强盗,因此应当象屠杀野兽一样杀掉他们。可是,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达3天之久的起义者却表现得非常高尚。如果他们也采用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资产者及其走狗所采用的那种残酷手段,巴黎就会变成废墟,而起义者也许会取得胜利。”如今有一些中庸分子指责人民在后来的历史中取得胜利时的一些做法不够宽宏大量,而毛泽东同志则认为这些做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今天的人民完全没有必要理会那些中庸分子的卑鄙嘴脸。

在《六月革命》中马克思提到,“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提到,“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一个说法,要把某国政府与某国人民区别开来,实际上,一国政府和它的人民不能分得太开。日本对华的侵略不仅是日本政府的责任,日本人民也是有罪过的。人民不是天生互相支持,不是天生明白自己的处境取决于他国人民的处境。否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会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在批评某个在他国犯下罪行的政府时,也不妨批评一下该国的人民。这不会妨碍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反而能够让各国人民警醒,从而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中我们看到,“在地方市场上流通的普鲁士有价证券和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在商业上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一般说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国家信用不变,国家证券行情的上升处处都和利息率的下降成正比,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毋庸争辩的。第二,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对比关系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也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国家证券掌握在投机商手里,而且由于银根紧,每天都要调节证券行情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以不得不经常抛售证券。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这种对比关系实际上往往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第三,在普鲁士恰恰相反,这种对比关系一般来说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才存在,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国家证券为数不多,交易所的买卖也有限,由于银根紧所发生的抛售,其实只是为了调节这一对比关系,而这种情况也很少;同时,地方交易所的证券行情首先是取决于地方的影响,而货币价格却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影响。”这段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各国国债的行情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中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伦敦一个骗子被控告把全城闻名的守财奴的钱箱减轻了2000镑。而被告认为,他拿私人的钱是为了把它们交给社会。这2000镑可以在裁缝那里、在小铺老板那里、在饭馆等等地方找到。他认为,守财奴把金钱埋在坟墓里,而他只是使这些钱“流通起来”了。他帮助了流通,而流通是创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因而他是民族的恩人,不应当被判罪!这个例子被用来对比德国普鲁士政府发行强制公债的理由:“发行强制公债是以下面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为依据的:大部分现金或多或少地、无益地存在私人手中,只有用发行强制公债的办法才能使它们流通起来。”

实际上,流通的停止是由生产的停止造成的,而生产停止的原因是厂主只有亏本才能卖出他的产品或根本卖不出去。“内阁危机和商业危机使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无利可图了。国家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摆脱困境,也就要剥夺资本本身。”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遇到危机时,只不过在强制流通的理由之上增加了一个扩大消费,以便使厂主的产品能够不怎么亏本地卖出去。但是,政府用于扩大消费的资金仍然来源于对资本的剥夺。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18世纪著名的交易所投机商人犹太人品托在他的‘关于流通’一书中推荐有价证券的交易。有价证券的交易虽然不创造任何东西,但它能促进流通,促进财富从一个钱袋向另一个钱袋转移。”而当时的德国普鲁士政府首脑汉泽曼则“把国库变成旋转国民的财富的旋盘赌的赌盘。”如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一些人质疑虚拟经济规模过大,脱离了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不过大又能如何呢?那只不过使流通在生产停止的时候迅速停止下来即让危机来得更早一些罢了。虚拟经济的实质其实就是旋转国民财富以及外国国民财富的旋盘赌的赌盘。

在这里谈到人民要求调查秘密的普鲁士国库而普鲁士内阁则回应它有权深入地审查所有账簿和编制关于全体公民财产状况的清单时,我们看到:“普鲁士的宪政时期不是由人民检查国家的财产状况开始,相反地,而是由国家检查公民的财产状况开始。这样,就给官僚制度无耻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在比利时,国家也发行强制公债,但它仅仅满足于税收册和抵押登记簿,满足于现有的官方文件。”今天的纳税申报是否也存在官僚制度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的问题?新的税制改革如何回避这个问题?财政税收能否考虑主要由营业税、房地产税、公司所得税和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消费税为主,尽量不收个人所得税,至多收一下买彩票的偶然所得税,以避免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另外,今天当人们要求中国的政府官员公布其财产以供人民群众监督时,竟然也有官员回应要求老百姓公布他们的财产以及私营企业的老板们向工人公布他们的利润(http://www.caijing.com.cn/2009-03-10/110116583.html)。其实,这个官员的后一个要求是对的,老板们的收入和官员们的收入一样都是来自于他人的奉献。但是,尽管一些百姓愿意公布自己的财产以换取官员们公布他们的财产(http://news.sina.com.cn/o/2009-03-17/043515319081s.shtml),但是该官员却没有同样公布自己的财产。

在《“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中恩格斯指出,“‘科伦日报’除了从亚当•斯密到科布顿这些自由贸易论者老爷们所攻击的那种垄断,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规定的垄断以外,别的什么垄断也不知道。……可是,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断,对‘科伦日报’的老爷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正是这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这种资本的垄断对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同样不存在的。

恩格斯还指出,“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象英国资产者现在压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压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如今的经济全球化也是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各国国内的代理人的。这也是许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的分歧和谈判的困难也在于此。

在《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中恩格斯指出,“意大利人民不惜任何牺牲。他们为了完成已开始的事业和争取民族独立,曾准备以殊死的精神进行战斗。但是这种勇气、这种热情、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当权者的心愿。他们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种种勾当,利用他们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来麻痹人民的力量,尽快地恢复实质上的旧秩序,而不是使国家从奥地利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当年中国的义和团也曾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西方列强进行过斗争,但是当时中国的当权者满清政府则与列强勾结,努力恢复“实质上的旧秩序”。恩格斯在这里的论述而不是一些人斥义和团为拳匪的观点应当成为我们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指南。

在这里,恩格斯还指出,“人民常常由于自己的宽宏大量而自掘坟墓,直到后来他们才聪明起来,从自己的敌人那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当西方人支持分裂中国的势力、支持在中国西藏复辟神权农奴制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则忙着劝说同胞要“理性”,要“宽宏大量”。这时他们忘了他们曾一直鼓吹的与西方接轨。中国人必须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学习精神。

在《法兰克福起义》中恩格斯指出,“大多数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仅要反对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军事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本身。社会上其他一切组织完善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现在都遭受失败,而且在他们的敌人没有因进行战争或发生内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们没有被某种重大事件推动去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以前,还要继续遭受失败。”有人认为,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想法。其实,恩格斯只是要求等待时机而已。

在《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中马克思提到两点:一是,由于土地的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使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互相配合,而采取工厂方式(按照大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必然会使土地流通起来,使它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和土地流转问题是有所启发的。二是,梯也尔反对的是由社会通过国家来代替垄断组织控制信贷,是为了大银行家路特希尔德。现如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为大银行家所私有,成为导致货币战争的主要根源。

在《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中马克思指出,维也纳的失败只会提醒我们不要同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来衡量自由的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失败只会使我们确信,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甚至在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人民应该站在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之外,等待资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以便利用它们的结果。”现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一再鼓动中国人民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同政府作斗争,不仅在媒体上大造舆论,而且试图挑起一些群发性事件。经受了历史教育和现实教训的中国人民的表现,似乎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精髓,只怕是要让这些代言人大失所望了。

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中马克思指出,“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看惯了资产阶级卑鄙面孔和旁观了大量人肉筵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可能到了晚年就放弃暴力革命的想法的。

在《从巴黎到伯尔尼》中恩格斯谈到了法国的农民问题,而今天还有人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了解工人而不了解农民。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他们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说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资产者立即开始拼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1830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这种愈来愈带有普遍性、愈来愈成为常规的私人关系,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农民应该支付的利息,甚至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义务,这种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损害着所有债务人的利益。压迫是在完全现代化的、合乎时代精神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农民则按照仅仅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权原则受到榨取,遭到破产。……在抵押高利贷中,农民不可能看出阶级关系,他们不可能要求消灭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就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土地占有的基础,高利贷的压迫不是使他们卷入运动,而是把他们完全弄糊涂了。他们认为只有减少捐税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今天的一些人要求将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其结果会如何呢?那只不过会导致法国农民曾经经受的一切在中国农民身上重演。

“今年2月里第一次发生了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一点简直莫名其妙。……工商业的停滞状态影响到了农村,在丰年本来就不值钱的农产品更加跌价,并且卖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地发出了狂暴的呼声,扬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尔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话,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所以,听任农民的土地被资产阶级剥夺,使得阶级成分更为单纯,在某些时候对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反而有利。而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大概是因为工人的起义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爆发,而共产党很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尽管如此,国民党“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在封闭的社会中也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王晓红的研读笔记

本卷后半部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策略和人民权利以及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别等。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集中论述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历史学家

以施滕策尔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为了隐瞒普鲁士政府瓜分波兰的真正原因,打着“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旗号,轻易地隐瞒历史真相,对不利于自己的历史事实只字不提,而只是从历史事实中截取有利于自己的情况,片面甚至歪曲地解释历史。在这样的宣传下,大多数的德国人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甚至认为对波兰的行动是为了保护在波兰的德国同胞,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犯。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施滕策尔如何伪造波兰现代的和更早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波兰的历史;如何歪曲全部问题;如何在颠倒是非的同时,暴露自己的鲁莽无知。

由此也可以看出,以施滕策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据普鲁士政府的需要截取真实的历史片段,以偏盖全,看似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实则刻意隐瞒事实、歪曲真相。而恩格斯则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这一点,用更广泛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以施滕策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的狂妄无知。

二、恩格斯的观点

对于波兰问题的解决,恩格斯认为,只有当波兰重新存在的时候,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界才能确定,波兰人的生存对于德国人的生存是必要的。恩格斯分析了原因。从1815年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并且靠瓜分波兰,这3个同盟者取得了利益;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也联系起来了。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赖俄国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波兰人从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奴役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迫使自己的压迫者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本国保持宗法封建制度。因此,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而争取土地民主制(东欧民主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斗争。

为了在国外摆脱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在波兰国内就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因此,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

对俄国作战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建立民主制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我们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三、对于具体历史观点的不同运用

威廉•约丹运用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观点来分析波兰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波兰的历史命运就是服从德国的统治,即使遭到德国铁蹄的践踏,但由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波兰人应该驯顺地接受这种历史的安排,那么,波兰人上演的就是“真正的悲剧”。而如果波兰人不接受这种安排,就不仅违背了“历史”,甚至连“真正的悲剧”都表演不了。这是波兰必然被消灭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依据,是大贵族在小贵族内部的产生,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崩溃。但事实是,大贵族由于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必然要和国外势力结盟,最后的结果是三个神圣同盟瓜分波兰。

与之相对应,恩格斯也运用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观点分析波兰的情势,却得出了相反的观点。因为波兰的事实是,一部分大贵族统治已经垮台了;土地民主制对波兰来说不仅是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问题;如果农奴制的或“有义务”的农民不能成为自由的农民,那末波兰人民赖以为生的农业就要毁灭;如果不同时获得民族独立,实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波兰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必须成为独立自由的。

由此可见,理论被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运用,这种运用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关键的问题。

四、关于波兰复兴的根据的争论——恩格斯对卢格观点的评论

卢格认为波兰应该复兴,但是对于他提出的根据,恩格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关于骑士精神

卢格认为,“消灭波兰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原因是这个民族发展过在中世纪曾经辉煌一时的骑士精神。波兰传统文化由贵族文化演变而来。贵族文化的核心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

恩格斯通过对南方法兰西人的分析说明,虽然南方法兰西人也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在语言、诗、工商业等方面都创造了无限的功绩,但南方法兰西民族最终还是被瓜分征服了。

恩格斯联系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状况、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对南方法兰西人和波兰人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南方法兰西人是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柱,代表的是法国反革命的力量。而与此相反,从国际环境来看,波兰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的部分”,“它对它的压迫者们的反对立场同时也就是对本国大贵族的反对立场”,波兰实行的民主土地革命表明波兰“已经成了东欧民主的策源地”。换句话说,评判某种势力的依据在于,这种势力是否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波兰的主要代表力量是进步的,它反对国际和国内的反动势力,这才是波兰应当保持独立的根本原因,也是波兰复兴的必然性所在,而不是卢格所说的“久已埋葬了的骑士精神的辉煌发展”。也就是说,某个民族是否可以被消灭的根据,不是是否历史上曾经辉煌过,而是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2、关于波兰流亡者

卢格认为,波兰人之所以成为欧洲自由的传播者,是因为他们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正当的革命愤怒,他们在被放逐中又使自己的这种愤怒“纯化了”。而这种纯化了的愤怒又使他们能够传播自由,并使他们“站在街垒的最前列”。因此,要使波兰人放弃这种愤怒,就要放弃在他们身上施加的非正义暴力。也就是说,只要放弃压迫,波兰人就会失去抵抗而变得庸碌而温顺。这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的仁慈。

恩格斯认为,卢格的论证恰恰走向了其论证的反面。也即,为了全欧洲人的自由和利益,还应该继续压迫波兰人,使得他们能继续在欧洲传播自由,因此波兰不应该复兴。此外,卢格只选择了一部分波兰人——流亡者作为波兰人的代表,因为这些波兰人从国外,如法国、德国那里吸取了新的思想,从而了解了本国的需要。但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国内的波兰人做的更多,而且“波兰本身就是研究波兰需要什么的最好的学校。波兰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首先承认并宣告土地民主制是使一切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3、关于资产阶级同盟者

卢格先生认为各民族如果在某些政治观念上相同,那末单凭这一点就应该结成同盟。因而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应结成同盟,缔结条约,实现波兰的解放。

在恩格斯看来,这几个国家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统治,但其民主形式都是假的,他们的利益不可能是一致的,而是在利益面前各怀鬼胎。因此卢格认为只要都是资产阶级在统治,他们就是天然的同盟者的想法是天真的。

4、关于“事件的理性”的修改

卢格还认为“历史权利就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这实际上等于说,历史权利就是修改事件的理性!只要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历史所实现的”东西和“时间所批准的”东西常常是恰好相反的,而“时间”批准的东西也总是在于消灭“历史所实现的”东西。两者不仅不等同,相反还是相互矛盾的。

事实上,“思想家在想,而商人在操纵”,这不仅是卢格思维模式的悲剧,也是世界历史的悲剧性嘲弄。

(二)革命策略和人民权利

一、《危机和反革命》

这篇文章提供了在革命胜利后代表胜利成果的议会在和反革命的力量之间较量的一些原则和策略。

危机的起因是由于议会的决议无法执行。革命的议会和反革命的代表国王之间的冲突,以及试图调停两者的内阁构成了这场危机的主要力量。议会是革命成功后成立的,即议会是革命的产物,它不对国王负责,而是对选民和自己负责。而且,它和国王具有平等的权力,具有同等的地位,国王没有权利解散议会。事实上,冲突的本质“不是妥协派和各部大臣的冲突,而是第一次以制宪议会的面貌出现的议会和国王的冲突。”

恩格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革命成功之后的斗争策略。有些内阁大臣提出立宪原则,但事实上,“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对旧制度残余的清除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被打垮的政党会不甘心自己权利的丧失,从而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活动以巩固阵地,甚至会展开公开的斗争,这些都会使立宪成为一种幻想。

内阁作为调停机构,最重要的是要维持“社会安全”,但内阁却一直采取个中国专制的措施对付民主派,对付以国王为代表的反革命时却畏首畏尾。

最终,这场危机的解决以波茨坦军事暴动从而使议会的决议得以执行而告终。危机解决的结果证实了恩格斯革命后的斗争策略的正确性。

二、《柏林的辩论自由》

恩格斯对“辩论自由”做了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辩论自由。他认为,“辩论自由”从来就是两方面力量的对峙。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因此,辩论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两种力量对峙的结果。人民有权要求政府。

因此,恩格斯不无犀利地反讽:“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

三、《法兰克福起义》

1848年9月20-21日,法兰克福的工人和农民发生了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恩格斯准确地预见到,起义不一定能取得胜利,因为每一次起义都直接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间接地威胁着它的社会地位。但是,即使人民正在也许还将继续遭受失败,但起义的意义和影响却不会因为失败而被消除。相反,敌人的每一个胜利也是他们的失败,胜利将会使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分裂,巴黎发生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不仅是个军事家更是个战略家,他不仅预见战争的胜负,而且看得更远。这对于革命的成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四、《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这篇文章阐述了作为统治者的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但统治者如果不明白“水载舟”这个道理,即他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而拼命征收苛捐杂税。那么“水亦覆舟”,人民就要收回赋予的特权,哪怕付出鲜血和金钱。

“国王永远只能把人民给予他的东西给予人民。从经济上说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恰恰在人们开始识破这个经济秘密的时候,立宪的国王就出现了。因此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天赋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普鲁士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无形的商品,即国王在人民的压力下给予人民的特权,也是人民以前给予国王的,可是人民在取回这些特权时总是要付出现实的东西——鲜血和金钱。”

(三)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分当中,不仅表面了当时各派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探索,也指出了各派之间的不同。这种探索的情形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探索颇有相似之处。

一、《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

文章分析了马克思和“黑克尔”的区别,也即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

1、弗里德里希•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重大作用上;我们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经济关系引起的冲突上。

2、黑克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研究“共和制度”;“新莱茵报”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找到了比那个合众国更加有趣的研究对象。

3、在黑克尔看来,社会问题是由政治斗争产生的,因为政治斗争才引发了社会问题;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

4、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迎合大资产阶级);而“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

二、《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

马克思分析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指出其不妥之处:1、革命实际上并不能“一举”成功,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思想不加以具体化,充斥人为和虚伪的热情只能沦为不折不扣的说教。3、不能对普鲁士政府抱有幻想。4、代表人民所提出的要求应当是“一定”的,而不是要求一切。某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

三、《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传统共和党人(“改革报”)的揭露:1、无奈接受“市民”分裂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事实。2、虽然二月革命确立了完备的资产阶级统治,但也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变得直接,资产阶级之所以又退向保皇主义,目的是为了把国王或人民作为替罪羊。3、“改革报”并没有认识到,阶级对立和斗争只能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且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却把原因归咎于道德和良心,似乎阶级对立是由思想产生的,但实际上,思想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社会关系有产生自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

有关问题的讨论

就“人民”的问题,发展部的范强威认为,首先,那些加入军队的“人民”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其次,发达国家的人民也享用了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的人民也参与了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但是从最近的经济危机来看,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迅速沦落为平民。因此,全世界劳动人民还是应该联合起来。再次,劳动人民没有条件从思想上武装自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去教育人民,人民需要被教育。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特别注意对人民的教育,使人民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飞跃。

中国化部的王佳菲就农民的教育问题发表了意见,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农民问题非常重要。比如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以后,经过八七会议,毛泽东开始上山运动,开展了农民运动。毛泽东办了很多期的训练班,从思想上把农民改造为一个具有工人阶级意识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训练班也就是今天党校的前身。这样,共产党员才能在中共发展史上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发挥重要作用。余斌认为,范强威和王佳菲的意见表明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和阶级意识来教育普通百姓。

陈人江认为,派别划分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如传统保守主义,无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等,但他们的具体主张在不同国别、不同时期不同。无产阶级也会提出一些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与资产阶级的要求基本一致,这是由当时所处的历史状况决定的。余斌认为,共产主义的要求只能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来完成。

 楼主| 发表于 2016-5-16 13:0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6期


  第6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8月11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6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陈人江和杨静。会议由余斌主持。

陈人江主要就欧洲各国革命的内在联系、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关系、欧洲革命中的民族运动三个问题做了发言,杨静主要就雇佣劳动与资本做了报告发言。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民族问题、工资问题、雇佣劳动问题、失业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对今后进一步完善读书会献计献策。

陈人江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6卷写于1848年11月——1849年7月,共收录135篇文章。时值1848年欧洲革命已进入了下降期,革命的焰火正逐渐被各国专制反动势力扑灭,虽然期间又伴随着革命形势的一定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低落衰微。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以《新莱茵报》为阵地,以1848年革命事件为中心,声援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揭露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考察革命的发展进程,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第6卷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几大部分:1. 阐明欧洲各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德国、法国、英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关系。2. 深刻剖析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关系,包括各个阶级的立场、策略以及力量对比,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拟定无产阶级在这场(德国和欧洲)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的斗争策略和路线。 3.分析了欧洲革命中的民族运动问题,并阐述了对民族主义的一般看法。4.考察了构成现代经济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笔者拟从前三个方面来谈谈阅读心得和体会。

一、1848年欧洲革命中各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在1848年11月概括了欧洲革命的一般进程,即“欧洲革命在完成自己的循环过程。”,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这一过程的发展状况:“它开始于意大利,在巴黎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二月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我们听到了维也纳革命的反响。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欧洲革命实行了它的第一次打击,在巴黎——在六月的日子里——它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六月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它正在完成,并丢了自己的脸。”(《柏林的反革命》,18页)意大利、巴黎、维也纳、柏林,这就是48年欧洲革命的中心,从意大利到柏林,革命具有传导的性质。而反革命势力的反扑也从维也纳开始从相反的方向传导回去。“伦敦的4月10日,巴黎的5月15日和6月25日,米兰的8月6日,维也纳的11月1日——这就是欧洲反革命的四个重要日期,是标志着欧洲反革命不久以前胜利进军所迅速经过的四个阶段的四个里程碑。”“在伦敦,在4月10日,不仅宪章派的革命实力被摧毁,而且二月胜利的革命影响也受到第一次打击。……巴黎在5月15日随即补充了英国保守政党的胜利。4月10日筑起的堤坝挡住了最高点的革命巨流的进路。5月15日从发源地摧毁了巨流的力量。”(《意大利的革命运动》,89——90页)巴黎是全欧革命的心脏,它的胜利和失败都影响着欧洲大陆其他各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革命的心脏受到破坏,它的外围自然也要遭到失败。普鲁士的情况和德意志各个小邦的情况也愈来愈明显地证明这一点”(同上)因而,“下一个重大的打击便是米兰的陷落”,米兰的失败象征着整个意大利的失败,“它还意味着欧洲反革命重心的恢复,即奥地利的复活”(同上,91页)这样,马克思清晰地勾画了一幅48年欧洲革命的演进图,在这幅图景中,欧洲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不是相互孤立的事件,而是呈现出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的性质。它反映出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把握的整体视角,而这又是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的深刻分析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革命运动》等多篇文章中不断指出,欧洲革命的前途不是取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例如德国,而是取决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中,法国是革命的中心,法国革命的胜利——“高卢雄鸡的叫声”往往是其他落后国家革命的先导。由于法国工人阶级六月起义的失败,导致了封建专制势力的回潮,也导致了镇压工人阶级起义的敌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失败,并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反封建专制势力的资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的失败,“同时也就是那些用谋求解放的英勇行动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民族”的失败,“同时也就是欧洲各国曾经一度与人民结合起来用反对封建制度的流血起义来回答高卢雄鸡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同时也就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文明在同野蛮做斗争中的失败”(《革命运动》,174页)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起义的胜利。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法国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着的主要敌人是英国资产阶级。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又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每个国家内的工业和贸易关系都依赖该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该国和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制约。……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因为,“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同上,175页)也就是说,英国(同时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决定了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打破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从而推翻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政治统治秩序的最核心最关键因素。因此,欧洲革命的胜利是与工人阶级这一最先进的阶级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打倒英法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工人阶级的普遍胜利,才能实现欧洲的解放。

在上述这段话里,以及关于1848年革命一般道路的全部论述中,马克思深刻阐明了一国革命与外部世界市场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表示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由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最终保障,从这里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世界革命的结论,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1849年革命经验制定的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初的影子。大多数研究者通常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生产力较发达的先进国家首先爆发并同时取得胜利”的论断,而马恩关于孤立一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而是必须由先进国家的革命胜利来保障的思想却往往容易被忽视,然而笔者以为,这点恰恰是马恩世界革命理论的最重要内容。且不说前一个“先进国家首发论”在后来已被马恩不断修正甚至抛弃,对其思想的误读也得到诸多研究者的更正,“同时发生论”也没有再现,而孤立一国革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革命是落后国家革命的最终保障则确实成为20世纪初开始的现实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里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和发展。马恩这一论断的富有远见性和深刻性也最终由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实践所证明了(在此顺便提及一下,笔者认为,在对20世纪国际共运实践的失败,包括对苏东剧变根本原因的探讨方面,马恩世界革命论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能够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848年革命分析中所展示出来的对世界历史进程把握的总体宏观视角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并可以由此构架与世界体系论的方法论的沟通,而其中所蕴含的世界革命思想更是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

二、1848年革命中的阶级关系(各个阶级的立场、策略、力量对比,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和路线)

马克思指出,1848年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在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那不勒斯,流浪汉同王权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巴黎,……资产阶级同流浪汉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在维也纳,被压迫的民族站到了反革命势力一边,期望从联合中获得解放,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和市民学生阶层,市民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在柏林,则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站在一起,下级军官站在另一边。”(以上引自《柏林的反革命》,18页)也就是说,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一,革命的任务和阶级的主要矛盾也不同,经济越落后的国家,推翻专制王权越成为主要目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直接对立性越不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英国、法国置于世界历史的时间纵坐标和空间横坐标中进行比较,剖析了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和德国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从中揭示德国三月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164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盟共同反对封建君主、旧贵族和教会;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是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反对君主专制、贵族和教会。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市民阶层或者还未具有独立性或者。而在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就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26页)德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的软弱性和保守性,一方面,它有推翻专制王权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它更惧怕觉醒起来的无产阶级,因而不敢与专制制度彻底决裂。马克思以辛辣尖锐的语言揭露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致命缺陷——普鲁士资产阶级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它一开始就蓄谋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不满情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底层,这个底层并没有为自己打通道路,而是被地震的力量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同上,127页)换而言之,普鲁士资产阶级只是被动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它不具有与旧制度做坚决斗争的勇气,而是想通过向王权和平妥协来取得政权。17、18世纪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每一次革命都比前一次革命更为激进和彻底,革命建立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新的政治制度。而德国“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新莱茵报”审判案》,278页)。在《资产阶级的文件》、《反革命政变》、《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孟德斯鸠五十六》、《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科伦日报”论选举》、《康普豪森》、《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委员会的审判》等多篇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虚伪与懦弱嘴脸,指出他们一方面在选举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承诺,试图讨好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和压榨。资产阶级为了与王权达成协议,通过所谓的“保存法制基础”,把稍加改头换面的旧地主官僚国家保存了下来,为了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不惜出卖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并反过来镇压工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斗争,同时,由于力图保存一定的封建所有制,又抛弃了反对封建专制的必不可少的盟友——农民阶级,从而最终为反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所剖析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特性,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普遍特性。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两面性表明,它很难承担起作为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历史重任,这已为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共运史所有力证明了。关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列宁和毛泽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马恩的这些论述,则表明是他们最早涉及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大力鞭挞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动腐朽统治。在《柏林的反革命》、《良心的忏悔》、《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对“新莱茵报”提出的三个诉讼案》、《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新年贺词》、《“新莱茵报”审判案》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王权和专制政府对内,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残酷迫害、镇压以及对人民民主权利的限制,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面目。在《合众国的预算和基督教德意志的预算》、《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下的普鲁士财政》、《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中,马克思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搜刮民膏、巧取豪夺、奢靡荒淫和腐败昏庸。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和要求,并根据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革命民主派的斗争策略。

在《孟德斯鸠第五十六》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尽管与资产阶级存在尖锐对立,但与封建专制相比,无产阶级宁愿接受资产阶级统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能够创造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物质前提。因而,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结成同盟,共同反对专制王权。在马克思看来,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王权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只有用武力才能得到解决。他指出,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议会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革命的道路,二是消极的反抗道路。在《柏林的反革命》中,他敦促国民议会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把内阁大臣作为国事犯逮捕,驱逐一切违抗命令的官吏,并通过拒绝纳税的决议。在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中,马克思提出通过各个民主团体号召莱茵全体居民拒绝纳税,同时警告不要用任何暴力反抗征税,以免一省内孤立的斗争会遭到失败。在国民议会通过纳税决议后,马克思又提出,各地应当用一切手段反抗强行征税,并号召把人民武装起来支援国民议会。与资产阶级的懦弱妥协形成对比,马克思指出,“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艾希曼的命令》,38页),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在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勾结起来后,马克思认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唯一抗议形式。因为“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比如说,不过某一个国民议会把自己出卖给某一个叛变的政府,人民就必须把两者——既把政府,也把国民议会一起赶走。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305页)在《“科伦日报”论选举》中,马克思指出,小资产者、农民、尤其是无产阶级,是全社会最激进、最民主的阶级。资产阶级止步于通过与王权妥协来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人民则要求的是“民主共和国”,因为民主共和国是小资产者、农民,尤其是无产者保卫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国家制度形式。马克思预言道,阶级斗争“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而这新的胜利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306页)

三、欧洲革命中的民族运动问题

1848年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也是广大被压迫民族反对大民族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民族运动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注重探讨和阐述了如何看待革命中的民族主义运动问题。在恩格斯看来,不是一切民族主义运动都具有天然进步的属性,不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都值得赞成。他依据民族主义运动为谁服务的原则,将民族分为革命的民族和反动的民族;依据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和所发挥的历史能动性,将民族分为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和“残存的”民族。恩格斯认为,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他们的民族斗争削弱了欧洲几大反动支柱——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其民族独立与民族的革命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是革命的民族。而中南欧包括奥地利境内的广大斯拉夫民族则充当了封建专制势力镇压和摧毁革命的主要工具,成为了“一切革命民族的压迫者”,并且希望在专制俄国的庇护下谋求民族独立,其民族主义具有反动的性质。恩格斯拥护前者,反对后者。

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恩格斯批驳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指出他们脱离实际存在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来抽象地谈论民族解放,脱离“各族人民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把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凌驾于革命之上,注定陷入空想和失败。在《匈牙利的斗争》中,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法,揭示了民族问题所蕴藏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在马扎尔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对斯拉夫民族的征服和统治过程中,匈牙利的德国贵族与匈牙利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各斯拉夫民族由于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也越来越站到压迫民族的贵族阶级一边,共同维护君主专制。在奥地利参与对波兰的瓜分上,是波兰的封建贵族将波兰出卖给了奥地利,并成为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可靠支柱,与君主国共同镇压资产阶级领导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波兰农民运动。恩格斯还指出,奥地利境内的泛斯拉夫主义民族运动支持了奥地利的反动派,反对匈牙利和德国的民主运动,并将自己和同为斯拉夫民族的波兰革命出卖给了沙皇俄国。因此,在民主主义斗争中,“民族矛盾消失了”,其实质是阶级矛盾。在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既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也反对泛普鲁士主义,认为他们是幼稚和反动的。把民族问题的实质归结为阶级问题,并提出民族运动应当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弱小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权利应当与一定阶级争得民主和解放的革命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直到今天依然是而且还必须是我们分析和考察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恩格斯不光批判了聚合型的民族主义,还批判了离散型的民族主义。他认为,首先进入现代文明进程,物质文化水平程度更高,处于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民族是历史的代表者,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而“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是残存的民族。恩格斯认为,这些残存的民族代表着历史的倒退方向,因为他们“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注定是要被历史消灭的。尽管这种对斯拉夫民族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偏颇和错误之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恩格斯同时也提到,“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334页)。换而言之,被压迫民族一旦加入革命的行列,主动干预了历史的进程,对历史起推动作用,则他们的民族运动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恩格斯对落后弱小的残存的民族脱离先进民族的独立运动总体还是持一定的保留看法,他认为,不仅因为残存民族在被征服以前从来没有过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处于零散分割的状态,或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先进大民族同化,其精神和物质关系的发展与先进大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重新分割领土违背政治趋于集中的发展方向。至于先进民族对落后的残存民族的压迫,恩格斯说道,“至于说到‘压迫’,那末斯拉夫人所受到的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比德国人民大众所受到的压迫更重”,并且独立后的弱小民族国家仍然很难摆脱大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么建立这样的民族国家实质上并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注意。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来,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或民族独立运动成为一股新的强有力的潮流,其中不乏有正义合理的民族解放诉求,但更多的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祟。例如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内部各民族统一的精神纽带断裂之后,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原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小民族纷纷要求独立,致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民族冲突、战乱纷起、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恩格斯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对弱小民族反向分离主义的批判不光是当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写照,也是对今天现实的一个警醒,更为我们思考今天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杨静的研读笔记

《雇佣劳动与资本》:着眼点是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哲学的贫困》相比,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说方面的一大进步。

一、《雇佣劳动与资本》写作背景

《雇佣劳动与资本》写作的三个主要背景:

1、马克思认为,对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初是马克思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的演讲稿。德国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建立起来的,协会的目的是对流亡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从1847年12月下旬开始,马克思在协会作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其中就有《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稿,是紧随《共产党宣言》之后创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主要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附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474页),这为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性提供了锐利武器。

2、以1848年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势展开的阶级斗争为背景。

例如巴黎六月斗争、维也纳的陷落、柏林十一月的悲喜剧、爱尔兰的严重饥荒等,都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主要事件。阶级斗争的不断出现,迫切需要对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马克思在德国《新莱茵报》上以社论形式连续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主要论述了“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474页)。其后,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几次,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由恩格斯在柏林经过修改、补充于出版,并写了一个序言。为了使文章的叙述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凡在马克思原稿中说工人为取得工资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地方,在1891年的本子上都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3、反驳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所谓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一向把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描绘成自由、平等、公平交易的关系,宣扬二者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针对这种流行的观念,通过分析工资的来源及其决定,工资和利润互成反比,指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根本上的对立性,“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497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的所谓劳资利益一致性,既是迷惑无产阶级意识的谎言,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辩护的手段,必须要揭开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的虚伪面纱。

二、主要内容

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计划是要写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说明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第二部分说明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第三部分说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者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奴役和剥削的情况。不过这个计划马克思并未完成,现在看到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只是原计划中第一部分。

《雇佣劳动与资本》分为五个部分,前两部分分析了什么是工资和工资的决定;第三部分分析了什么是资本及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的根本对立性;最后两部分分析了生产资本与工资的关系。

1、工资及其来源

马克思剖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从工资入手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工资最初的认识受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较大,斯密和李嘉图把工资看成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没有区分出劳动和劳动力两个概念。当时马克思接受了这种看法,在文中多次使用“劳动价格”,尚未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彻底划清界限。但是后来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日益完善,马克思用劳动力价格代替了劳动价格。因此,文中有劳动价格的地方要理解成劳动力价格。

什么是工资?马克思在分析了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分别获得不同的数量的货币,但是这些表象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资是资产者为了偿付劳动一定时间或完成一定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475页)。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是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可见。劳动是一种商品,是和沙糖一模一样的商品。”(475页)既然劳动是一种商品,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通常称之为商品的价格,因此“工资只是劳动价格的特种名称”(476页)这就是工资。

工资来源于何处呢?资产本及其经济学家指出工人的工资是来自工人生产的产品出售后获得的货币的一部分,产品出售后,工人获得了工资,资本家获得了利润,工人与资本家一起共享了生产出的产品。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工资来源于资本家的储备货币,而不是来源于工人自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例如“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476-477页)这表明,工人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在“产品中或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477页)。

虽然当时的马克思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相比的一大进步在于马克思把劳动成为商品只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劳动才成为商品,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下,劳动都不能成为商品。他说:“劳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奴隶主,……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478页)工人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售,出卖劳动是其工资的唯一来源,因此,不得不从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之下,虽然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他貌似自由的。

因此,工资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劳动成为商品反映了资本家和工人的雇佣和被雇佣的经济关系,工资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2、工资的决定

工资既然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因此,工资的决定也得遵循一般商品价格决定的规律。

马克思指出商品价格一般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并围绕着生产费用上下波动。生产费用由原料、劳动工具与直接劳动两部分构成。马克思认为商品价格围绕着生产费用上下波动是一种规律,而不是像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偶然发生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482页),当商品的交换价值在生产费用之上的时候,有利可赚,商品的供给增加,反之,则供给减少,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资本在不同部门的流入与流出。

工资既然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自然一般商品价格的决定规律也同样对工资起作用。那么,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什么呢?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484页)。因此,“工人的劳动价格即工资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马克思进一步以简单劳动为例指出“简单劳动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并将这样决定的工资称之为最低工资(485页)。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进一步阐明了价格由生产费用即价值决定的这一价值规律,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资本及资本家与工人利益的根本对立性

什么是资本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是“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486页),例如斯密和李嘉图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只要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新生产的手段就可以称之为资本,而无视社会关系的作用。

马克思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指明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在他看来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对此,马克思以黑人是否等于黑奴为例说明了生产关系对积累的劳动是否能够成为资本所起的决定意义。他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486页)这说明人们只能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才能进行生产,因此,积累的劳动,例如纺纱机就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才能成为资本。

商品怎样才能成为资本呢,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着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积累的劳动只有当它支配活劳动时才成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488-489页)。这表明资本不能离不开雇佣劳动而独立存在,资本必须通过对活劳动的支配外加剥削而实现增值,在这个过程中,活劳动处于被支配、被剥削的地位,为了生存,活劳动不得不被资本剥削。“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490页)。正是资本与雇佣劳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产生的关系往往被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描绘成资本家和工人利益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资本体现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家依靠剥削雇佣劳动而获得利润,而雇佣劳动者只有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家和工人是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其根本利益是对立的。

4、生产资本与工资的关系

马克思首先假定有一种最适意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这似乎使人认为生产资本增加必然会带来工资的提高,看到了资本家和工人利益一致的“美景”,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本增加的情况下,工资不单单是由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决定的,而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决定的”,即由比较工资、相对工资决定的。比较工资、相对工资表示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值”(494页)。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本增加的情况下,相对工资或比较工资是下降的,这种下降是因为工资和利润互成反比例,即“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495页)。因此,“即使在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497页)马克思通过分析工资与利润互为反比例的关系指出资本利益与雇佣劳动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生产资本的增加会带来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增加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家希望夺取市场,获取超额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日新月累地、更大规模的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502页)。可以说,生产资本的增加必然带来不断扩大的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

由生产资本的增加带来的分工和新技术必然会降低工资。这是因为分工一方面会加剧工人间竞争,降低工资,另一方面分工越细,劳动越简单化,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的生产费用越少,因此,工资越降低。采用新技术将就使不熟练工代替熟练工、女工代替男工、童工代替成年工,从而造成机器排挤工人和降低工资的后果。机器不仅会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还会促使大批手工业者和小食利者破产,沦落到工人队伍中,工人队伍的扩充和竞争的加剧,无疑使工资进一步降低。马克思说:“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505页)。可以说,随着资本的增加,工人阶级由于队伍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而更加趋于贫困化。

因此,在工资手稿中,一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各种提高工资的建议,例如“储蓄银行制度”、“全面的生产教育”、节制生育的马尔萨斯学说,无非是想蒙蔽无产阶级意识,使工人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真正地位以及不能正确的选择解放道路。

5、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提到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但是价格围绕生产费用的上涨和下降必然引起工业资本剧烈的流入与流出,以及供需的矛盾,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483-484页)

生产资本愈增值,就会迫使资本家盲目扩大生产,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工资低下而日益贫困化,无力购买大量过剩的产品,生产将愈加超过消费,经济危机的发生将不可避免。在每次经济危机中,商业界只能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即使通过向国外转嫁危机,与资本生产扩张相比,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依然是尖锐对立。“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506页)

三、若干思考

1、要科学的运用马克思工资理论,切实贯彻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注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和谐与劳资两利。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3年的55.6%,下降到近几年的40%左右,2007年更是下降到39.7%(孙秋鹏,2009)。劳动者报酬的下降,只能造成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三低”局面。“三低”局面的出现,不仅抑制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无法形成有效的消费需求,形成生产过剩阻碍生产发展,从而形成“三低”局面的恶性循环。因此,只有才能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才能日益扩大消费,通过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依然能够解释美国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这次次贷危机演化成金融危机、继而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生产、贸易的国际化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同时,加强了美国资本在压低劳动价格和国外资金价格方面的实力,助推了美国投资与过度消费。与此同时,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加速与民众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或缓慢增长扩大了资本所占的利润份额,出现了生产的持续扩张与美国社会民众购买力相对狭小的矛盾,进而催生了美国的债务消费模式,催生了金融创新泡沫,引发经济危机。其实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系统分析美国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市场结构、增长因素、金融创新及其全球化效应,从而对经济危机做出深层次的制度解释,为我国应对经济危机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有关问题的讨论

国外部的陈硕颖提出工人竞争激烈,分工将会分化工人,使工人不能再联合起来,对此应该如何认识。余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工人竞争就非常厉害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就是说工人不是其他工人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老板,是老板让工人彼此成为竞争对手的。要对工人进行正确的教育,让工人认识到竞争的结果最终还是工人自身被淘汰,这对工人的联合很重要。当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收入很低,没有钱,组织活动很困难,马克思通过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帮助工人做了许多事情。

在从工人竞争谈到人口问题时,余斌指出,马克思曾提到,过去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现在是生产力压迫人口。过去生产力不发达,养不活更多的人口;现在是生产力发达了,人口相对过剩,是生产力压迫人口。当前中国既存在欠发达地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也存在发达地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总之中国应当坚持计划生育。彭五堂认为,人口问题本身就是经济问题,从人口密度来讲,日本人口密度大,但是总体上劳动力人口短缺,我国则是劳动力人口过剩,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

政治学所的孙彩红提出了雇佣劳动的人数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余斌指出,现阶段要持欢迎剥削的态度,但是不能否认剥削。外资进来剥削,我们欢迎,但不能因为欢迎就否认剥削。否则我们就不清楚当前这个过渡阶段要向哪个方向过渡,就有可能向更多的更彻底的剥削制度过渡。另外,小作坊只能雇佣八个人,否则就是剥削的规定是不合适的。雇佣多少人,应由小作坊所容纳的生产力状况决定而不应当由是否剥削来决定。

张伟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是否是一种必然。余斌认为是这样的,因为马克思说的很清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如果市场经济也意味着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那么,当生产资料的使用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时,必然会存在失业。

此外,与会人员围绕着读书会的研读方式和研读方法提供了许多建议。例如彭五堂建议在全集阅读过程中,内容阅读不要太泛了,在准备过程中,可以选择1-2个重点问题,发表个人观点,引起大家的共鸣和争论。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3:32:11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7期



  
第7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9月17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2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孙应帅和陈秋贵。会议由余斌主持。

孙应帅首先就全集第七卷中马克思所著《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做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陈秋贵则主要介绍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的内容并谈了他的读书心得。报告过程中和报告之后,大家围绕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期报告内容包括两个发言人的研读笔记以及大家的讨论发言。

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收集了1849年8月至1851年6月所写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年8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便和他们一起着手改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11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本卷的前半部分,主要收录了他们以下的一些文章:

1849年8月-1851年6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

1849年11月28日,弗•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泰晤士报”》;

1850年1月-11月,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9年8月-1850年2月,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以及,1850年1月-2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等等。

其中,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登载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本卷中十分重要,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著作。因此,以下主要就这篇著作进行学习和研读。

一、历史背景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写于1850年1月至11月1日。原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连载文章,总题目叫《从1848年至1849年》。1895年,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名在柏林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为单行本写了导言,另外还增添了第四章《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使这部著作更加完整了。

马克思写作这部著作时,欧洲大陆的1848革命已经失败,各国的反动势力先后重新掌握国家政权,对革命者进行疯狂镇压,使欧洲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在法国,革命正沿着下降的路线发展,金融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的代表——秩序党掌握了议会、内阁和军队大权。路易•波拿巴则依靠农民的支持当上了法兰西的总统,依靠自己秘密流氓组织“十二月十日会”进行篡夺军政大权的活动。秩序党伙同资产阶级共和派镇压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以后秩序党击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由于秩序党的反人民性和内部各集团利益的尖锐矛盾,在与路易•波拿巴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归于失败,从而使路易•波拿巴最后政变成功并复辟,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这一时期,欧洲工人阶级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鼓舞者。革命失败后,尽管他们遭到敌人的诬陷和迫害,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攻击,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革命信心和斗志,对未来充满革命胜利的希望,并孜孜不息的奋斗着。他们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了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科学地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制定今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针,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蓄积和组织革命力量,以迎接未来的革命。

二、中心思想

法国是近代革命典型国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典型意义。因此,马克思将《共产党宣言》中表明的基本原理和唯物史观进行具体运用,分析法国1848年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以及事变的过程,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近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树立典范。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法国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清晰地分析这些事件中各阶级的作用和发展趋势,从而丰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的基本理论。同时,马克思精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及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实践,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三、重要意义

1.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事变的典范,这一科学分析验证了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正确性;

2. 这部著作发展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提出了社会革命发生的物质经济根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3.提出了革命同盟军和工农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4. 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和科学概念,丰富了不断革命的理论,等等。这对于启发我们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观察现实,预见未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彻底革命的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四、内容简介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由一个前言和四章组成。

在前言中,马克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结局和建党任务。他指出,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思想觉悟,摆脱了旧传统的束缚,清除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明确了今后解放斗争的方向和道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虽然反革命力量暂时得到加强,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却在和这些强大敌人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党。

第一章,分析了1848年8月无产阶级起义失败的历史,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

第二章,分析了从1848年6月起义失败到1849年6月13日事件这段历史,阐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改造的要求。

第三章,分析了制宪会议时期的历史,论述了工农联盟和不断革命的原理。

第四章,分析了1850年普选权废除后,法国阶级斗争的状况,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

在第一章,马克思分析了法国1848年六月革命,论述了1848年2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贵族的反动统治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并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概念。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七月王朝是纯粹的金融贵族专制,法国金融贵族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处于无权地位,它一方面是金融贵族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充满恐惧和仇恨.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仅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且也排斥于选举权之外。法国七月王朝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它的经济政策严重阻碍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和腐败。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积极地站在反动神圣同盟一边,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这是法国“二月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加速革命爆发的有“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这个经济事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不满。另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经济事件是“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全集QP16-选集XP381)。这两个损害工商业经济的瘟疫,使金融贵族的统治变得更不堪忍受,终于引发1848年“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在二月街垒战中,迫使七月王朝让位给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代表,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了。

无产阶级决心把革命推向前进,迫使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在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以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但同时也就招致了整个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它作斗争,他们没有获得自身的解放,仅得到了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社会条件。相反,建立二月共和国却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一切有产阶级和金融贵族一样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由部分金融贵族的统治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全体的政权。马克思指出,在法国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而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每次胜利工人阶级都力图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但是法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国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占统治地位。除巴黎以外,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业中心,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创造出现代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是无产阶级借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从阶级力量来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有赖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二月革命时,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处于受金融贵族压迫的地位,工人阶级只能和工业资产阶级一起反对金融贵族,一些次要阶级斗争只能让位于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任务,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利益还不能当成社会革命的普遍任务。另一方面,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人数众多,没有他们作革命的同盟军,工人阶级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说:“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韧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QP22-XP387)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标志全体资产阶级都获得了统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想使革命停顿下来.把它限制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调集反动军队,随时准备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联合势力过于强大,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被捕,起义缺乏必要的准备和组织领导,无产阶级陷于孤军奋战等原因而失败。但马克思仍高度评价了六月起义的伟大意义,指出六月起义“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战斗”。(QP34-XP398)“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QP37-XP400)

这里,马克思就阐明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

在第二章中,马克思分析了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时期的阶级斗争状况,阐明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改造的要求。

资产阶级共和派镇压1848年6月工人起义以后,掌握了共和国的全部权利,接着消灭了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为自己下台和路易•波拿巴上台造成了客观条件。

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上台,是农民推翻共和派资产阶级专制的政变。这次政变的胜利是农民在其余各阶级的帮助下完成的。使制宪议会倒台,并不是推翻制宪议会的革命,只是使政权转移到另外一部分资产阶级手里。之所以没有发生本来意义上的革命,主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马克思说:“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现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新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庄严地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QP52-XP413)

波拿巴就任总统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制宪国民议会也被解散。在制宪国民议会被解散之前,它批准查封革命无产阶级的俱乐部,否决大赦工人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在对无产阶级态度上,表现出它的资产阶级本性。这个议会已为人民切齿痛恨,也被利用它的资产阶级粗暴地扔掉。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当时有两大敌对集团,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在两者中间的是三色旗共和党人,秩序党是六月起义以后成立的,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这是资产阶级两大集团。即大地主和金融贵族大工业资产阶级集团。这两大集团在共同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他们的选举口号是;“财产、家庭、宗教,秩序!”(QP68-XP429)这个口号体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存在条件。秩序党有巨额资金、有遍布法国各地的支部、有豢养出来的思想家、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代表。通过选举,它占有了立法议会的绝对多数。

社会民主党或红党,是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党结合而成。这个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山岳党(即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要充当议会里的先锋,就不得不与社会主义空谈家们联合;这时各个阶级发展程度还不允许无产阶级实行革命专政。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的一些地方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因此,卷入革命运动的一切中间阶层,就必定把该党主要人物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的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6月13日山岳党和受它影响的群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碰上尚加尔涅军队的刺刀,就一哄而散了。尚加尔涅则成了秩序党的救星。

马克思从法国2月革命到6月13日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得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结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QP72-XP432)

在第三章中,马克思分析了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总结了这段历史的革命经验。通过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分析,论述了工农联盟和不断革命的原理,从而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首先,关于建立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阶级结构时,深刻解剖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通过对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科学分析,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QP99-XP456)农民在革命进程中接连遭受失望,实际经验促使他们逐渐发生革命转变,在立法议会的选举中,在六月十三日事变后的各次选举中,都表明这个最守旧阶级的革命化。秩序党的镇压措施和波拿巴及其内阁的各项法案的通过和实施,说明两个权力在镇压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这样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就迫使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逐渐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把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这样,马克思就得出了革命同盟军和工农联盟的必然性结论:“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派的一般特征。”(QP102-XP460)无产阶级是最坚决最彻底革命的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普遍联合中,应该站在革命联盟的领导地位,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其次,马克思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被秩序党攻击的“无政府派”是各种利益的联合,它的一端是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另一端是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它包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的很多派别。在革命过程中,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和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社会主义派别是构成“无政府派”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派别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QP103-XP460)在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之下,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它是还没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就其现阶段来说,它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在分析批判空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QP104-XP462)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科学地规定了无产专政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划清了与空论社会主义的界限。

在第四章中,马克思分析了1850年普选权废除后,法国阶级斗争的状况,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必然性。

马克思分析了普选法废除以后法国阶级斗争状况和发展趋势。3月10日和4月28日的选举,联合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得到巨大胜利。秩序党则以废除普选法,制定新选举法和出版法来回答小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选举中的胜利。新的选举法和出版法的通过,迫使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退出了官方舞台。

秩序党在反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加强行政权力,而加强行政权力则使波拿巴地位更加稳固,两者的矛盾突出出来。波拿巴用到各地巡视的方式把人民鼓动起来反对秩序党。1月11日议会复会时,波拿巴把延长总统任期的权力得到手,随后把掌握军队权力作为自己的目标。秩序党穷于内部争吵,随着尚加尔涅将军军权的丧失,最后它自身连同共和国一起粉身碎骨了。

根据对法国和英国当时经济状况的分析,马克思论述了发生革命的物质经济根源和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在文章的前三部分中,叙述了1847年英国爆发的工商业大危机,如何影响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纠纷,这种纠纷又如何转化为法国2月革命。随后指出1845年开始到1849年更加发展的工商业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革命胜利成为可能。他由此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而“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QP114-XP470)这些论述,就阐明了革命的发生既需要条件又具有历史必然性。

五、现实启示

1、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就充分估计了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

2、革命的发生既需要条件又具有历史必然性。

3、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建立工农联盟,这是从六月起义失败中得到的教训。

4、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通过不断革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这一社会前的过渡阶段。

5、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形式是暴力革命。近年来,有人歪曲1895年恩格斯晚年所写《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称恩格斯在《导言》中改变了早期的革命观点,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这些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在《导言》中改变了对旧式起义、街垒战的看法,深刻指出,依靠旧式起义、街垒战的斗争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他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但同时,恩格斯也深刻指出革命权利是神圣的,巷战也并不是毫无意义了。他说,“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同上,第606页)一方面,恩格斯在《导言》中阐明了新形势下无产阶级要学会利用普选权这一崭新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另一方面,恩格斯还指出,这种普选权只是适应现在的形势,不是永恒的。待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到威胁政府时,统治阶级就会改变和破坏法律,糟蹋选举。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书信中说,“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因此,认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不可能消除的本质,既要学会运用合法斗争手段,又不放弃暴力革命手段,根据实际条件和情况做好两手准备,才是无产阶级应对资产阶级的正确态度。

陈秋贵的研读笔记

《国际述评(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国际近期的形势。普鲁士的两院想通过改良的形式,得到君主立宪制,一味地向国王妥协,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国王很难想出一种能使两院感到过分的侮辱。最后,他觉得不得不声明:‘他将要立的誓约对他来说愈是神圣,他愈要忠心地担负上帝所赋予他的对祖国锦绣河山的义务’,他的‘国王的忠诚’愈不允许他向那虽然赋予他一切而对国家却毫无裨益的宪法宣誓。”

普鲁士靠贷款维持国家财政预算,而奥地利濒临破产,靠开新税,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得一线希望。但是战争只会使得奥地利更快地崩溃。俄国的情况也不理想,他会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从而引起欧洲战争,那么英国必然会发对俄国。那么在英俄战争中,俄国依靠英国的市场,而英国可以抛开俄国。因此,在英国人看来俄国人并不可怕。但是对德国人来说,俄国人则显得可怕,因为他可以直接制服德国君主。瑞士对神圣同盟只是一味地妥协。在法国,资产阶级则对革命采取了残暴地镇压,妄图恢复君主制。但是在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势力也在扩大,广大的农民群众因破产而投入革命的怀抱。

在欧洲大陆争论革命、反革命的同时,英国的工业不断发展,世界各地充斥着商品。这样必然导致危机的爆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得世界贸易获得了第二次新的方向,将会使得世界贸易中心从伦敦转移到纽约,也使得太平洋成为世界主要的交通航线。

中国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近乎灭亡。人民大量破产,要求革命废除私有制,社会主义学说在那里盛行,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计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国际述评(二)》中马恩认为英国正在遭受的危机不是来自巴黎,而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化所带来的商业危机。生产过剩和狂热的投机,导致了危机的产生。并且农业危机伴随着商业危机而来,使得资产阶级和工人两个阶级都受到冲击。“工人阶级因消费品不足而激怒愤懑,上层阶级则因生产过剩而倾家荡产。”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工人处于两个极端,工人因消费不足而苦恼,而资本家却由于拥有太多而苦恼。

东印度的市场暂时比较活跃,但这事实一种偶然的现象。美国的市场则处于紧缩状态,生意萧条,物价下跌,处于危机初始的阶段,而美国的公债价格在上涨,为欧洲的资本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场所。经济上的危机,将导致政治上的危机,将会引起革命的爆发。

《国际述评(三)》中马恩分析了生产过剩和投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象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在马恩看来,生产过剩的危机,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

马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了投机的盛行。一方面银行贴现率降低,引起了利息率降低,使得信贷资本的收入减少,迫使信贷资本寻找其他出路。另外一方面,繁荣时期,剩余资本不断地进入信贷市场,导致竞争加剧,也引起利息率下降。而生产过剩又使得各种建设的增加,刚好为信贷资本提供了一条出路,最终导致投机的盛行。

并且革命会尾随着危机之后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中在恩格斯看来,经过40余年的斗争而换取来的十小时工作制,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手段。因为一方面它没有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一方面他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进而使其耗尽一切而被另一种制度取代。并且这个法案也不是工人阶级争取的,只不过是贵族及其土地所有者等封建势力争取的,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对工人的同情,而是害怕被资产阶级所取代。“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因此,当厂主的势力增大时,这个法案也很容易就被废止了。

但是这法案被废止,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一是,它不是工人阶级自己争取来的,这一法案之后没有后续的措施来破坏劳资的关系。但是经过40年的宣传,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工人的知识、组织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二是,工人更加深信,不经过自己能力争取来的东西是没有保障的,要想取得权利,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作支撑。三是,这个法案的废除会使得厂主加快生产,最终生产过剩,耗尽资源,导致革命的爆发。“这样你们不要再要求实行‘劳动保护措施’,而应当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而使你们有可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劳动。”因此,在恩格斯看来,一切事物都存在着辩证法,一件坏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可能是好事。

《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中,恩格斯指出是小时工作制只不过是反动阶级用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手段,因此很快就被废除了。这个法案的由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需要相应的市场来承受,否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生产中断。“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只有降低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因此,有了谷物税、食糖差别税、航运法的废除。而这些是资产阶级对贵族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掠夺。而十小时工作制,正是反动派对资产阶级的报复,为了牵制资产阶级而出台的。

十小时工作制的废除,使得工人意识到与反动派的联合是不值得的。他们转而支持工业家,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工业家掌权的时候,它们的机会才会到来。“他们感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们覆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

工人要想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取得普选权才可能,而普选权的取得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这种工人的这种要求是革命的要求。“这已经不是个别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那么如何解决十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恩格斯说道“解决10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也象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看出同一个法案,由于倡导者的不同,而从反动变成革命,这正是基于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法。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文中马恩认为要注意区分德国的民主派,这部分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它们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立宪民主派的小资产者和共和派的小资产者。这些人在失败之后,往往自称是“共和党人”和“红色党人”,但是“改变这个政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

民主主义小资产者的软弱性,他们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只是更让他们感到满足,而不是对社会制度的彻底的变革。“总之,他们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们应该对他们正确对待。

如何正确地对待小资产阶级:一是,小资产阶级在受到压迫时会联合无产阶级,这种联合会使无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重新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这种联合要采取拒绝的态度。但是由于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在取得暂时的一致。这是无产阶级必须要独立的武装,并且在革命胜利之后,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的局面。“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二是,工人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和严密的组织;三是,工人必须有独立而且能够集中起来。

为了避免革命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通过把土地分给工人,而让工人变成农民小资产阶级。必须要实行公有制,把土地收回国有。也就是无产阶级不能受到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诱惑而改变独立的道路,而要进行不断革命。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对象,来推翻共同的敌人,但是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这一点与我国的统一战线的思想一致。“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

后面得一些信件写给英国的媒体,希望其公开发表。是因为普鲁士国王被暗杀,普鲁士借机铲除反对者。马克思此时正在英国避难,普鲁士派来了大批的密探,监视他们。“我们认为,一切对于作为各党和各国流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有丝毫损害的事情,英国人该是很关心的。”

《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认为从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因此回顾下德国农民战争,对现在来说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这也验证了一句话“历史总是反复地进行的。”虽然德国农民战争最后以农民起义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德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指出这是“德国历史最彻底的事件”和“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从14-15世纪德国的情况说起,德国当时工业虽然也比较发达,但是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英法等过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实行重商主义,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排挤。而德国由于没有强大统一的政权做后盾,直接导致“汉萨同盟”的失败,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更使得德国国内经济衰弱,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君主的皇权没落了,诸侯们各自为政,彼此间经常为了争夺利益而征战。国内没有一个全国的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间比较分散,这种商业上的分离进一步造成了政治上的分离。

而在各地内,由于城市大多享有特权的保护,因此整个赋税就落在了农奴身上,诸侯们只顾自己享乐,为了维持这种之初利用一切办法来剥夺农奴。而中级贵族分化为小诸侯或者骑士,骑士阶层由于新式武器和作战方式的出现,步兵作用的突出,导致其成为一个多余的阶级。一方面是军饷的减少,另外武器购置等支出的增加,和为了保持其地位的支出,他们只能从农奴那里去取得收入,当他们实在想不出榨取农民的法子时,就直接把农民投入监狱,然后让他自己拿钱来赎回。

僧侣也分化为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为了自己财富的额增值,采取比其他等级更无耻的方法来榨取农奴。“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好的效果。”

平民等级不属于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一般都是平民出身,俸禄微薄,与市民生活比较接近,得到市民的同情。又由于其拥有的知识,并且能够代表市民并替市民说话,而成为了运动中的理论家,与人民站在一起。

而这两者之上的是教皇,由于德国僧侣众多,政治上又处于分裂状态,教皇每年从德国僧侣中收取了大量的钱财,“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僧侣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一方面不需要纳税,另外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一味地索取和享受,不但激起平民的愤恨,也成为贵族仇恨的对象。

恩格斯认为当时德国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集团:一是,富贵家族,这一阶层拥有特权和大量的财富,以各种方式剥夺城市市民;二是,市民反对派,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他们希望通过一种改良主义,公社大会,在合法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权力。三是,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组成的。他们追随在市民反动派后面,没有彻底的革命性。

处于这些阶级(除平民反对派外)之下的,是农民。这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但是由于他们比较分散,惯于顺从,没有自己的武装,而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贵族和城市的联合力量。因此,农民只有联合其他等级才能有胜利的机会。

恩格斯农民战争历史的回顾,胡登所领导的贵族与诸侯战争的失败得出了贵族的反动性。“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侣。”

“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而农民则缺乏彻底的革命性,一旦贵族做出让步,他们就得到满足。或者害怕失去自己的微薄的财产,在战争进入持续阶段时,就跑回家。

农民战争的结果,虽然农民失败了,但是对农民而言,没有失去什么,他们所受到的压迫还是如战前那样,并且由于战乱,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遭受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教堂被毁坏。他们的抵抗力是最小的,而受到的仇恨是最大的,诸侯也利用人们的仇恨来剥夺僧侣的财产。贵族也受到打击,家族破落了,沦为诸侯的附庸。城市市民也没得到好处,城市特权被剥夺,被诸侯所奴役。

得到好处的是诸侯,他们从僧侣、贵族、城市市民这些竞争者的破落中得到了相对的利益,使得破落的贵族降服于他们,取消了市民的特权,并搜刮了他们的财产。

在分析公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认为是地方和各省的割据产生的地方狭隘性,破坏了整个运动。各区农民之间分散,不能采取集中统一的行动,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最后,恩格斯把1525年的革命与1848年的革命做了对比。他们相同的是反对派之间各行其是,不能统一,没有一个成熟的阶级来领导革命。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领导阶级,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处于一个盲目的阶段,一方面不能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去的政权,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的剥削深恶痛绝的同时又对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身的解放的看法,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又不大相信了。小资产阶级、农民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抛弃。“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

他们所不同的事,1525年的农民战争是属于德国的一部分,是地方性事件,当时其他国家都已经进过农民战争了。而1848年的革命则属于欧洲事件的一部分,他开启了一个新的革命开端。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兰西宪法的解读,他认为表面看起来是自由、民主的宪法,其实不但宪法本身自相矛盾,而且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以解决;”由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民主,实际上并不民主,而是无耻的暴政。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从当局对工人的限制中就可以看出来,当局制定了一个小册子用以登记工人的基本情况,而这个类似护照的小册子掌握权在警察手里,它们可以随意登记这个决定工人命运的册子。

法兰西宪法同时限制了拿破仑的连任,因此拿破仑要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来对付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对于拿破仑的帝制和人民的民主,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因此“拿破仑的阴谋在于,一开始利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利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最后利用军队反对这两者。”

有关问题的讨论

陈人江认为,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有两大集团:代表垄断资本的金融贵族和代表中小工商业的自由资产阶级。1848年的革命主要是指向金融贵族的,马克思的这种阶级划分跟后来列宁的帝国主义中的金融贵族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垄断权。中国也存在中小资本对垄断资本的斗争,比如制造业反对金融资本,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从民主的性质来说的。那么资产阶级的这两部分斗争,是否至今还适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余斌指出,在这一卷的恩格斯的文章中有同样的论述,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治的,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之后就立即分为在野党和执政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一方代表工厂主。余斌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的出现,正是因为存在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每个西方经济学派都代表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当该学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集团在统治中占上风时,这一流派就在经济学中占主流。

王晓红提出,后现代主义提出现在的社会是个消费社会,那么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支持下来的暴力革命是不是不适用了?余斌认为,要弄清楚美国的是否是消费社会,就要“实其事”,去美国实地考察下,看看美国到底是不是消费社会,消费的资金如何才能够白白地得到。如今关于储蓄的定义存在问题。陈秋贵认为,所谓的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为了取得利润,不断地扩大生产,而这种生产需要一定得市场来消化,于是通过广告等价值观来引导人们的消费,导致了高生产、高消费,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维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异化消费”。

余斌谈到,本卷中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理论之外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具体措施。它是证明列宁和毛泽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证据,回答了为什么会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和中国取得革命成功。实际上,落后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本身需要革命,因而不能不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抓住机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办就会取得当年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余斌还指出,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马克思提到“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党取得政权是两个不同的。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余斌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才取得政权。而陈人江则认为正好相反,新中国的建立是党取得政权,社会主义改造后无产阶级才取得政权。

余斌还指出,前面两位同志的读书笔记中所提到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是理解马克思关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论述的钥匙。尽管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并不是认为危机期间也不能以革命灭亡那种导致危机的社会形态的理由。这是因为,危机的爆发已经表明,这个社会形态已经不能容纳全部的生产力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那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把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因而还不会灭亡”的观点是错误的。目前的现状只是表明,资本主义不会自动灭亡,正像不经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不会自动灭亡一样。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3:34:49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8期


  第8
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10月13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8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吕臻和余斌。会议由张建云主持。

吕臻主要结合经典文献《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小农的论述,作了题为“马克思论法国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学习发言。分别就《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写作背景、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经济社会的具体分析、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法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论述。

余斌大体介绍了全集第八卷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具体文章就革命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顽强奋战对革命的重要意义、民族问题、十七与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退化、资产阶级内部集团分裂与多党制、议会斗争、小农经济与小块土地所有制、阶级冲突下的弱势群体保护、宪章派、英国议会投票率低的原因、自由贸易与外向型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英国的强迫移民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小农经济、暴力革命与生产力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对社科研究的指导、发展如何通过人民、共产主义能否在局部实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吕臻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论法国小农经济与社会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书笔记
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创作背景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其后数十年间法国政局频繁更迭,革命、复辟、战争层出不穷。1830年“七月革命”后,统治法国的是七月王朝。这个王朝的政权掌握在金融垄断贵族手里,给国家的工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1845-1847年欧洲连续发生了马铃薯病虫害,各国普遍歉收,许多地方发生饥荒。1847年英国工商业又发生经济危机并波及到法国。在激烈的内外矛盾之下,法国金融贵族统治岌岌可危,1848年“二月革命”随之爆发。

七月王朝被推翻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采取严酷镇压的态度,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1848年6月22日,巴黎工人发动“六月起义”,但由于敌我悬殊,最终被镇压下去。“六月起义”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马克思称赞“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六月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组建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被排除出去,并废除延期偿付债务规定,继续实行45生丁附加税。一系列反动措施,不仅打击了工人阶级,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借助于群众特别是农民的不满,路易·波拿巴在12月10日凭借农民的选票当选总统。农民把路易·波拿巴看做是“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再现。路易·波拿巴就职后,通过一系列卑劣的政治操作,将大权独揽,积极复辟君主制。1851年12月2日,他调集7万多军队进入巴黎,宣布解散议会,逮捕秩序党分子及一切反对他的议员。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路易·波拿巴政变。1852年1月14日,路易·波拿巴公布新宪法,把总统任期改为10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被法兰西第三帝国代替。

“二月革命”爆发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参与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负责起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当时各国工人阶级尚缺乏社会基础和斗争经验,面对多倍于己的敌人,被严酷镇压,整个欧洲革命逐步陷入低潮。为了总结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也为了揭露“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反动本质,马克思相继写作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部著作,开始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来阐明法国革命的本质,分析路易·波拿巴上台的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否定了将路易·波拿巴看作呼风唤雨的历史英雄的唯心主义观点,并采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一个一语双关的题目,讽刺路易·波拿巴想当冒牌拿破仑的幻想,揭露了其违背历史进程的反动本质。

二、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分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出现在文章的第七部分,也是全文最后一部分。前面六个部分重在描述二月革命的历史,分析阶级斗争的复杂局面,揭示出路易·波拿巴如何利用各阶级间的矛盾软硬兼施一步步窃取法国政权的。在文章的第七部分,马克思开始深入问题的本质,首先指出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就是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随后,马克思又细致分析了法国行政权力与其基础小农阶级之间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

马克思指出,作为路易·波拿巴统治基础的国家行政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它代表的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正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的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到了真实的表现”。 路易·波拿巴的专制王朝是法国农民即法国人民的要求和法国社会的宿命,是真正根植于法国小农经济土壤的必然产物。

小农经济之所以是路易·波拿巴专制统治的基础,是由其自身封闭保守的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这样分析小农的特点: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

接着,马克思揭示了小农经济产生的历史原因,“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拿破仑均分土地,人为制造出小土地所有者的汪洋大海,是对之前封建主残暴统治,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状况的直接反应。

“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即小块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是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这种所有制形式极其固化的相关法律“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可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在这里,马克思深入剖析了拿破仑统治时期小土地所有制之所以能够给农民带来富裕安定的外部原因,以及现在为何情况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

马克思指出,时代发生了根本改变,资本的统治正在迫使小农日益走向贫困,农业日益走向衰落,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小土地所有制。“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而路易·波拿巴为了维护统治,有意将这种所有制意识形态化,坚持维护所谓的“拿破仑观念”,马克思深刻揭露了“拿破仑观念”事实上等同于“小土地观念”。“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虽然这是必然要灭亡解体的,但路易·波拿巴仍要阻挡历史车轮坚决维护。因为它是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没有这一套庞大的专制机构,就没有路易·波拿巴的统治,理解了这套军事官僚机构也就理解了法国社会革命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所以说“拿破仑观念”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而是法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化身,法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在这里,马克思深入分析并批判了“拿破仑观念”的五种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小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天然联系。

“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拿破仑法典)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

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至于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统治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经被降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债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贝尔先生所想的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分析法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他虽然批评法国小农的保守与落后,但没有放弃他们,而是继续坚持工农联合的思想,积极鼓励农民中先进分子投身革命,并寄予厚望。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他认为,随着小农所受资本剥削的深化,许多小农终将破产,“农民就会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透过嘈杂的政治乱局,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马克思看到不是英雄人物的叱咤风云,也不是机缘巧合的历史偶然,而是法国经济社会深入骨髓的东西——小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法国才滋生了军事官僚的专制统治,法国大革命后,革命、复辟周而复始的历史迷局的答案正在这里。

马克思的分析条理清晰,步步深入。他首先直接点名论点——法国行政权力的基础是小农阶级。随后指出小农之所以落后,并成为专制统治的源泉,正在于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缺乏社会交往。接着马克思介绍了小农经济产生的历史原因——拿破仑改革,并通过时代的比较,解除了读者的疑问,即为何老拿破仑时代农民富裕,而现在陷入贫困,进而证明了拿破仑时代农民的富裕状态有其历史原因,不是小土地所有制合理性的证据。而路易·波拿巴却是通过维护小土地所有制夯实专制统治的基础。为此路易·波拿巴炮制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拿破仑观念”。马克思逐条分析驳斥了“拿破仑观念”的具体组成,从根本上指出“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马克思的分析从经济基础出发,落脚到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拿破仑观念”,并最终指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有力的揭示出历史运动中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复杂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的杰出表现。

三、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对法国小农的分析不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特别是在马克思终身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当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自投身革命之初就已开始,终其一身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结论成果。比较著名的论述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所有制与分工的关系,对传统社会“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了阻碍,与这种经营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等农业生产方式的描述。在1848年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中把《共产党宣言》一般原理运用于德国革命的实际,提出废除德国封建义务、土地国有、用科学方法大规模经营农业等宝贵思想,并且初步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初步思路。而后在1849-1853年的几年里马克思相继写作了《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重要著作,对法国小农社会与专制统治间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德国的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对德国社会阶级关系进行分析,其中不乏对于农民革命和保守的精彩分析。1853年以后,马克思开始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并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剥削关系着眼,相继分析了爱尔兰、印度、中国等国情况,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中讨论了东方家庭式农村公社制度,并提出“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私有制”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印度村社制度消亡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这样介绍村社制度产生的原因“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1873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再次批评小农经济的革命保守性,并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改造农民,将农民吸引到革命一方的具体措施,“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除了《资本论》中对农业和地租问题的深刻论述,马克思晚年开始深入研究俄国农村土地制度,并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多个初稿中,指出农村公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出了私有制因素,并指出在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促进公社中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

可以看到,从早期认同资本主义大农业,到逐步认识到农村公社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马克思始终在摸索不同于英国资本主义雇佣农业的另一条道路,始终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看待小农、农村公社等诸多问题。他认为,小土地所有制带来的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狭隘和自私自利,很难参与社会交往乃至社会革命。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要改造小农,引导农民走上革命和发展的道路。在早期分析印度村社制度时,认为由于公社内部没有私有制,个人缺乏独立意识,这样的社会形式是落后的。而晚年他在分析俄国公社时,开始认识到公社内部已经进化出了私有制的成分,公社已经成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斗争的场所,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些研究中贯穿始终的是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即从分工与所有制的角度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得到明确表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小农经济的分析中较早的得以展开并娴熟运用,其后无论是在分析英国圈地运动、印度村社制度、爱尔兰租佃问题、土地国家所有制、还是《资本论》中的地租问题、或是俄国公社命运问题等,都可以看到这种方法,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总体而言,马克思在本文中对小农经济社会的深入分析,既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具体国家经济社会状况的初始和典范,又是马克思在分析其他国家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比较对象,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法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受“小农经济”困扰,法国农业在一个半世纪里徘徊不前。直到二战前,法国仍然无法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还是农产品净进口国。“二战”以后,法国处在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政府采取“以工养农”政策,加速土地集中,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目前,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世界主要农副产品出口国。粮食产量占全欧洲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法国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1、推进土地流转,鼓励规模化经营

法国搞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负责养起来,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1955年,法国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有127万个,20年后减少到53万个,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增加了4万多个。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50年代初近40%,现在只有2.2%,农民平均占有农地达到10公顷以上。虽然如此,在法国中小农场和家庭劳动仍居农业主导地位,50公顷以下的中小型农场有84.5万个,仍占农场总量的83%。近10多年来,土地租赁经营经营方式逐渐增多,逐步占据土地经营主导地位。

2、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二战以后,法国政府把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极其突出的位置。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可以享受价格补贴。对农民兴建的水利工程、道路、电气化工程和土地整治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给予10%-20%的国家补助金。此外,由政府出面担保,银行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在60年代,银行商业贷款利息一般为7-8%,购买农业机械的贷款利息可降为3-4%,贷款年限为5年以上。贷款金额占自筹资金的一半以上。农用内燃机和燃料全部免税,农业用电也远比工业便宜。为保证农业机械质量及方便使用,政府颁发“特许权证”,指定专门企业,在各地建立销售服务网点。不论哪个厂家哪一年的产品,其零部件都能随处买到。法国《农机法》规定,农机产品停产10年后,还要保证零部件供应。农业机械物美价廉,售后服务有保证,深受农民欢迎。到1970年,各农场拖拉机的占有量已达到170万台,10公顷耕地有差不多一台拖拉机,完全可以满足耕作等作业项目的需要。联合收割机增至了10万台,植保、排涝等其它农业机械也很快得到普及。

3、鼓励专业化生产,推行区域优势种植

二战以前的法国农民种田是小而全,自给自足,在有限的土地上既要种粮种菜,又要栽瓜种果,还要围栏养猪,垒圈喂牛。如此经营的结果,一是农活太杂,专业化程度不高,难以提高技术水平;二是品种多而数量少,商品化程度不高,难以有效地占领市场;三是插花种植,机械化程度不高,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农业装备现代化和规模化”的逐步推进,政府不失时机地做起了“专业化”的文章。法国的农业专业化可以概括为三个类型: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在区域专业化方面,按照自然条件、历史习惯和技术水平划分,将不同的农作物和畜牧生产合理布局,全国分为22个农业大区,470个农业小区,形成专业化的商品产区。在农场专业化方面,按照经营内容大体可分为畜牧农场、谷物农场、葡萄农场、水果农场、蔬菜农场等。专业农场一般经营一种产品。作业专业化是指过去由一个农场完成的全部工作,如耕作、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营销等,均由农场以外的企业承担,使农场由原来的自给自足性生产,转化为商品化生产。

4、扶持专业合作社,培育农工商综合体

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法国政府积极扶持专业合作社成长,培育农工商综合体发展。到60年代末,法国建起了3100个农业信贷合作社,7200个供应和销售合作社,14000个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根据经营情况,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双方每年一签约,农民只要按时干好农活,剩下的事全交给合作社去办。年终结算时,扣除风险基金和发展储备金,其余的按入社资金、农产品收购量分给社员。如发生亏损,社员也要按对应的份额承担风险。为了鼓励合作社发展,国家出台有关政策,合作社可免交33.3%的公司税,当然,合作社如果违规经营,国家也有权予以取消。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成了“社员”。农业合作社占据了农产品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生产资料和饲料基本上由供销合作社销售,90%以上的农场贷款业务,由信贷合作社提供。

农工商综合体也在法国农业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类型有:生产综合体(包括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前综合体(包括能源、设备工业、生物工业、农业化学和其他工业、服务业);销售综合体和国际贸易综合体。农业成为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估计,农工商综合体拥有的人数占就业人口的1/4。为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促进农产品流通作出重要贡献。

5、推行农产品保护政策

为了保护本国农业,法国政府首先通过提高关税、价格补贴,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政府开始把扶持农业的重点,放在生产、加工和销售领域,力图通过“产业化”,把本国农业做大做强。这方面,法国的做法有独到之处。农业宏观指导,由政府负责;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交给合作社去办。在法国,农业食品部和渔业部主管农业,负责产供销全程规划,其他任何部门无权插手。这样就避免了条块分割、多头指导。为了防止这两个部门位高权重,失去监督,总理专设私人办公室,定期了解基层农业情况。另外,还成立了“全法最高农业发展指导委员会”,涉农各行业都有代表参加,重要的农业政策,必须由这个机构提出,然后才交给议会讨论,从而实现了“农民的事情农民办”。

为了扶持农业发展,法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法国农业仍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诸多矛盾,例如过度依赖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等,但总体而言,困扰法国一个半世纪的小农经济已经成长为领先世界的现代化农业。

五、启示——对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的讨论

距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创作,已经度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时光,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经济和社会论述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然而,仍有问题摆在眼前。法国小农经济难道不是落后的象征吗,难道不是马克思描述的那个将会导致农业落后、农民破产的过时的所有制吗?但它又何以能够走出历史的困局,在基本没有改变家庭经营形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呢?时至今日,在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家庭经营仍占很大比重,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将走向何方呢?因为存在疑问,社会上便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家庭经营,认为马克思是否定小农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开倒车,重蹈解放前小农经济的覆辙。一种是认为家庭经营是先进生产方式,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不需要改革,主张学习日本搞兼业农业,主张索性将小块土地彻底交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重新阅读那些马克思关于小农问题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不是马克思误读了后人,而恰恰相反,是我们误读了他。

回到要讨论的问题——家庭经营,我们认识到必须将小农经济和家庭经营作出相应区分,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小农经济和家庭经营是大体重合的,特别是在传统家庭观念强烈的亚洲农村地区,一家一户的兼业经营是长达数千年封建时代小农经济的基本形态。马克思对小农的分析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但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不是家庭的优缺点,而是小土地占有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人的封闭和狭隘,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所有制只是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看法,“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站在人的发展的角度审视所有制问题的,而不是就所有制谈所有制。社会分工和沟通促进人丰富和发展,而孤立和封闭只能使人丧失发展的机会。无数农民处于一个平面,就像口袋里的马铃薯一样,只是一个个的,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小农。“小农”不是一种简单的所有制表述,也不能等同于家庭经营,而是一种概念,一种描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处在孤立和封闭状态的具体概念。“小农”不仅仅是小农,其实在社会的其他层面也有反映。与之相应,“集体”或“公社”的概念,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人数的叠加和条例的规定,而更多的是指一种人和人之间相互交流、分工、合作的状态,也就是马克思常讲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可以看到,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既有重合又有区分,家庭经营的“小农”状态在外界环境的推动之下,是可以摆脱孤立和封闭状态的,这也是法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历程所告诉我们的。通过推动土地流转、普及机械化、推广农业科技、农业信贷、区域优势种植等诸多手段,家庭农业开始走向市场,开展广阔的分工合作,农民的视野便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块土地。与“小农”状态逐步化解相对应的是各种专业合作社、农工商组织的发展,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高,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集体化”、“合作化”尝试。发达国家农业家庭经营的大量存在,不仅没能否定马克思,反而更加印证了马克思的深刻,家庭经营存在的合理性更多的来源于婚姻家庭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借否定小农经济而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是借认可家庭经营认可小农兼业农业的合理性,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如何改造我国家庭经营中仍然存在的“小农”因素及其不利影响?是推行土地私有制固化小农经济,搞兼业农业?还是淘汰小农,鼓励土地兼并,搞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或是推行行政命令式的农业集体化呢?答案不言而喻。

余斌的研读笔记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3-115中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其实反革命的发生,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看不到这些背景,而将其归咎于少数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和欺骗,就只能说明一个半世纪前就已过去了的迷信还在一些人身上重现着。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决定某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在谈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时,恩格斯提到,“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如今的中国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取得极其显著的成效,而走向共同富裕还迟迟没有起步,财富的不断增多和市场的不断扩展,中国的资产者即便还没有形成阶级,他们也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发现他们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尤其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保护环境与劳动者的法律等而得不到满足。同时,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也使得他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因此,我们也同样看到新西山会议派这样的核心分子的出现和提交出来的零八宪章。

在谈到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连自卫都宁肯放弃时,恩格斯指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这段话不仅对于军事阵地和政治阵地是适用的,也同样适用于学术阵地。

在谈到德国的斯拉夫人时,恩格斯指出,“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今天中国的一些藏族和维族的分裂分子也同样是人民事业(甚至也是他们个人家族,如热比娅家人对她的质疑)的叛徒,是美国政府的各种阴谋的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心目中,他们也是罪人。与当年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农革命使得如今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是属于革命的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的表现远不同于它在其它国家的表现。建立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的经济成份和某些试图倒退到上百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历史状况的阶级成份所造成的。只要今天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能够坚持强化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除非先进性因素的影响,民族关系就会成为我们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在谈到对民主派先生们的看法时,恩格斯指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不是看他没有做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没有。例如,有人曾经指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或者对这种批判保持沉默的人,是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不宜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尽管进行了这种批判的人也许是出于种种原因,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总比前面那些人要强一点。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17—227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既然不能选定条件,当然更不能照搬其它条件下适用或不适用的模式,比如三权分立什么的,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适合自己的模式。因此,科学的理论分析远比曾经的结论重要,当然更比不科学的理论重要。只有把握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我们才能在任何直接碰到的条件下科学地因而也是低代价和高效率地发展自己。而这种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在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从一种不太完善的剥削形态转变到一种更完善的剥削形态,而且只是“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其统治者的变化不大,革命自然是为时短暂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开创一个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只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这样看来,前苏联的崩溃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如今有些人强调什么不能走回头路,多一点国有经济就让他们大叫不已。其实,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从来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在消除了“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之后,重新开始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甚至计划经济再作一遍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能够阻止这一点,至多只能滞缓一下。

在谈到资产阶级内部两个集团的分离时,马克思指出,“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今天,西方经济学界也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各个学派,研究这些学派时不应只看到它们不同的言辞和幻想,而应当去分析他们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哪些集团的实际利益。其实,这些学派的盛衰无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进而指出资产阶级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这段话指明了议会制的本质。一些人试图在中国推行议会制,只不过是企图实行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不会是议会制,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在谈到民主派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今天,如果一个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典型地,如果他的经济理论不能越出西方经济学的界限,那么无论他如何标谤自己,他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即使我们不承认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但是按照这里的分析,我们将不能不承认中国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在谈到庞大的国家机器时,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学者却在那里空谈什么小政府大社会。他们所要求“小”的政府只不过是不被他们控制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政府。

在谈到议会斗争时,马克思指出,“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实际上,议会里的斗争完全依赖议会外的斗争。正如弱国无外交一样,议会外弱势的一方也谈不上在议会里的斗争。

在谈到小农时,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段话解释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是皇权国家,为什么今天仍然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在谈到小块土地制度时,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而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中国历史上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实行郡县官僚制和钻营官职的科举制的基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小块土地制度也曾是保证中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并曾和城市里的市场经济相协调。但是,同样是两代人时间的30年过去了,这种制度也同样产生了同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然而,现在的基于市场经济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并不能解决这样的三农问题,反而成为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只有邓小平提出的走集体化道路的二次飞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必须走这样的道路。

在谈到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时,马克思指出,“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如今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存从而多种阶层(或阶级)共存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构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和谐社会”而不使之成为纯粹的空想,就必须把无产阶级或工农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波拿巴式的尴尬,“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建成并延续下去。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244—256中恩格斯先是指出“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系的。”然后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一位新加坡的前常任秘书曾撰书指出,新加坡建国时的统治者就是用就业和住房来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的。因此,资本主义亡而不死的原因,不是或不仅仅是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却罔顾这些,极力鼓吹那些会引起群体性事件的观点。

恩格斯进而指出,“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既然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和谐就只能是阶级之间的均势。因此,要在存在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消除弱势群体,至少要避免弱势群体的扩大和被进一步弱化掉。

《宪章派》(388—397中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是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他们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力求使人们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贸易自由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营。……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政治的或社会的限制、规章和垄断存在,除非它们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即来源于制约着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这个党派的口号是“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非必需的费用”。在他们那里,王权、上院、常备军、殖民地、教会、司法机构、民族之间的战争,统统是生产的非必需费用。“英国如果能同别的民族和平相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剥削它们。”“对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说来,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从机器生产的角度来看,都是昂贵而且无益的,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民族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及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只是在总的方面留下一个为整个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两点:第一,帝国主义固然是战争的根源,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帝国的某个统治集团来说,战争也是生产的非必需费用。他们也会愿意用和平手段来剥削其他民族,正如美国对中国所做的。第二,“小政府大社会”这个公共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是一种代表自由竞争的产业资本利益的理论。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当然这句话是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对于当时农民占人口多数的法国则未必适用。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固然农民也占多数,但是经过中国革命培养的农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了,因此维护普选权就是维护以工农联盟为特征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型报纸上都不会找到宪章派代表琼斯的演说。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型报纸没有保证每个阶级至少各有一家,那么,在那里就谈不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琼斯在演说中指出资产阶级的贱买贵卖,就是“买工人的劳动要贱,把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卖给工人要贵!”这些观点已经非常接近马克思的观点。这也表明,马克思不是突发奇想地“发明”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历史的关节点上科学地总结了人类的先进分子在那个时点上的共同认识。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同样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主义。马克思还提到琼斯指出,这种贱买贵卖的制度“依靠着同国外的竞争,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得破坏其他国家的商业,正像已经在本国破坏了劳动一样。”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国际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尽管琼斯以两万票被提名为候选人,而他的被驳倒的对手以五百票被选入议会,但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只能在口头上实行普选。不过,琼斯的这场被马克思称为“简直无法描写这个演说、特别是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所引起的热烈反应”的精彩演讲的演讲词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建议在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时安排一场候选人的演讲。不能再让人们仅仅根据候选人的简历投盲票了。

《选举中的舞弊》(398404中马克思解释了当时英国议会选举投票率低的问题,而这个解释对于今天欧美国家选举投票率低的问题同时适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已经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416423中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一家自由贸易派报纸企图证明“贸易自由使出口额增加,而出口额的增加又促进繁荣;繁荣的结果必然使贫困现象减轻,以至于最终消失”时指出,根据这家报纸所引用的数据,“如果我们假定贸易自由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循环和与之相联系的盛衰交替现象,那末,在现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使对外贸易额每年再增加50000000英镑,即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这些神志清醒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竟敢侈谈‘空想主义者’。——其实没有比这些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如今中国也存在大量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空想主义者”,他们力图抛弃“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约束。他们同样地“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贸易自由的结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还谈到了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人们谈论较多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很多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交易所中的虚拟经济过多,脱离了实体经济。那么,在马克思指出“对于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段”时,他提到,“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说:‘绝非如此,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我们现在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市场上一经出现,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这样便保证生产者获得相当的利润,并且刺激他们进一步实行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现在的繁荣的特点是:现有的剩余资本已经直接集中到,并且还在继续集中到工业生产中去。”对此,马克思认为,“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1847年的危机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要比在工业方面更为严重。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区。……剩余资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中,而不分散到贸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径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

在谈到英国大量的贸易顺差导致黄金储备过多(今天的中国是美元储备过多)时,马克思指出,这“总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转为狂热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而另一方面是围绕着诱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溃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到来。”如今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打着走出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的旗号纵容房地产的疯狂投机,其后果让人乐观不起来。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457536中马克思详详细细地揭示了普鲁士政府是如何制造假案的。而这一切都在审判过程中比较清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仅仅是出于陪审法庭的“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那些科伦共产党人才被判有罪。现如今有人指出,当年《光明日报》关于“张志新”一案的许多报道内容也是伪造的。而对张志新的平反也没有经过公开的审理,凭借的仅仅是一边倒的舆论。或许今天还来得及用一场公开的审理来判明张志新一案的是非。这个审理不是纠缠一桩过去了的无足轻重的案件,而是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宽广的良心的审判。

《议会。——11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537544中马克思强调应当从间接税回到直接税:“由于现代分工,由于大工业生产,由于国内贸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间接税制度就同社会消费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体现为保护关税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间接税制度就愈来愈有必要了。直接税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税不容许进行任何欺骗,每个阶级都精确地知道它负担着多大一份国家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税、财产税和房屋税等直接税更不受人欢迎的了。……贸易自由促使转向直接税制度。直接税制度则包含着反对教会、大地主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将使英国资产阶级丧失它可以从贸易自由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即资本对劳动的无限统治。”

《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553558中马克思嘲笑“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如今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当然都是为了人民,但却很少有通过人民的。这也是最终导致通化钢铁公司重组时其总经理被工人打死的一个原因。当前中国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口号中还需要补充一项“发展通过人民”。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577584中马克思指出“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来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

《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609615中马克思指出,“土地贵族由于1846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废除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他们在1847年就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法案作为报复。可是,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东西。”由此可见,三权分立制度只不过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方便他们取回他们在某种条件下不得不让步或不得不失去的某些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他们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实际上,这个看不见的魔王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616623中马克思提到“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因此,当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上各部落,消除了这些部落的内斗对过剩人口的限制后,就只能大举入侵世界各国。

在这里,马克思紧接着指出,“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社会上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虑成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像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社会革命不像政治革命那样有声有色,但它比政治革命的强迫力还要大。当前中国既存在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也存在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就是力图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而那些反对计划生育从而将中华民族推向灭亡境地的人却在那里打起拯救民族的旗号。

相关讨论

余斌指出,对小农经济的讨论,还要结合马克思对城乡、工农对立问题的论述,这是一条隐线。小农经济的政治影响就是行政权力统治社会,改造小农社会才能消除行政官僚统治的土壤。

张建云指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暴力革命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尖锐,工人农民生活难以为继,资产阶级的统治让人毫无希望,如果不反抗就没有出路。而现在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本人难以预想,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经减少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判断应当如何理解?如果不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否生产力的发展会一点一滴地推进社会革命进程呢?

政治学所的孙彩红指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具体环境展开分析,对自己未来的研究帮助很大,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归根到底要开阔视野,深入分析背后的经济因素。此外,毛泽东对于所处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的很好体现,可以参照研究。恩格斯对政党问题探讨,对于研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都有很好的启示。

中国化部的王佳菲询问“执政通过人民”的具体措施,余斌简要列举了两点,一是党政分开,二是党内民主。

孙应帅提出了“共产主义在局部能否实现”的问题,并据河南刘庄为例,该村之所以能搞集体经济,可能很大程度取决于村支书的个人能力,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私有观念可能很快战胜公有观念,集体经济可能瓦解。孤立的公有制很容易复辟。如何才能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私有观念?私有观念的铲除可能比制度的铲除还要难。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观点可能是答案。只有毫不松懈、螺旋上升的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余斌指出,发展通过人民,可以有效消除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私有观念复辟的情况,如果村里花钱都通过制度公开,就不会因为个人因素破坏这项制度。

针对许多同志展开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张建云指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局限于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目光,共产主义很遥远,也很贴近,需要我们点点滴滴的努力,并从现在做起。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3:36:18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9期



  
第9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11月10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9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陈人江和张伟。会议由孙应帅主持。

陈人江的报告就近东问题、英国工人运动、英国的殖民主义侵略以及英国政府对内政策等四个主要方面做了发言。张伟主要就马克思关于货币理论、经济危机方面的论述做了发言,并就经济危机研究、政党异化以及信息公开等方面发表了一些看法。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人员主要就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工人运动及工人组织的异化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陈人江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9卷收录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53年3月—12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但主要聚焦于四大方面: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范围的瓜分争夺、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印度、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问题、英国政府对内政策。

一、近东问题:西方各列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范围的瓜分争夺

1853年,沙皇俄国加剧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侵略扩张,第九次俄土战争爆发,而英法德奥等西欧列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纷纷涉入其中,各列强展开了瓜分和争夺近东、巴尔干等土耳其势力范围的斗争。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近东问题上国际关系的分析,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殖民征服和扩张中的尖锐矛盾的揭示,以及从中阐述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未来途径,都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殖民帝国体系相交阶段的宝贵材料和视角。

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中,恩格斯指出,土耳其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沙俄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使得争夺连接西欧和亚洲内地贸易的通道的控制权成为关键性的因素。土耳其,包括其首都君士坦丁堡、黑海各港口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都处于这一战略要地上。“商货经过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的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p17)。恩格斯还指出了土耳其对沙俄在亚欧实行扩张政策的重要军事战略意义。

在《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土耳其问题》、《战争问题。——议会动态。——结果》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体系维护和巩固君主专制统治和殖民霸权的实质,抨击这一反动的国际体系的腐朽和无能。当沙俄在不断蚕食和吞并土耳其版图,企图实现一个野蛮而强大的专制帝国取代另一处于没落阶段的,无法再继续其统治的专制帝国时,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当时正处于自由资产阶级上升中的英国,恐惧欧洲社会革命甚于俄国扩张,出于需要俄国作为镇压欧洲革命的支柱的考虑,不敢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而只是虚伪地主张“维持现状”,以此来安抚南欧巴尔干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情绪,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马克思对此揭露道,“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现状。……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马克思辛辣地讽刺道,“一定要维持土耳其的现状!这就像要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停在一定阶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烂一样。土耳其正在烂下去,而且,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现状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p7)。恩格斯认为,维持土耳其的现状,也就是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落后腐朽统治,尤其是对南方斯拉夫民族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但也正因此使得土耳其疆界内的南方斯拉夫民族倒向了沙皇俄国,给俄国以瓜分和肢解土耳其的借口,从而大大扩展了沙俄的反动势力。马恩都认为,沙皇俄国的专制势力扩张是欧洲各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主要障碍,如果俄国控制、兼并了土耳其,那么这不光使得欧洲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也与自由主义的英国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而另一方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落后的封建统治又是近东和南欧各民族进步和解放的主要障碍,只有扫清这个障碍,才能实现巴尔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同时,也只有土耳其境内的南欧各民族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沙皇俄国对土耳其的兼并才失去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每一个独立了的南欧民族都会成为反对沙皇俄国封建专制的力量。因此,近东问题是与欧洲反专制的革命运动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中,恩格斯痛斥了西欧各国列强政府“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政策,指出他们的反动方式是无法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即“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p37)。恩格斯认为,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内决不是过于自信,因为“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徳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了打击。”(p38)马恩当时就已经推断,列强的殖民争霸最后会导致全欧战争或世界大战的爆发,事实证明果然如此!而恩格斯关于大战中薄弱之点的预言也基本由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了。近代西欧列强对土耳其势力范围的争夺和瓜分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一战爆发并非以英国和俄国的矛盾为主要导火索,但从这次由各列强殖民征服和瓜分势力范围引致的大战中,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从彼得堡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突破口。这不得不令人为马恩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预见性与内在洞察力所钦佩、赞叹!

二、英国工人运动

19世纪50年代初,随着大工业基础在英国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期,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壮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密切关注着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问题,在《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十个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工人问题》、《繁荣。——工人问题》等多篇文章中,他描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提出了有关罢工问题、工人阶级组织问题和工人政党斗争策略的一些思想。

马克思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战争的鲜明表现,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驳斥了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他指出,“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p191)马克思强调,不能从罢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不大来贬低罢工的意义,而必须首先注意的是罢工“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p191)也就是说,罢工是促成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促进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从一个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手段,它是工人阶级精神形成、成长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学校。马克思尖刻地揭露了那些主张以法律干涉严惩罢工,以维护出卖劳动的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的虚伪嘴脸,他揭露资本主义的自由本质是,“在以环境为转移的一定范围内,可以让劳动者认为自己是生产上的自由缔约人,认为自己与老板的合同是依照双方的协议签订的。但是,只要他们一越出这些范围,那就要公开强迫他们在议会这个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常设联合委员会所规定的条件下工作”(p256)。马克思还指出,在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反对工人阶级的联合组织后,工人阶级也必须建立自己的联合组织,以对抗资本的进攻。马克思关于罢工的观点不由让我想起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在非公有制的工厂里也处在资本的严酷压榨下,与当时已经达到一定联合程度,能够独立组织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条件下,罢工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阶级意识的形成、建立实际的斗争上的联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还指出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并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重要意义。他支持英国工人运动的先进革命组织宪章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把英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展宪章运动,把争取宪章的斗争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结合起来。马克思斯指出,英国工人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人民宪章规定了在国内实现普选权。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普选权能够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首要武器。马克思援引宪章运动的革命领袖厄内斯特·琼斯的话“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取得社会解放”,“重视政权的基础,即重视普选权,重视宪章”,并这样高度评价了宪章运动:“我奉劝那些仅仅根据英国社会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医患中风的外表来判断这个社会的人们,到这样的工人集会上去深入地看一看那种负有摧毁这个社会的使命的力量”(p195),表明了他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独特道路的肯定和对其未来的热切期望。

三、列强对印度、中国的殖民征服与侵略

马恩在分析欧洲革命的前途时不仅把眼光仅仅局限于西方,而且还扩大到了东方,在他们看来,东方殖民地问题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马恩注意到了东方(中国)人民的反殖民侵略运动,并分析了欧洲革命与东方人民的反殖民侵略运动的相互联系,反映出了马恩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最早阐发了后来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制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关系学说所包含的某些理论萌芽。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说道,“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p109)马克思分析了这二者间的内在联系,这一内在联系即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关系。在欧洲革命的影响因素中,马克思之所以把中国的反殖民侵略起义提高到如此重要地位,就在于中国的国内市场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工业扩张和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意义。因为普遍市场的扩大总是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这种不相适应必定会引起新的工业危机。而一个大市场的突然缩小则加剧了危机。英国殖民者的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后,把中国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其结果是中国被迫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建立了联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的重要市场,尤其是成为英国重要的消费品茶叶的主要出口国和棉毛织品的主要进口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入侵瓦解了中国旧有的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引起了反对殖民掠夺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太平军的起义,1853年左右,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震荡,中国居民不得不储存茶叶和丝织品,其结果是,英国进口茶叶价格上涨,金银外流,中国从英国的棉毛织品的进口额也大幅度减少,而这样一种必需品——茶叶涨价和中国市场的突然缩小的情况,又是发生在西欧农业歉收所引起的农产品涨价之时,所有这一切将会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并最终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因而,“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p114)。中国革命就这样通过对英国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了欧洲革命,从而具有了国际性的意义。

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俄土纠纷。——东印度问题》、《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等多篇文章中,马克思严厉抨击了英国对东方(印度)的殖民征服和掠夺的罪恶行径。他指出,政治寡头依靠腐败昏庸的官僚制度、严酷的苛捐杂税搜刮印度民膏,金融寡头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统治掠夺了印度的财富,工业巨头则用低廉商品的倾销摧垮了印度的农业经济。马克思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在东方殖民统治制度的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历史后果。马克思首先剖析了东方特殊的社会结构。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像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社会结构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由于文明程度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部门是交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掌管的。其二,由于农业劳动的分散,以及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形成的孤立的聚居点,产生了村社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生产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村社制度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无论什么样的王朝更替、外敌入侵,都没有触动印度社会制度的这一根基。只有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侵入,才破坏了这一基础,“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p148)英国的殖民统治,完全荒废了公共工程部门,并通过推行柴明达尔和莱特瓦尔这两种土地制度,严酷剥削印度的小农,使农业完全衰落了下去,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残余。另一方面,英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则彻底毁掉了印度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摧毁了村社制度,也意味着摧毁了专制制度的根基。

面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的残酷殖民压迫,马克思认为,不能陷于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绪和道德愤慨,相反,他辨证地评价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p247)马克思认为,印度旧的社会是建立在其社会成员的相互排斥对立和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的,这样的社会注定要沦为外来入侵者的战利品。而英国的入侵,一方面固然建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它所带来的先进工业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造成了全国性的交往联系,打破了印度社会内部的孤立,从而也为印度的政治统一奠定基础,并提供了印度未来社会进步和政治解放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前提。马克思提醒道,“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会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由此我联想到当今的改革,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情形:每一次经济的增长,商品的逐渐丰裕,既不会自动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自动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会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脱离人民所有的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只会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使现代生产力的一切成果都服从于最先进民族的共同监督,生产力的发展才不会表现为异己的力量,才真正表现为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p252)。

四、英国政府的对内政策

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当时英国政府的一系列国内政策,向人民群众揭露英国政府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统治面目。

在《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等多篇文章中,马克思针对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当时提出的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措施,揭穿英国政府设计的这一整套复杂的财税制度是为了掩盖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尽管代表自由工商业阶级的格莱斯顿取代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迪斯累利上台,但他的财税政策原则早已由迪斯累利提出,仍然不得不反映自由资产阶级利益。他把格莱斯顿的财政预算看作是为“工商业阶级的利益”而编制的,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这是因为,财政改革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推行的必然要求,自由贸易主义加强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英国的寡头政府为了在政治方面阻止自由工商业阶级掌握政权,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对资产阶级让步。因而,无论是哪个党派上台,“只有按照资产阶级意图,为资产阶级做好事先的工作,才能保住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排挤在政权之外”(p80)。但是,马克思又说道,“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也就是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业资产阶级的上台是必然的结局。马克思同时还揭穿了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学派曼彻斯特派的虚伪性。曼彻斯特学派反对不问收入来源而划一收取所得税,主张废除这种不平等,但又企图把工商业阶级归结为需要少纳税的群体。马克思尖锐地批判道,“曼彻斯特打着行善的幌子,不过是力图把一部分社会负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土地占有者和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肩上罢了”(p83)。在《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和《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税收原则,那就是用直接税代替间接税,实行高额累进税。马克思认为,为了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财团的寡头政治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被迫承认和实行这些进步的、有利于人民的税收原则。而“一旦征收直接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工人阶级的预算”(p95)。

马克思还阐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在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中,他论述道,尽管爱尔兰租佃农的土地改良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但大土地所有者却借此对租佃农进行更残酷的剥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取得议会中爱尔兰大土地贵族的支持,不敢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地政策,限制贵族对大土地的垄断权,只是颁布一个保守的租佃法案。而资产阶级的报纸“泰晤士报”也为大土地贵族与租佃农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爱尔兰大土地垄断所有制辩护。马克思指出,取消大土地垄断所有制,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同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p183)。

马克思描述了寡头联合内阁内部的斗争,指出是土地贵族与工商业资产阶级两种利益的斗争。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否定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是认为,人民群众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政府的内部矛盾来争取自身的权利和要求。对此,他总结道,“在贵族的联合内阁还能按照厂主和商人阶级的要求办事的时候,厂主和商人本身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努力,也不会允许工人阶级展开自己的政治运动。但是,如果土地占有者的党再一次占上风,资产阶级不改革腐朽的寡头议会就不能摆脱它的控制了。而到那时,资产阶级就不能只限于宣传局部改革了;那时它就会被迫对人民群众的要求给予充分的活动余地”(p95)。这一灵活的斗争策略也应该为我们在分析今天的阶级斗争时所学习和借鉴。

张伟的研读笔记

第九卷(后半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治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英国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经济方面则主要是关于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外交方面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对沙皇俄国侵略土耳其利益所采取绥靖政策以及对绥靖政策的评论;军事方面基本上是恩格斯所著,包括对俄土战争的描述以及对战略战术的评论。这些方面通常是交织在一起论述的。

下面是在读第九卷过程中针对经济方面的部分笔记以及有关思考。

一、《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中对皮尔银行法令的批判(P330340

1844年皮尔银行法令的出发点是这样几种假定:金属的货币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能调节价格;在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外汇行市有利,金块内流,货币量就要扩大,如果外汇行市不利,金块外流,货币量就要减少;银行券的流通应当与金属货币的流通完全一样;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数量的变动和在居民中流通的它的银行券数量的变动一定要相符合;在外汇行市有利时,银行券的发行量应该增加,外汇行市不利时则减少;中央银行银行对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

这些假定除有关金本位制方面之外,其他的假定仍然是当今货币政策的出发点。马克思对这些假定逐一进行了批判,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货币供应量与价格关系。马克思指出,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价格,而是相反,价格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这和我们的“理论常识”相悖,但从这次经济危机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个说法是符合现实情况的。为摆脱经济危机,各国央行都普遍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以为这样能够增加“流动性”。如果按照货币量决定价格的说法,应该会很快出现通货膨胀,但事实并没有出现。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对货币没有这么大需求,这些货币并没有进入商业循环而成为流通中的货币。但在经济危机后的复苏期,存货消化完毕,过剩产能淘汰得差不多,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商品价格开始趋于上升,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这时候流通中的货币才会开始增加,但增加的原因不是货币供应量增加,而是经济交易的增加使得储备的货币进入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和货币发行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货币发行量增加并不一定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增加。

(2)汇率变动与货币供应量。马克思认为,“外汇行市不利和黄金流失也不会造成甚至纯粹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储备的,即作为银行存款或者以私人储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外汇行市有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黄金内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银行里储存的和私人储藏的货币量。”

当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黄金才是储备货币,现在则是美元、欧元、日元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两者在作为储备货币方面具有同质性,可以应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从中我们得出一个推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因此而引发的热钱流动对流通中的货币量也不会产生影响。这也是和“常识”相悖的。人民币升值,外汇(热钱)流入,一部分形成外币存款,另一部分则兑换成人民币,人民银行被动发行人民币,但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并不会因此而必然增加,因为如果实体经济没有需求,这些被动发行的货币只是形成新增的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贷比或进入短期投机市场而已,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反过来,人民币贬值,外汇流出,也不必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如果这个推论成立,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否应该做重大调整?

(3)流动性与信贷市场的关系。马克思在文中还指出了现代银行业依然流行的一个错误的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

在这次经济危机前期(金融危机时期),为缓解银行惜贷问题,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向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直到现在借贷市场依然没有恢复。银行惜贷的根源不是无钱可贷,而是实体经济没有资金的需求。下面这段150年多年前对金融市场的描述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到这次危机时期的金融市场。“在1845年3月至9月的时期中,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高峰,各种各样的大宗成交的业务简直淹没了全国,那时,贴现率约为2.5%,而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稍后在1847年时期中,当贴现率达到了4.5%,股票价格极度下跌,到处都拒绝贷款的时候,银行券的流通量却达到了最大的数字。”

二、《西方列强与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P350371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描述了经济危机几个征兆:

(1)劳动力短缺:(1953年)7月和8月初,在地平线上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晴空——繁荣,只不过是远远的有一小块乌云——东方问题,除此之外,恐怕更使人担心的还是深恐缺少劳动力会妨碍我们的棉纺大王们充分挖掘他们所计划的好生意的无穷财源。

(2)投资信心空前高涨:但是最可宝贵的还是人们的信心,相信这种巨大的工商业活动整个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基础上的,不容许有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肆行无忌的投机。英国工业家都异口同声这样说,并且也根据这种看法办事:他们兴建成百个工厂,定购成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定购成千架织布机和几十万支纱锭。机器和机床制造生产部门在1853年比任何一年都有利可图。那些由于1851年的大罢工而在各方面都遭到重大损失的企业,这时也恢复了起来,甚至情况更好了。

(3)开始出现产能明显过剩的苗头:勇敢的工业冒险家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震荡、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现象,还不是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绝不可能在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发生。至于说生产过剩,那末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商品储备”——这是“曼彻斯特卫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继续存在,而且有增无已。对商品的需求量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应量却一天天增加。在新建的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工人最多的企业只是现在才逐渐开工。由于劳动力不足、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以及大量定购的机器设备没有可能得到满足,所以这些企业的开工遭到了先前未能料到的耽搁,早就应该出现的工业产品过剩的征兆因此而推迟了一个时期。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布莱得弗德附近的泰·索耳特先生的工厂一直到这个星期才能开工,还要过不少时候该厂的生产能力才能在市场上充分显露出来。在郎卡郡的新的大企业中,有许多到冬季才能开工,而生产力的这种新的巨大增长的后果,只能在春天,甚至更迟一些才能在市场上充分显示出来。

这些征兆和这次经济危机前征兆何其相似。(1)出现民工荒;(2)经济过热;(3)调结构(实质是产能过剩)。

三、《繁荣。——工人问题》(P522529

这篇文章中有一段与中国目前的状况非常类似的表述,对中国的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如果你们把一大堆剩余产品投入已经为你们的出口商品所充斥的市场,那么你们所期待的时刻(指收回货款)就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我们现在则换成了一大堆美国国债,也许能收回来,但将会是已经大幅度贬值的)。你们统计表上列举的一大串假象财富的清单,可能成为一大串实际损失的清单,成为世界范围的破产的清单。”“大不列颠的工业产值在1853年大大增长,它的增长超过了常规,它的扩大的趋势正是市场紧缩的时候日益加强。”

四、一些思考

1、关于经济危机研究

马恩全集既为我们研究经济危机提供了研究方法,也提供了研究经济危机的材料或材料线索。中国经济已经并将继续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已经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隔离,自身也具备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讲正在酝酿严重的经济危机。运用这些方法、材料,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历史,对于我们:(1)如何预见和预防经济危机;(2)一旦经济危机发生如何控制、应对经济危机;(3)以及如何利用经济危机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改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乃至复兴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工人罢工

在第九卷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工人组织与工人罢工问题。罢工在当时非常普遍。一方面说明当时工人的待遇和条件非常差,阶级对立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工人具有罢工的自由,能够通过罢工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但目前在中国举行罢工何其难,正常的罢工基本上不可能得到批准。当前中国处于非公有制下的普通工人不但没有经济地位,而且没有政治地位。工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一些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一起对付工人,本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成了摆设甚至连摆设也不是。

即使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但这也只是工人争取自己权益的初级手段,并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工人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工人自己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斗争对团结和教育工人有很大的作用,可是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并开展争夺政权的斗争。

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怎样才能保证工人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或其他工人的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够始终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多少工人的同情,如果这些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这些国家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强大的、独立于工人的、趋于庸俗化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为获得自己的私利,只能牺牲工人的利益(因为没有其他阶级或其他阶级很小,没有多少利益)。为此他们就打着改革的旗号,不断地剥夺工人的利益,种下了埋没社会主义的种子。由此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它是否是毛泽东为解决这个问题、跳出“周期律”而做的一个不成功的尝试呢?

3、关于信息公开

马克思写作是基于大量的材料的。除了各种报纸外,还有当时英国议会上的各种材料,说明当时英国的信息是比较公开的。这种公开应该与反对党的存在有关。由于反对党的存在,尽管由于“阶级利益”一致,可能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共谋,但毕竟执政党的很多决策信息会通过反对党传播出来,因此通常能做到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增加了暗箱操作、独断专行的难度,是民主监督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因此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决策过程理应向老百姓公开,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监督共产党的决策是否偏离了老百姓利益。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是否可能做到有效的信息公开?怎样才能做到信息公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制定过程,普通老百姓没有知情权,更不用说参与了,通常是政策出台后老百姓才知道,往往只能憋着怨气被动接受,我们也看到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以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被侵犯为代价的。

有关问题的讨论

关于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问题是讨论的焦点之一。马克思在对皮尔银行法令的批判中指出是价格决定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是相反。彭五堂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的描述是:流通中的货币超过实际需求时,价格上升,引起通货膨胀。这两种说法存在矛盾。余斌认为马克思的说法是有现实依据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超额准备金的变化。在2008年危机之前,美国银行业的超额准备金通常只有几十亿美元,在美国政府开动印钞机救市后,超额准备金增加到7000多亿美元。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西方经济学中的论述那样,这还是一个谜,建议加以研究。

关于阶级代表的异化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张伟在报告中提出了苏联、东欧共产党背离工人利益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否存在解决的途径。陈人江将此问题归结于:如何保证阶级的代表者始终代表所代表阶级的利益。与会人员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例子,如英国的工人贵族、法国的波拿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等,都存在阶级代表的异化问题。张伟认为,是否异化,不仅要看这个党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看怎么做的。

除上述两个主要问题的进行讨论外,大家还就讨论过程中涉及到的小企业融资、金融危机阴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中国的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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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0期

                          10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12月2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0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张建云和彭五堂。会议由余斌主持。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访问学者汪宗田和来自辽宁大学的访问学者刘宁宁也参加了会议。政治学所的孙彩云提交了书面的阅读笔记。

张建云的报告就《马恩全集》第10卷文章的写作背景、马恩对克里木战争的评论文章做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彭五堂主要就《马恩全集》第10卷后半部分中马克思对西班牙军事起义的分析和评论性文章做了介绍。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人员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工人议会、资本主义多强争霸的国际体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收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年1月至1855年1月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

一、全集第10卷写作背景介绍

首先介绍当时世界历史的背景和当时欧洲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因为本卷中的前半部分有80%-90%以上的内容讨论的都是围绕俄土战争,即克里木战争,也称克里米亚战争来展开。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的背景和当时欧洲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对理解本卷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称霸欧洲,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两个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是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金桥”,当时号称是“世界十字路口”,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到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落,中央政权不断削弱,被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的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或者名存实亡,这为早已觊觎的欧洲列强打开了争夺的方便之门,成了列强角逐的场所。

俄国。俄国是克里木战争挑起一方。俄国19世纪前半期,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日益加深,为转移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企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挽救农奴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狂热,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无条件的忠顺。”推行大斯拉夫主义,从地区性“蚕食”到更大规模的侵略扩张,就成了历代沙皇推行的政策,自彼得一世开始,就以巴尔干为主要目标,同时,企图占领土耳其以夺取出海口。沙皇尼古拉一世更是骄横跋扈,妄想成为欧洲和世界的霸主,急于打通黑海海峡进而控制地中海,以满足俄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需要。看到奥斯曼帝国衰弱瓦解,尼古拉一世认为这是在欧洲扩大势力的好机会,尤其是它获得一个通向地中海和占领巴尔干半岛的好机会。

英国。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50─60年代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对土耳其的商品输出1850年比1840年增长一倍半以上,同时,英国为了保持联接本土与印度的地中海通道,不可能使沙俄在瓜分土耳其过程中得到比它更多的好处,只要俄国占领海峡就会为俄国独占土耳其创造条件,这就会从根本上威胁英国的利益。

法国。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工业革命进展较快,大规模的纺织厂与冶金企业相继出现。由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土耳其市场决不轻易放弃,何况法国是土耳其的传统盟国。为争夺在土耳其的利益,拿破仑一世就曾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兵戎相见。再者,法国为了保护在埃及的利益,强烈反对俄国独占土耳其。尼古拉一世妄自尊大,主观认为拿破仑三世在刚刚政变后的地位并不巩固,在外交场合上有意怠慢拿破仑三世的做法,当然不能被法国皇帝所忍受。俄法关系的紧张促使了英法的合作。

还有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虽然都曾表明中立的立场,但是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考虑,最终还是在实际上站在了土耳其方面。而撒丁王国试图通过与法国结盟、对奥作战的方式,实现由撤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的主张,因此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加入英法一方,对俄国宣战。

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是宗教问题。俄国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在“圣地”建立俄国的保护地的要求,这个要求被奥斯曼帝国苏丹拒绝。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英国的新教徒也反对俄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样的据点的企图。俄国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拒绝后决定以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1853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断交并开始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附属国,挑起了战争。

1853年战争初期,俄土双方第一次大会战在土耳其的锡诺普(Sinop)军港进行。结果俄军大胜,控制了黑海局势,而土耳其军队的陆战计划受到遏制。1854年l月,拿破仑三世建议英国与法国共同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保护”土耳其。3月法、英两国先后对俄国宣战,英法联军进驻黑海。1855年撒丁王国加入这个同盟。英、法和撒丁王国联军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了俄国。

克里米亚战争形成了多瑙河流域、黑海沿岸和高加索三个战场。英、法等国政府认为,只要攻占了克里木半岛上的俄国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就一定会取得战争的胜利。1854年9月14日由英法联,共约6万余人,在克里木登陆,并包围了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攻近一年后英法联军占领了这个重要的堡垒,俄军节节败退,退出了克里米亚半岛。恩格斯指出,俄国所面临的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拥有现代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战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卷中所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这场战争展开的。

二、前半部分的内容介绍

第一,分析俄土战争中,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各国的态度、立场和行为

这在前半部分是比较多的内容,包括恩格斯的《欧洲战争》,马克思的《西方列强和土耳其》,《议会辩论》等都是。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俄土战争的性质,表明无论从沙俄一方来说,还是从英法等方面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克里木战争的实质就是沙皇俄国同英法等列强争夺土耳其“遗产”的侵略战争。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法国等统治阶级满足私利和反人民的本质。马克思在《议会辩论》中指出:“英国政府突然发现,土耳其是它的老盟友,没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英国怎么没有更早地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岛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给土耳其以实际帮助时,英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只是现在,当奥斯曼帝国老朽不堪时,才认为有必要在保持欧洲均势的借口下支持这个即将崩溃的帝国”。

马克思在《列施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纸论东方问题》中批评英国和法国参战的理由:“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两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果你们所理解的独立是人民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原则管理自己的事务,使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那末这种独立已经被凯纳吉条约大大地破坏了,并在不久前同西方强国签订的条约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领土完整呢!难道不是法国和英国按照同俄国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夺走了包括伯罗奔尼撒、阿提卡、贝奥提亚、佛基达、阿卡尔纳尼亚、埃托利亚、涅格罗庞特岛等地在内的有数百万居民的希腊王国吗?不是它们又是谁呢?难道不是法国从土耳其夺走了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英国和俄国让埃及得到部分独立吗?难道不是英国人在15年前占领了红海上的亚丁而现在正在觊觎埃及吗?难道奥地利不也是在觊觎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吗?既然正在酝酿着种种阴谋来反对现状,而现状也不能按照惯性再保持下去,那又为什么要谈保持现状呢?”

再如,恩格斯在《辉煌的胜利》中指出,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我们认为,公正的历史家一定会指出,英国在使用斗争最初阶段所特有的诽谤、诡辩、欺骗、外交手腕、军事吹嘘、谎言等手段方面同俄国是一模一样的。

关于奥地利在战争中的立场。由于尼古拉一世曾经出兵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奥皇对沙皇表面十分恭顺,但奥国政府认为沙皇政府对土耳其的占领,肯定会影响它在巴尔干的利益,同时也会加剧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奥国的边疆除了西面之外,均处于俄国势力包围之中。奥皇为了保持独立君主国的地位,不会支持沙皇占领土耳其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篇文章中如《奥地利的破产》,《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等文章中,都分析了奥地利面对俄土战争的这种动摇立场,指出这是由其外交和内政中的诸多困难决定的。

第二,强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力量,并时刻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问题。例如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指出:“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

正因为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为英法等国统治阶级的私利而进行的有限战争,他们提出了欧洲各民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指出无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应该使这种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成为全欧性质的各民族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从而使这些国家反人民的专制制度覆灭,使欧洲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恩格斯在《欧洲战争》中说:“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饥馑又把它召上战场。从曼彻斯特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和佩斯——到处都感到有它,到处它都在抬头,从假寐中醒来。它复苏的象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象征在各地无产阶级的骚动和不安中都可以看到。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地走出来,好像密纳发女神从奥林帕斯神的头脑中出现一样。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出,那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创造万物、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正如同1792—1800年时的情形一样。”

第三,关于当时欧洲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问题

在全集第10卷当中,评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文章,占有着特殊的位置。马克思在《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给工人议会的信》,《工人议会》等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这些问题。例如马克思在《蓝皮书。——二月六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中,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揭露这个协会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发展和成立工人议会的行径。“厄内斯特·琼斯先生代表工人阶级对这种欺骗提出抗议,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绅士们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诡计,永远也不能填满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主要阶级分割开来的鸿沟。”

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经没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

马克思在《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中提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切实指导意见。“不管工人议会的直接成果如何,召开工人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并深刻地指出: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因为“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因此,要废除现行的劳动组织,并用新的组织来代替它,就需要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不仅用于抵抗而且用于进攻的力量;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力量,就需要组成一支拥有足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以同敌军进行斗争的军队。如果工人议会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纯粹理论性问题的讨论上,而不是为真正组织全国范围的党开辟道路,那末,它就会像卢森堡委员会一样地遭到失败。”

第四,关于战争和战役分析

在全集第10卷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在很多文章中,如《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辉煌的胜利》,《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等等很多文章中,讨论了关于克里木战争中很多军事问题,总结了战争经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

第五,揭露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虚伪性和反人民性

马克思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体背信弃义等外交政策,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等文章中,马克思根据对许多外交文件的分析,揭露了英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在战前多次与沙皇政府达成瓜分土耳其的协议,以确保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得出结论:如果沙皇俄国和英国瓜分土耳其的行为不会引起必不可免的对法战争,而对法战争又不会引起欧洲革命,那么英国政府准会以同样的胃口把土耳其和俄国一起吞掉。

马克思在关于议会辩论等许多文章中,批判了英国的选举制、两党制等,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中指出:“还有至少一百个议员,名义上是由自己选区选出的,其实都是由公爵、伯爵、侯爵、贵夫人以及靠自己在当地的势力取得政治利益的人指定的。从下面几个例子来看,就可以断定选民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以及当选的议员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的比例都是不恰当的。”

马克思在《蓝皮书。——二月六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中指出:“但是我同样地非常清楚,蓝皮书里这种把戏的秘密在于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这种制度本身,在这种制度下面,每个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愿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相反地,力图使他们有可能替换自己以免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基础遭到破坏。”

三、思考和讨论

1、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在全集第10卷中(包括其他很多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论证无产阶级在国际生活中最重大问题上以及在欧洲各国的内政问题上的立场。

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方面,马克思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使自然界满目疮痍,使人不成为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早期,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无产阶级处于社会底层,生活非常贫苦,“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必须要靠自己。在这里,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代表或者主体。

如何理解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及共产主义的关系呢?也要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应该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看无产阶级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马克思就是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看无产阶级解放的,这样,无产阶级解放本身并不是目的,其最终目标是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手段和途径去解放全人类,因此,无产阶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组成部分和现实环节。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下离开无产阶级解放而谈人类解放是没有意义的。作为解放全人类的实际步骤,首先必须要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必须要为没有权力的阶级呼吁权利,只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人类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否则,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就永远是一个空话。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直面现实,首先着眼于当前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问题,研究使这些人解放的现实途径和办法。

2、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经济社会问题

这一卷收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文章,可以说是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时政的典范。

马克思在《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强调人民的力量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在欧洲,除了土耳其以外,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被人了解得那么少,那么不正确。无数次的地方政变和军事叛乱,已经使欧洲习惯于把西班牙看成御用军时代的罗马帝国。这同有些人对土耳其的肤浅的判断一样是错误的。这些人认为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生命之所以枯竭,是因为近百年来土耳其的正史尽是宫廷政变和近卫军的〔叛乱〕。这种误解的根源仅仅在于,历史学家们不是从这些国家的外省和地方组织中,而是从宫廷年鉴中寻找这些人民的生命力的源泉。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的范围内发生的变动,很少涉及西班牙人民,而西班牙人民也完全把这个有限的领域交给宫廷的宠臣、将军、冒险家和少数所谓国家活动家的反复无常的热情和渺小的阴谋去摆布了,直到现在他们很少有理由对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后悔。对于西班牙现代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当给以迄今它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我要趁机在我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指出下面一点:如果比利牛斯半岛的纯粹的军事叛乱发展成普遍的起义,那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政府最近的财政法令十分成功地把税吏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俄军的撤退》中强调历史事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俄军一次又一次地被坚决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这正是他们轻率的、考虑不周的和违反军事科学的混乱的攻击——不论这些攻击进行得多么勇敢——所应得的结果;土军作战异常英勇果敢,表现出高度的军事学术水平,因而使这次反围攻永垂史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相信,正是他们才迫使敌人撤围。如果说俄军慑于武力而被迫从锡利斯特里亚撤围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那末,看不到目前整个战局对俄军不利而奥地利的干涉才是俄军改善处境的最好办法,同样是错误的。在这件使战争的前景发生这样变化并且更加复杂的重大交易中,奥地利占有极重要的和有利的地位。这是它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它的军事力量使交战双方敬畏的证明。”

3、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要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全集写作背景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处于早期,各种矛盾非常尖锐,一方面,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对立达到一定程度,理论水平达到空前程度,但是却与现实生活无关;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对立达到一定程度,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但是却与大多数人无关,这就是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他们正是在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形成某种内在相关,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精神。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本卷后半部分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当时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克里木(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和西班牙革命写下的一些评论性文章。由于这些文章大都是根据当时的事件进程做的一些具体分析,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其理论性和现实意义都不强。但其中某些具体分析还是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或主张。

1.从社会经济活动出发理解历史事件

在《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一文中,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近年来地方政变和军事叛乱不断发生的原因时,批判了一些历史学家对土耳其衰老原因的错误观点,即不能简单地用帝王将相的活动或行为来介绍某个历史事件,而必须从具体的经济社会活动,从事件发生的经济社会根源中来理解历史。西班牙的革命或起义,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地方政变或军事叛乱的历史习惯,而是当局提前6月征收土地税和工业税侵犯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从而引发起义。从社会经济活动出发理解社会历史的特点和变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立场。就事论事暴露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肤浅。

在随后的《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一文中,马克思在解释发动政变的军队为何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时写道:“总之,军队起义只有服从人民起义所提出的条件,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的武装起义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只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起义才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这一观点与上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人民群众是支配历史走向的主要力量。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支配力量。

2.制度变革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少数革命者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

针对当时的西班牙军事起义,马克思于1854年8月——12月下了一组八篇文章,名为《革命的西班牙》。在这组文章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对西班牙从摩尔人的统治中独立以来的历次起义、政变和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分析和总结。对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的产生过程给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

2.1 贵族和市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给查理一世专制统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中世纪的西班牙长期处于摩尔人的统治之下,1492年获得完全独立。独立之初的西班牙实行的是封建君主制,传统的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很大的权力,“议会是古哥特人〔谘议会〕的改变形式,地方自治机关几乎直接由罗马时代传下来,具有罗马自治市所固有的世袭原则和选举原则相结合的特点。”这些政治机构是由贵族地主、僧侣和城市代表控制的。“在西班牙王国形成中有过特别有利于限制王权的条件。一方面,在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在不同时期收复并成为独立的王国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民的法律和习俗。土地的逐渐收复主要是由贵族进行的,这就大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国内居民点和城市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居民不得不共同住在设防的地方,在那里寻求保护以免遭受摩尔人的不断侵犯;同时西班牙的半岛地形以及同普罗凡斯和意大利的经常来往,促进了沿海地区第一流商埠的形成。”城市的自治传统和发达的商业活动减少了城市对君主的依赖。

但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削弱了双方的力量。贵族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而市民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废除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二者发生利益矛盾。查理一世利用双方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削弱了地方和议会的权利,强化了君主的权力。“从十四世纪起,城市在议会中的势力就很大了,而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时代起,圣友会就成为城市用来反对那些责备城市破坏了古老的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的加斯梯里亚贵族的有力武器。因此贵族热心地支持查理一世的消灭神圣同盟的意图。查理摧毁了同盟的武装反抗后,就开始缩小城市的自治特权;城市居民减少,很快就失去它们的财富和重要性,不久也失去了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接着,查理一世把枪口掉转过来,对付曾经帮助他压制市民阶级的贵族地主阶级。“由于欠发军饷而引起的兵变,使查理不得不于1539年召开议会,为的要议会同意给他一笔钱。议会对于他以前把补助费滥用于违反西班牙利益的目的而感到非常愤慨,因此拒绝发款。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而当贵族依仗特权坚决要求免税时,查理宣布,要求这种权利的人没有理由参加议会,而且真的把这些人开除出议会。这对于议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后议会会议纯粹是举行宫廷仪式。古代议会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僧侣,早从天主教徒斐迪南时代起就站在宗教裁判所的旗帜之下,并且早就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封建的西班牙的利益看做一体了。相反地,由于有了宗教裁判所,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的最牢固的工具。”从此,市民和地主作为对抗君主权力的地方自治力量一蹶不振,西班牙逐步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

然而,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制度尽管在中央政府层面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它与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潮流相对立,它并没有彻底消灭地方自治,中央集权虽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所要求的取决于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产生,却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在不同的省份里,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由于新兴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新旧阶级力量的平衡还没有完全被打破,经常会出现制度上的反复,但即使旧制度在政治层面取得胜利,它只可能延缓新的经济成分壮大的步伐,而不可能彻底消灭新的经济成分。

2.2 民族运动的复杂性

西班牙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和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的。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民族的斗争,往往掺杂着民族情感、宗教意识、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不同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的利益又利用了这些因素,因而民族运动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斗争时指出:“看起来,整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巴;这个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拥护旧的制度、习惯和法律而反对拿破仑的合理的革新;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的,因为它拥护‘圣教’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被自己的法国教友的命运吓坏了的僧侣,为了自保便激起人民的这种情绪。……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鉴于民族运动的复杂性,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民族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西班牙民族抵抗运动中,既有“浸透了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农民、内陆小城市的居民和无数穿袈裟和不穿袈裟的平民”,也有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看成西班牙政治和社会复兴的信号的活跃的、有势力的进步资产阶级分子,“在只涉及共同保卫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民族派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能十分和谐。在他们还没有在议会、在争取新宪法(当时即将制定新宪法)的斗争舞台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现出来。革命的少数派竭力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动摇地求助于旧的人民的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直接目的是适当的,那末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革命派和守旧派尽管在争取民族独立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但当触及具体的政治方案时,二者的分歧和矛盾就暴露出来。

2.3 西班牙民族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西班牙封建时代的王政会议是最高司法机构,它顽固地维护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特权,“王政会议既然是当时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会议最高权威的危险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会议既然领导法官这一等级并成为法官们滥用职权、享受特权的具体保障,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同它妥协的一种力量;革命本身要想不被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然而,新成立的中央洪达不仅没有废除这个封建统治的堡垒,反而试图取得王政会议的支持,“这样一来,洪达自己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的影响相抗衡,一直用阴谋诡计来给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进行最反人民的活动,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愤的姿态,在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必须指出,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会议的中央洪达,是没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由于领导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没有采取本应采取的革命措施,错失了良机,导致革命失败。“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没有不可以实行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Comite du salut public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震荡恰好同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而且实际地起了支援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铸造已被打断的锁链,扑灭它所到达的地方的革命火焰,它自己没有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

由于中央洪达的软弱和不得人心,西班牙的正规军军纪涣散,不断被法国军队打败,最后只剩下游击战了。

2.4 1812年宪法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又符合西班牙民族文化传统的法典

1810年9月西班牙反抗拿破仑入侵的各界进步人士的代表在累翁岛召开了非常议会,并于1812年颁布了新宪法。宪法宣布根据以下原则制定:“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实质上是国民,因此制定根本法的特殊权力只属于国民”。“主权在民”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观念,因而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议会还颁布了一系列从根本上改造市民社会的法令。例如,议会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取消了封建主司法权利一切与之有关的独占、禁止和剥夺的封建特权,例如:狩猎权、捕鱼权、森林和磨房的使用权等等,只有当初通过购买而取得的以及可以赎回的权利例外。议会废除了全国的什一税,停止任命一切与执行神职无关的教会职务,采取了步骤来取消寺院和没收寺院土地。这些法令都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

尽管封建贵族和地主攻击这部宪法“是由一批不顾西班牙的历史传统的幻想家移植到西班牙土地上来的1791年的法国宪法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而实际上它带有明显的西班牙传统文化的特征。“实际情况是: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的古法典。例如起义的权利一般认为是1793年雅各宾党的宪法的最大胆的创造之一,其实起义权在索勃拉尔贝的古法典中就出现了,那里起义权叫Privilegio de la Union〔结社权〕。这种权利在加斯梯里亚的古宪法中也有。根据索勃拉尔贝法典,国王没有事先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宣战,不得缔结和约或同盟条约。应当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监督严格遵守宪法的7人组成的议会常设委员会,在阿腊贡早就有了,在王国各主要议会联合成一个议会时在加斯梯里亚也建立过。直到法国人入侵的时候,在纳瓦腊王国还有类似的委员会。至于成立由国王从议会提出的120人名单中确定人选并由议会支薪的枢密院,那末这个1812年宪法的特殊产物是宪法的制订者在回忆西班牙君主国各个时代的宫廷权奸的致命影响的过程中想到的。枢密院按照设想是宫廷权奸的代替品。此外,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机关。例如在斐迪南四世时代,总有加斯梯里亚各城市指派的12名代表在国王身边担任枢密官,而在1419年,城市代表抱怨说,他们的全权代表不再被准许参加王政会议了。高级官员和宫廷官员不得参加议会以及议员不得接受国王的荣誉称号或者职务,初看起来似乎是从1791年宪法抄袭来的,并且似乎是从1812年宪法所承认的现代分权制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加斯梯里亚古宪法中见过类似的先例,而且我们知道,起义的人民不止一次地打死过那些接受国王的称号和职务的议员。至于议会在国王年幼时指定摄政的权利,加斯梯里亚的古议会在十四世纪长期有未成年国王在位的时期就经常行使。”

马克思通过对1812年宪法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1812年宪法绝对不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盲从的摹仿,而是西班牙精神生活的独特的产物,它恢复了古老的民族的制度,进行了十八世纪最著名的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大声疾呼地要求的改革,并且对人民的偏见作了必要的让步。”

2.5 斐迪南七世被迫宣布效忠1812年宪法标志着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是因为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拿破仑失败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复辟了旧的封建君主制,他恢复了过去的一切制度,恢复了宗教裁判所,1812年宪法和非常议会通过的一切法令被废弃。但随着他的统治不断加重,贵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不断受到侵犯,反抗斐迪南七世的起义不断爆发。尽管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由于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活动已经蔓延到了广大人民中间,最终斐迪南七世不得不于1820年3月被迫宣誓效忠1812年宪法。马克思指出,正是广大民众的态度和反抗活动使得1812年宪法被恢复。他批判了用“阴谋论”解释这一历史事件的唯心主义观点:“目前,英国作家在直接影射当前的西班牙革命时,一方面断言1820年运动仅仅是一种军事阴谋,另一方面又断言它完全是俄国阴谋的产物。这两种说法都是同样荒谬的。关于军事暴动,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它遭到失败,革命却赢得了胜利。另外,应当揭开的谜并不在于5000名兵士的密谋,而在于这个密谋得到了拥有35000人的军队和拥有1200万人口的最忠厚的民族的拥护。”

孙彩云的研读笔记

对于第十卷中我感受比较深刻的几个地方有:马克思推翻了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学家的观点,依靠的是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平日对当前经济资料的研究和综合。这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给我很大启发,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马克思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必须把民族解放斗争同深刻的内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这对我国当前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国内的更深刻的改革有一定意义。

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如果革命的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是把农民群众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而使农民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使我想到了现在统筹城乡发展更有其迫切性,必须缩小城乡差距,把农民的利益与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还有,对西班牙君主专制、西班牙宪法的分析也特别深刻。


 楼主| 发表于 2016-6-1 09:05:11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1期



  
第11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月12日在中国社科院四号楼会议室召开了马研院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1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吕臻和余斌。访问学者黄娟也参加了会议。

  吕臻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全集第十一卷),就英国《谷物法》实施和废除一事的背景、原因、过程及深远影响进行介绍。

  余斌大体介绍了全集第十一卷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具体文章就政党与政治、议会斗争、军事行动、新教与资本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问题展开论述。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农业基础与国家安全、农产品关税与农业发展、土地流转与集体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吕臻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谷物法》的研究

  ——马恩全集第11卷学习笔记

  一、《谷物法》实施和废除始末

  (此部分参考黄少安、郭艳茹“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一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谷物法是指英国1815年制订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其中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实施该法后,谷物价格骤贵,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外国也提高英国工业品进口税,从而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1846年,该法被废除。

  英国对谷物贸易的管制由来已久。最初的谷物法旨在通过管制主要谷物的进出口来保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平衡。16世纪之后,随着重商主义在英国的盛行,谷物法转向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英国在这一时期一直实施一种特殊的“中断性出口补贴政策”,这一政策规定谷物的国内目标价格,即当国际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出口补贴开始生效,等到国际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便停止出口补贴。

  18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化,英国由粮食的输出国变为输入国,而谷物法的性质也转变为对进口的限制。通常由政府设立一个目标价格,低于这个目标价格时,禁止进口或征收高额的关税。

  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免受国外廉价谷物的冲击,再次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小麦价格低于每夸脱80先令时,不得进口。这项贸易法令遭到了地主之外的其他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在1828、1841年进行了几次调整,但直到1846年才被废除。由于1815—1846年间的谷物法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现在提及英国“谷物法时期”,主要是指这一时期。

  谷物法是英国自由贸易进程中一个最难逾越的障碍,它的废除远远比同时期的其他类似法令(例如航海法)的废除更难。这是由英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决定的。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谷物法变革的约束条件。1815—1846年间,正是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最终导致谷物法的废除。

  1815年谷物法颁布时英国的历史条件:

  第一,拿破仑战争导致英国在粮食问题上高度敏感。工业革命以后,尽管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是全欧洲最先进的,并且不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但是粮食供给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有六分之一的粮食需要进口。1808年由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英国的粮食进口几乎中断,1809年和1810年,又逢国内歉收,致使粮价飞涨。“因粮食供应困难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所造成的饥馑”,卢德及英格兰中部、北部都发生了工人运动或其他形式的骚乱。如果不是拿破仑因为法国粮食丰收的压力在1809年重新允许向英国出口粮食,英国很有可能“在情势非常危急的1810—1811年那个冬天挨饿以至投降。”另外,由于粮食的需求和短期供给都缺乏弹性,灾年的饥馑和丰年的谷贱伤农都极易发生。农业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产业。这使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农业上保持一种特殊的政策。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粮价的持续上升及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暴涨,导致土地的过度投机,战后1813—1815年的农业大丰收使英国粮价暴跌,地主纷纷破产,加剧了由1811年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动荡。这些因素决定了英国在农业政策的决策上必须要将安全和稳定置于首位。

  第二,英国出现了不同经济思想的起落和交锋,主要是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1815年前后,在是否应该颁布谷物法的问题上,二者分歧明显。

  马尔萨斯主张国家干预谷物贸易,但是并不主张采取严厉的措施,通过极高的关税来禁止谷物的进口,而是认为应该用一种适度的关税来调节谷物的进出口,让关税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他认为:安全比财富更重要,一个国家如果将农业的供应寄托在外国身上,遇到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时处境就会很危险;对谷物贸易的放开应该是渐进的,谷物价格陡然惨跌,会引起农业的极大衰退,造成社会动荡。谷物的自由贸易进程应该同工业制成品保持一致,在工业品保持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实施谷物的自由贸易,必然会使农业资本“以垄断价格购买本国和外国产品,而出售自己的商品时却又不得不接受竞争扩大到极限的价格”,导致农业衰退,破坏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

  李嘉图则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谷物法的评论

  恩格斯曾对英国谷物法从实施到废除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全集第1卷的《谷物法》和第4卷《英国谷物法史》两篇文章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受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背后操纵的英国议会为何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矛盾重重、举步维艰,谷物法的废除对工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不同的影响。

  在全集第11卷中马克思的《约翰·罗素勋爵》一文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当时英国议会对废除谷物法一事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态度:

  伦敦8月6日。1815年在英国实行了谷物法,因为托利党和辉格党共同决定用向国民征税的办法来提高他们的地租。托利党和辉格党所以共同决定这样做,不仅仅由于谷物法(反对从国外进口谷物的法律)能在几年内人为地提高谷物价格。如果我们把1815年到1846年这段时期考察一下,我们会看出,起着更大作用的大概是租佃农场主的幻想:似乎在任何条件下谷物法都能使谷物价格保持在〔原定的〕水平上。这种幻想对租佃契约是有影响的。为了经常保持这种幻想,我们看到议会经常在忙于修订和改进1815年的谷物法。但尽管有谷物法的规定,谷物价格还是不断下跌了,这时,议会就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调查造成(农业灾难)的原因。作为议会调查对象的(农业灾难),实际上只是租佃者付给土地占有者的土地租金和他出售给消费者的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地租和谷物价格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因而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是很容易克服的,只要降低土地贵族收入来源——地租就可办到。土地贵族自然宁可利用立法手段来“降低”谷物价格,而不是降低地租;一个谷物法换成另一个谷物法,只不过稍微改变一下外表而已;他们把谷物法不起作用的原因每次都归咎于一些不重要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议会颁布一项新的法令就可以解决。因此,谷物价格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保持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而地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由于问题涉及到了土地贵族“最神圣的利益”,涉及到了他们的现金收入,所以他们的两个派别——托利党和辉格党——都同样乐于把谷物法看做是高悬在他们党派斗争战场上空的恒星。辉格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想要宣布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尤其是因为以重获官职、取得世袭年金的办法来弥补他们在地租方面可能出现的亏空,当时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情。这两派人由于都希望得到金融贵族的支持,所以在1819年都投票赞成银行法!根据这条法律,以贬值的货币计算的国债,其利息应以足值的货币偿付。国家所借的假如是50英镑,它就得偿还100英镑。他们就这样买得了金融贵族对谷物法的同意。以欺诈手段提高国债的利息换取以欺诈手段提高地租——这就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狼狈为奸的意图。这以后,就无怪乎约翰·罗素勋爵在1835年和1837年议会选举的时候,宣称对谷物法的任何改革都是有害的、荒谬的、不实际的和不必要的了。从他踏上内阁的宦途时起,他就反对任何这类的提案,起初还比较斯文,后来就恼火了。他在维护高额的谷物关税方面,远远超过了罗伯特·皮尔爵士。1838年和1839年饥荒的前景没有能够动摇他和墨尔本内阁其他阁员的意志。国家的灾情不能触动他们,但内阁的灾情却把他们打动了。750万英镑的国家财政赤字和有引起对法战争危险的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促使下院根据皮尔的提议对墨尔本内阁投了不信任票。这件事发生在1841年6月4日。总是那样贪婪地追求职位、那样不称职、但又那样不乐意放弃职位的辉格党人,试图(当然是枉费心机)用解散议会的办法来逃避自己的命运。这时在约翰·罗素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先利用反对谷物法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乌有,就像过去在他的帮助下先利用改革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乌有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突然表示赞成用“适度的固定关税率”来代替关税调节制的原因——要知道他总是主张“适度的”政治上的贞节和“适度的”改革的。他恬不知耻地同政府候选人的队伍一起在伦敦大街上游行,队伍中还有人在他们拿的旗杆上挂了两个对比鲜明的面包:一个是两辨士的面包,上面写着“皮尔的面包”;另一个是一先令的面包,上面写着“罗素的面包”。可是这一次人民不上他们的当了。人民从经验中知道,辉格党人答应给面包,而拿出来的却是石头。所以尽管罗素举行了滑稽的热闹的游行,辉格党政府在新的选举中还是只得到了76席的少数。辉格党政府终于不得不让出内阁的席位。罗素对1841年没有替他好好效劳的那个适度的固定关税率进行报复,罗素在1842年心平气和地让皮尔的“调节制”成为法律。现在他鄙视“适度的固定关税率”,已经不再理它,一声不响地听任它破产了。

  1841年到1845年间,反谷物法同盟发展到了巨大的规模。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旧盟约已经不再是维护谷物法的保证了,因为工业资产阶级排挤着金融贵族,日益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主导部分。而废除谷物法对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切身问题。在工业资产阶级看来,废除谷物法意味着:降低生产费用,扩大对外贸易,增加利润,缩小土地贵族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也就削弱他们的权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1845年秋,爱尔兰马铃薯发生病害,英格兰谷价上张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歉收,这些都大大地帮助了工业资产阶级。被带有危险性的行情吓坏了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于1845年10月底和11月初举行了一系列的内阁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暂时废除谷物法的建议,甚至暗示有永久废除的必要。由于一个阁员斯坦利(即现在的得比勋爵)的拚命反对,内阁当时没有作出决定。

  这时正在利用议会假期在爱丁堡游览的约翰·罗素,嗅到了皮尔内阁所发生的事件。他决定利用斯坦利造成的阻碍,以便赶在皮尔的前头,第一个占领必能给他带来声望的阵地,冒充为皮尔的鼓舞者,从而使皮尔想要作出的决定失去任何道义上的力量。与此相适应,他借口内阁迟迟没有就爱尔兰的灾情问题作出决定,于1845年11月22日从爱丁堡写信给他的西蒂区的选民们,信中充满了针对皮尔的刻薄而恶毒的暗语。1831、1835、1837和1839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周期性的饥荒,没有一次动摇过罗素和他的同僚们对谷物法的信心。现在他却突然热心起来了。甚至像两个民族的饥荒这样可怕的灾难,也只是被这个矮小人物用来作为给他的“身居要职的”对手设置陷阱的借口。他在这封信里企图隐匿他突然变成贸易自由拥护者的真实动机,用一个悔过的罪人的如下的自白来掩饰:

  “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在20年中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过去总认为谷物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则中的一个例外,但是观察和经验使我确信,我们应该放弃对食物输入问题的任何干预。”

  就在这封信里,他责难皮尔,说皮尔至今还没有干预爱尔兰输入食物的问题。于是皮尔就使这个矮小人物跌进了他自己所设的陷阱。他呈请辞职,但他上书女王,表示如果罗素负责废除谷物法,那他就支持罗素。女王召见了罗素,委托他组织新内阁。他来了一看……宣布这事即使有自己对手的支持也是力不胜任的。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在他看来,一切本来都只是个骗人的幌子,可是现在有人威胁着要用他的话来揪他了!于是皮尔重新上台,并且废除了谷物法。他的这种行动打垮了并瓦解了托利党。罗素又同托利党联合起来准备推翻皮尔。这就是他可以用来辩明他有资格取得“贸易自由大臣”称号的全部东西,几天以前他还用这个称号为自己吹嘘过。

  三、《谷物法》废除的长期影响

  1.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主义

  从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的重商主义向主张低关税的自由贸易主义的转变是废除《谷物法》对英国最直接的影响。此后英国开始在全世界推行所谓自由贸易主义,为其工业品打开各国市场创造条件。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吹嘘的“只要实行自由贸易主义,就可以彻底消除农产品不足和经济危机”的结论,却被马克思在《不列颠宪法》中的深入分析所批判:

  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1831年以来的立法史就是一部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从新济贫法到废除谷物法,从废除谷物法到实行地产遗产税)的历史。

  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比沙皇尼古拉危险得多的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日益加剧,日益普遍。危机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鄙俗的自由贸易的信徒的嘴给堵住了,这些信徒许多年来一直鼓吹说,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市场上商品过剩和社会危机就永远成为历史掌故了。但是现在,市场上商品过剩已成为事实,正是那些仅仅在五个月前还以武断的、绝对正确的口吻说生产过剩永久不再发生的经济学家,现在比谁都更响亮地叫喊没有缩减生产的工厂主缺乏先见之明。

  2.工业发展迅猛,迎来黄金时代

  19世纪中叶,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即达到全世界总产量的1/2;煤炭产量则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即达到世界总产量的2/3。另外,从人口与工业品的比例来看,1860年时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以及欧洲总人口的10%,然而,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工业品的40%—50%,占欧洲工业品的50%—60%。

  3.粮食对外严重依赖,土地贵族受到严重打击

  马克思引用报纸“曼彻斯特观察家”指出:“毫无疑问,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将成为巨大的粮食进口国家。这里已经向多瑙河地区发出的定货单将促使美国向欧洲运入粮食而不是运入黄金。英国去年的收成比往年好,但是从1854年8月到1855年8月,我们仍然输入了3335000夸特的小麦和1558892公担的面粉,而全年的平均价格仍然高于70先令。今年我们还需要数量更大的进口,以防价格更高的上升。如果不从北美输入,那末从哪里输入呢?德国北部的收成也比平常低,因此美国把面粉运到波罗的海地区,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通常可以从那里进口大量的粮食。根据奥地利政府的通报,奥地利的年景一般,然而它能否有多余的粮食输出,是值得怀疑的,而整个意大利南部严重缺粮,即使从黑海各港口输出粮食也仍然像过去那样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法国在购买粮食时不仅要同英国竞争,而且要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竞争。这种情况是够使法国政府伤脑筋的了。‘通报’上的一篇半自我安慰、半教训别人的文章在这方面作了最好的说明。”

  在《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中马克思指出:“虽然约翰牛自己有时可以在印度实行某种兼并,但是他并不想让别的国家在离英国本土或它的领地非常近的一些地方去干同样的事情。俄国是在这方面早已引起约翰牛不安的国家。由于不列颠同东方地区的贸易以及通过特拉比曾德同亚洲内地的贸易日益大规模地扩大,船只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英国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英国不能容许俄国逐渐并吞多瑙河沿岸各国,因为这些国家作为谷仓的意义在日益增长;英国不能容许俄国封锁多瑙河上的航行。俄国的粮食现在已经是英国消费项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要是这些与俄国毗邻的产粮国家归并于俄国,那就会使大不列颠处于完全依赖俄国和合众国的地位,而这两个国家就会变成世界粮食市场的调节者。”

  18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英国农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当时英国的农业在欧洲居领先地位。到19世纪初,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比较发达,食品基本自给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继而改为实行“英国工业、其他国家农业”的国际分工。在轻视农业的政策的诱导下,农业逐步衰退,英国在食品供应方面严重依赖世界市场。19世纪70年代,国内生产的粮食能够供应当时全国人口的79%,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36%的人口。1913年谷物播种面积比1870年减少25%;1931年谷物播种面积减为196.3万公顷,比1918年下降41.7%、产量下降2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潜艇击毁英国远洋商船,粮食进口运输受阻,使国内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英国政府不得不实行食品配给制,转而加强对农业的干预,采取重视农业的许多措施,如:奖励垦荒、对开垦荒地的农户发给奖金;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各地区普遍建立农业生产管理委员会,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战后,英国花了近15年的时间,扭转了农业衰退的局面,逐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余斌的研读笔记

  在《欧洲战争》(14—19)中恩格斯指出:“如果目前在加里西亚边境上对峙的两支大军都行动起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指挥官的意图和能力如何,大量军队的本身,再加上地形性质,将使有名无实的战争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不再存在。迅速集中,强行军,军事智谋,大量兵力对敌人翼侧的迂回,作战基地和作战方向的变换,简单地说,符合真正军事学术原则的大规模的机动和会战,这时就成为完全必要和理所当然的了。在这种条件下,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行事的或行动不够果断的统帅,不可避免地会葬送自己的军队。”当年中共撤离延安就是没有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行事。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上不应当急于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过早地通过三八线发起第三次战役。不然,就不会被动地进行第四次战役,丧失第三次战役的成果。

  在《政党和集团》(50—52)中马克思指出:“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但是,促使这些集团削弱并让它们没有可能建立政党、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因,也促使这些集团失去了联合的能力。因此,在英国议会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像联合内阁时期那样的分裂成许多人数很少、偶然拼凑起来的集团的情况。在这些集团中,人多势众的只有两个集团,这就是得比派和罗素派。在他们的拥护者中,有一个由势力雄厚的古老世家及人数众多的被保护者组成的支线散布得很广的集团。但是人数众多恰恰是得比派和罗素派软弱的根源。要组成独立的议会多数,他们的人数太少,但同时他们的人又太多,其中有不少追求名位的人,必须满足这些人的野心,这就使得他们没有可能用分配重要职位为代价来取得外界的充分支持。因此,人数较少的皮尔分子集团、格雷集团、帕麦斯顿的拥护者等等就比较适合于组织联合内阁。但是,使他们适合于组织这种内阁的原因,即其中每一集团都较弱,也使得他们的议会多数带有偶然性,在任何时候,只要得比派同罗素派或得比派同曼彻斯特学派等等勾结起来,这个多数都可能瓦解。”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今天欧洲内阁制国家的内阁组成具有借鉴价值。

  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内阁有权解散议会的情况会怎样地影响目前的议会:“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在议会第三次常会开始时就失掉用高价买来的职位,那是会很难受的。”现如今,议会制国家和地区的议员的职位,即使不是高价买来的,也是高价竞选来的。因此,让这些议员冒着失掉职位的风险去做一些正当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像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陈水扁的弹劾就由于存在解散立法机构进而使议员们失去职位的风险而令国民党议员们不敢提出。因此,这样的议会制度根本就是不可取的制度。

  在《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118—121)中马克思在谈到军衔买卖时指出:“英国一般法律固然认为,因授予某一国家职位而接受馈赠或“佣金”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法律都不能决定实践,任何实践也都不能取消同它矛盾的法律。”这或许是有法不依的一个原因吧。

  在《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150—153)中马克思提到,“曼彻斯特的厂主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宣传取消官方的‘工厂视察员’,据说是因为这些视察员不仅敢于对法定的劳动时间的切实遵守情况进行监督,而且甚至要求在工厂里认真贯彻议会为防止因采用机器而引起的威胁工人生命和健康的不幸事件所规定的那些措施。……有一位工厂主——当然是和平协会的会员——天真地喊道:由于不遵守这些措施而‘在去年死亡的总共不过五个成年工人’。”如果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来为曼彻斯特的厂主们辩护,他们会说遵守这些措施已使得企业亏损和工人失业。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从名义工资中扣的款太多了,以致工人还得偿付工资和资本家记入借方的那笔款项之间的差额。这样一来,工人就变成了雇主的债务人,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同雇主重新订立合同。现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奴,但是与农奴不同的,就是他们甚至连维持自己肉体存在的保证都没有。”中国的劳动部门也要去检查企业有没有各种扣款规定。如果有,应当没收所有扣款,专项用于各种职业培训。

  在《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179—181)中马克思在谈到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从而随着该党派的兴衰而兴衰时,引用德拉蒙德的话指出:“真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并强使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新闻界的真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现正派,集体则应表现不诚实。”今天的媒体也往往强调其发表的言论只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不代表该媒体的观点,也是一种不诚实。

  在《调查委员会的揭露》(182—185)中马克思提到了南丁格尔小姐。南丁格尔是全世界护士们的榜样。但她能够成为这样的榜样,决不仅仅是因为她护理技术高超。当时,英国参与军事行动的各管理部门“都处于不仅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简直是可耻的、丑恶的状态。陆军司令部、医务部门、供应管理局、军需部、运输部门、医院管理局、卫生警察局、巴拉克拉瓦和君士坦丁堡的港务警察局——所有这些部门都一致被认为是不中用的。但是不论每一个部门单独来说多么糟糕,这套机构的全部美妙之处只是在它们相互接触和协作的过程中才显示出来。规章制度订得非常出奇,以致当它们一开始生效,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职权范围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以及应当同谁打交道。……即使兵士们看到甚至感觉到那些能够救他们的命的物资,他们也应当像唐达鲁士那样死去。在当地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毅力去打破这套陈规旧习,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而不顾规章地去负责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那是一个女人,南丁格尔小姐。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于是带领了几个大胆的人,真的撬开了锁,盗窃了女王陛下的仓库,并且向吓得呆若木鸡的军需官们声称:‘我终于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现在请你们把你们所看到的去告诉英国吧。全部责任由我来负。’”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受权进行谈判和调查的议会委员会的代表们已在途中的消息“就像一股电流那样刺激了一下瘫痪病人。……在六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样。……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建立起来了,虽然还有许多应该加以克服的旧弊病,但是状况已得到改善则是无可置疑和非常显著的。”可见,公开的调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样的调查应当由行政机构以外的人员,最好是人大代表或议员们来做。

  在《论克里木局势》(196—199)中恩格斯提到:“关于和谈进程的报道的性质每天都在改变着。今天说和平是不容置疑的,明天又说战争是不容置疑的。帕麦斯顿在‘邮报’上用大炮和剑进行威吓——这证明他随时准备缔结和约。拿破仑命令自己的报刊歌颂和平之树——这最确凿地证明他打算继续战争。”现如今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外的报纸在对待朝鲜问题上的这种反复无常。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加以习惯,并识破其真正的意图。不要把他们的赞扬和反对太当回事。

  在《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203—208)中马克思分析了两国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以及英国贵族阶级对于对俄战争的不同态度,这对于我们理解不同阶级的本性有着一定的帮助。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集团内,这场战争根本不受欢迎。……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比对全民族的巨大优势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格莱斯顿先生轻视发行公债这一通常的主意,一下子就把所得税提高了一倍,并且暂时中止了财政改革。后果很快就表现了出来。主和派又重新抬头了。……只要再经过一年的时间征收加倍的所得税并且发行公债(而发行公债现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足以消灭工商业阶级中的好战精神的最后痕迹。”现如今,美国当局靠发行公债和滥印美元来发动战争。如果没有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的支持,美国大兵早就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了。

  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218—225)中恩格斯提到,“为了重新建立想象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愿意为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加过的文明生活。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动地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和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车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吗?”如今的泛突厥主义同样是开世界历史倒车的运动。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奥地利政府应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措施,那就是迫害。他指出,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的自由发展。“奥地利已开始在本国领土上反对斯拉夫人,但是,如果不实行哪怕有部分的进步性质的政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一个国家的主导民族和政策必须是进步的,才能解决民族问题。

  在《“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244—246)中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总的回顾一下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历史,那末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旨在反对人民群众的一切法律,从把议会的任期改为七年的法令起,到最近的习艺所法和最新的工厂法止,都出自辉格党人之手。但是辉格党人的反动政策总是经资产阶级同意后实施的。托利党人的反动政策反对资产阶级的程度甚至比反对人民群众的程度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辉格党人被视为自由派的原因。”

  在《金融市场》(256—258)中马克思证明,英格兰银行地窖里的黄金储备量有了增加和银行降低了贴现率,不能说明金融市场的状况有了改善,它只不过表明,“贴现率的降低并不是因为资本的大量流入,而仅仅是因为工商业对资本的需求量减少而引起的。……银行地窖里的金属储备量的增加只不过是放在那里的目前没有使用的资本的增加而已。”因此,在金融危机中,大量向银行注资,可以避免银行因现金不足而导致的破产,避免发生连锁反应,但不能促使经济状况改善。

  在《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295—297)中马克思提到,“高贵的勋爵们”在参加群众大会时“有远见地在会场的各个地方布置了一打领取报酬的专业捧场者和捣乱者。秘密很快就被揭穿了,伪君子雇佣的走狗立即被公民们抓住并被赶出会场。”现如今在欧美国家的许多集会尤其是反华集会上也充斥着这种领取报酬的专业捧场者和捣乱者。

  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298—302)中马克思说明了法国和英国对普选权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什么是实其事求其是的分析看上去是同样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在英国,当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争取普选权的鼓动工作就已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法国,普选权先实行,然后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在法国,遭到毁灭的是普选权的实践;而在英国,则是普选权的思想。”在这里,我们或许将社会主义与普选权作一个对比。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鼓动历史,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先有社会主义,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从而社会主义的低潮,并没有消除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改变了它的实践。马克思还提到,宪章派想加强和扩大议会的无上权力,把它变成人民的政权。因此,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加强和扩大了的议会制,是人民政权的形式。从人大制到议会制将是历史的倒退。

  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363—369)中马克思提到了基督教是如何为大资本服务的:“第一个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是〔啤酒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除晚上6点到10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法案是在虔诚的先生们以答应延长专卖制的有效期限,即答应保持大资本的垄断地位来换取了伦敦大啤酒店老板的支持以后,在议院的几乎无人出席的会议快结束时偷偷地通过的。接着就是〔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这个法案现已在下院三读通过,个别条文刚刚在下院全院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铺,而大商店总是愿意用议会的手段来消除小店铺的星期日的竞争的。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教会和垄断资本共同策划的阴谋;这两件事情表明,宗教的惩治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下层阶级,而使上层阶级在良心上可以安静下来。〔啤酒法案〕对贵族的俱乐部妨碍不大,正如〔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并不影响特权阶级的星期日活动一样。工人阶级是在星期六晚上领到工资的。因而星期日的买卖只是为它而存在的。只有工人才不得不在星期日购买他们所需的一点点东西。所以新的法案打击的对象只是工人阶级。在十八世纪法国贵族说过:伏尔泰,给我们;弥撒和什一税,给人民。在十九世纪英国贵族说:信奉上帝的话,由我们来说;执行上帝意志的事,让人民去做。基督教的古圣先贤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鞭笞自己的肉体;今天的有教养的圣者们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鞭笞人民的肉体。”当今美国也要求别人按他说的做而不要按他做的做。难怪韦伯要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

  西方经济学曾经以所谓的失信成本高昂来说明大公司是可信的,但是马克思在《消息数则》(370—374)中引用的消息表明,西方经济学有意忽略了失信收益的高昂。“起初‘手术刀’(医学杂志)举出证明说:各种商品和食品的伪造和变坏决不只是小商人的罪过,批发商业公司通常也干这些事情。后来又听说,西蒂区的‘受人尊敬的’公司发行了伪造的〔船坞仓库证券〕。最后是斯特兰、约翰·保罗爵士和贝茨的私人银行的大规模〔预谋的〕倒闭,同时直接吞没了寄存的有价证券。最后这件事也教会了贵族要重视西蒂区先生们的‘管理’天才,因为银行‘管理’的首先是贵族们的基尼。帕麦斯顿受了损失,克兰里卡德侯爵受了损失,而纳皮尔海军上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教会也失去了不少的尘世的福利,因为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等先生们特别以自己的虔诚出名,他们有时主持‘向多神教徒传教’的埃克塞特会堂会议,他们是‘圣经传播’协会的主要捐献人,并且担任了‘罪犯改造协会’的理事。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创造了威望。他们的银行成为信教老爷们和私人团体特别喜欢的银行。但是,银行家们的‘管理’天才对什么也不爱惜:既不爱惜孤儿寡妇的钱财,也不爱惜水兵们的微小的存款。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支配他们现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破产或裁员,大量金融从业人员失业。此时,中国国内却出现一种舆论要到美国去高薪招聘这些“天才”。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当时“大的私人银行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不‘公开鼓励’相互定期检查寄存在他们那里的有价证券,也不得不通过‘泰晤士报’邀请自己的账户来亲自检查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贵重物品。”但是,然而美国的金融寡头却一度得以避免任何监管,甚至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没有受到多少监管。

  在《消息数则》(382—384)中马克思提到了使股份公司股东具有有限责任的包法利法案。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需要这类法律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到目前为止财政寡头已经把立法权操纵到了什么程度,财政寡头又怎样成功地在世界上头等商业国家里使贸易协定受到最荒诞和最放肆的法律限制。……大资本不愿满足于它用来打败小资本家竞争的经济手段中的优势,在英国大资本也采取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和各种特别法,这些事实,从英国的有关股份公司和一般贸易公司的法律上得到了最雄辩的证明。”在今天中国的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立法中,难道不应当汲取马克思的意见吗?

  在《议会新闻:罗巴克和布尔韦尔的提案》(398—400)中马克思谈到了议会斗争的技巧。这种技巧表明,资产阶级议会根本谈不上什么制衡作用。“〔反对派〕集团对保存内阁的万能权力所表现的热心程度并不比〔政府〕集团差。议会斗争的技巧恰好在于: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当时占据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使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而上台。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在《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401—404)中马克思揭露了法学的秘密:“不知道法学秘密的人们难于理解:怎么在最普通的诉讼案中竟突然发生不是由该诉讼案件的实质、而是由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和条文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善于运用这些法律条文使人成为律师,就同善于主持宗教仪式使人成为婆罗门教的祭司一样。无论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或是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都在变成内容。但是,法庭上诉讼程序所起的作用,在立法机关中却是属于日程和会议规则的。土地立法的历史表明,罗马的老寡头政治家——诉讼程序中的讼棍手段的创造者首先在立法程序中采用了讼棍手段。但是,在这两方面英国都超越了他们。把一个提案提到日程上时所遇到的技术困难,一个法案在成为法律前所必经的各式各样的改变;允许提案的反对者不让提案进入议会、法案的反对者不让法案通过议会的那种规则——所有这些就构成议会的讼棍手段、造谣中伤和纵横捭阖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武库。”我们今天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议会中都能够看到这个武库中的武器。

  在《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424—428)中马克思提到英国给土耳其贷款的条件是“是这样拟定的:土耳其直接得不到钱,而只是在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失体面的条件下受到保护,在这种保护下,所谓给予土耳其的贷款应由英国的专员来分配和开销。……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在借国债,而且是在得不到贷款的情况下借国债的。它陷入了这样一个地主的境地,这个地主不仅抵押土地来进行借贷,而且必须让抵押物的持有者有权支配贷给他的钱款。他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地产本身也交给抵押物的持有者。帕麦斯顿曾经用这种贷款的方式使希腊委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瘫痪。”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所揭露的美国经济杀手掠夺和搞乱其他国家的主要办法就是这样一个办法。可见,学习马克思的东西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多么重要。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曼彻斯特这个主和派的首府的厂主们曾经不惜任何代价派出代表团与政府纠缠,反对规定在使用机器时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的法令。……厂主们断言,装置安全设备会吞没他们的利润。”今天中国的厂主们和经济学家都断言,实行劳动合同法会导致经济不景气等等。而当时的工厂视察员霍纳证实说,在他的区里,如果花上10英镑还不能保障安全的工厂只是少数。在报告涉及的6个月中,由于机器而发生的不幸事故的总数为1788起,其中死亡事故为18起。对厂主所处的罚金、由他们缴付的赔偿费等等的总数在这段期间内达到298英镑。为了凑成这个总数,其中列入了因“在法律禁止的时间内工作”、因“使用未满八岁的儿童的劳动”等等所处的罚金;因此,因18起死亡事故和1770起重伤事故所处的罚金还远远没有达到298英镑。298英镑!这比一匹参加赛马的三等马的价值还少呢!今天在中国广东,据说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厂主们给予了处罚,法律上没有这一条。而他们缴付的赔偿费,也没有任何统计。

  在《欧洲军队》(463—538)中恩格斯提到英国军队的红色制服,他当时听说的是“这种制服——英国兵穿上它时就像打扮起来的猴子——能用它耀眼的色彩给敌人造成恐惧。”而现在有人说,这种制服可以暴露逃跑的士兵,能防止士兵逃跑。但是,时时要防士兵逃跑的军队还是不要存在为好,而且士兵完全可以脱下制服逃跑。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是不列颠军队的重要素质;正是这些素质,才不止一次地使它免于因军官的无能、指挥的荒谬和运动的不灵活而遭到完全应得的、似乎预定的失败。”这一段似乎可以解释红军几次不成功的指挥所打的胜仗,而这种胜仗会使得无能的指挥者更加自以为是。

  在谈到俄国军队时,恩格斯提到,凡俄国“贵族家庭,其成员连续三代‘未服公职’的,便失掉贵族特权,其中包括农奴所有权,而没有这种所有权,大量地产在俄国便毫无价值了。”这表明,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劳动力的存在才使得其他生产要素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亚洲战争》(646—652)中恩格斯指出:“许多没有真才实学的、并且在法国陆军少尉考试中落第的人,在印度支那就很可能被看做是一员大将;如果英国军官在本国以不通本行而出名,那末他们在土耳其服务时,就未必会突然变成知识渊博而具有军事才干的人物。”如今一些在西方国家里远远谈不上通本行而仅仅是在西方大学里获得可疑的博士学位的人,却在中国被当作知识渊博和具有真才实干的人供了起来。而他们今天在中国的功绩还远远赶不上英国军官当年在土耳其打败仗的功绩。这是因为,当年土耳其的对手还是学识不是很高的俄国军官,而今天中国的竞争对手却是指导这些人物的居心叵测的导师。

  在《卡尔斯的陷落》(673—712)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政府是如何以土耳其的支持国的身份阴谋破坏土耳其抗击俄国的侵略和向俄国出卖土耳其的利益的,以及英国政府事后如何伪造文件来笨拙地欲盖弥彰的。当年土耳其抗击俄国入侵对于英国的利益是有好处的,而英国却是这样与土耳其进行军事合作的。如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从而更加难以避免发达国家会阴谋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汲取当年土耳其政府的教训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保持应有的警惕,并且一定要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

  在《普鲁士》(713—718)中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的容克们(地主贵族们)“顽强地力争使宪法成为对其他一切阶级来说是有名无实的东西,而对自己却具有实际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要摆脱官僚制度的任何监督,同时又想要这种官僚制度以双倍的力量压住所有其他的下层阶级。”实际上,资产阶级和当前中国一些攻击政府专制的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相关讨论

  余斌指出,可以提炼出马克思在分析谷物法废除一事中运用的研究范式,如矛盾分析方法,进而运用该方法来分析现在的事情。结合英国谷物法废除后的不利影响讨论我国为何必须要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如何化解农业进口的依赖,采取多元化的进口策略,突显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另外,虽然马克思批评罗素本人出尔反尔,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变化的规律性,他代表的阶级利益在变。

  彭五堂认为,在农业问题上必须充分衡量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出了问题谁都养不起中国。可以进一步探讨关税对一国发展到底起到何种作用,马克思阶级和利益分析方法对今天的研究仍然很有价值。

  中国化部的王佳菲认为,发达国家对谷物进行补贴,也间接补贴了其下游产品,如果其他国家需要关税保护,只对美国肉鸡等下游产品提高关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发展部的范强威结合她在重庆等地的农村调查,指出在有些地方的土地流转中,某些公司或农户以兴办农业企业的名义圈占耕地,这种现象亟需制止,土地集中的大农业不见得适合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采取措施推动农业集体化进程,同时农民在组织产供销合作社方面很有积极性。
 楼主| 发表于 2016-6-14 09:08:40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2期



  
 第12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4月13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2卷读书研读会。会议首先邀请人民出版社纪检委书记沈水荣同志介绍了人民出版社网(理论时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建设的基本情况。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孙应帅和彭五堂。

  彭五堂的报告就《马恩全集》第12卷文章的写作背景、马恩针对1856年欧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评论作了介绍,并联系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由于时间限制,孙应帅主持了会议而没有进行报告,同时由于其研读笔记的部分内容已在另一通报上有所披露,因而,本期报告以余斌的研读笔记替代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12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6年4月至1859年1月期间写作的评论性文章和部分《资本论》手稿。这些文章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是对爆发于1857年-18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跟踪、分析和评论;二是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我重点学习了马克思分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文章。

  1.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概述

  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有深刻的认识。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当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引发的投机浪潮导致资源严重错配从而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但不同时期引发危机的具体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引起1857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投机资本引起的铁路过度扩张所导致的。随着19世纪初铁路的发明,世界各地出现了修筑铁路的热潮。19世纪40年代,英国铺设铁路有8000公里。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和北美再次掀起修建铁路的高潮。马克思写到:“(在法国),总的说来,特许修建的铁路总共长达5584英里,其中已经建成和通车的只有2884英里。因此,目前正在修建或即将动工的还有2700英里。但是还不止于此。政府正在修建比利牛斯山区的几条线路,并且已经下令修建土鲁斯至贝云、阿仁至塔布、蒙德马松至特拉贝斯坦的新线路——这些线路全长超过900英里。实际上,法国正在修建的铁路甚至比它已经拥有的还要多。”而在美国,随着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淘金热在美国出现,为了把黄金从美国西北迅速运往东部,美国铁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835年美国只有1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到1840年这一数字也只达到3000英里,而到了1850年美国铁路已高达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超过了其他国家铁路里程的总和。铁路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系,金融机构发行大量的铁路股票和债券为修建铁路筹集资金。预期的高回报导致铁路证券的价格不断攀升,而铁路股票价格的飙升又吸引来大量的投机资本,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资本投入铁路修筑业的狂热性。就这样,因果相互促进,资本市场很快就产生了泡沫,并且快速膨胀。

  随着金矿的开采,铁路的蓬勃发展。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急剧扩大。大量运出的黄金引起了大量商品的回流,美国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进了世界市场之中。加之为了躲避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大量资本流入英国和美国,从而进一步加速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带动其他国家经济随之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贸易额迅速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起,年平均增长速度比以前的20年提高了近2倍。经济的迅速增长还促使交易所和信用领域过度膨胀,从而为经济危机的更快到来创造了条件,终于酿成了一次世界经济危机。

  1857年8月7日,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股票价格率先开始下跌,受其影响,美国的另外几家铁路股票也开始下跌。很快,密歇根中央铁路被国家接管。货币金融危机随之而起,在纽约的63家银行中竟有62家停止支付,贴现率竟然超过了60%,股票市场行情则下跌了20%—50%,许多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达到80%以上。生产领域很快就受到了冲击,1857年,美国破产的企业多达5000家以上,损失的资本总额约3亿美元。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业的巨额投资和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大量银行和企业经不住危机的冲击而纷纷破产,损失超过了8000万英镑。企业倒闭和生产下降,使英国全失业和半失业的工人数量激增。经济危机也蔓延到了德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北欧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大幅度减少,价格猛跌。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一向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经济危机引起的贸易削减、价格下跌,使它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1857年的经济危机,作为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了资本主义国家统一的再生产周期。从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着明显的同期性。这表明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已开始形成,各类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影响空前加强。

  2.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

  马克思是较早预见到1857年经济危机的学者。其实在1856年,德国和法国就由于铁路过度投资导致资金紧张,引起了金融危机,并且波及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和英国。在《全集》第12卷中,马克思有4篇文章是分析一家叫Crédit Mobilier的法国投机公司的,中文译为动产信用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52年的股份银行,它通过发行股票取得资金,然后用来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通过股票投机获取收益,或者参加工业企业和其它企业的创立,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它曾广泛地参与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该企业与法国政府关系密切,并受到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该公司是今天的商业银行、公募基金和证券公司的混合体,是一个纯粹投机性的企业,但它却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它在自己的公司章程里声称:“鉴于创办一个旨在鼓励发展公共事业和把一切企业的各种有价证券合并成一个共同的基金,从而使这些有价证券的兑换也得以实现的这样的公司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Credit Mobilier的创办人决定实现一个非常有益的计划,因此联合起来创立一个叫做Credit Mobilier总公司的匿名公司。”马克思对于其投机本质则进行了深入的揭露,马克思写道:“我们从伊萨克·贝列拉那里听说,Credit Mobilier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揭开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工业发展的基础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Credit Mobilier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Credit Mobilier是得到政府支持和拥有比较大量的资本和贷款的享受优待的公司,毫无疑问,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在市场上就能赚到贴水。”通过类似方式获取巨额利润的金融企业今天仍大量存在,而且势力越来越大。令人疑惑的是,二战以后,这种通过操纵市场、买空卖空而大发横财的投机活动在今天不仅完全合法化,而且也不需要承担道义责任。投机行为不再受到谴责,“投机”一词也被“投资”所取代,通过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活动而被成百倍地放大的投机活动变成了高级的、颇具技术含量的投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追捧,并得到了绝大多数政府的肯定和鼓励。据说这种投资活动有利于及时传递信息,有利于形成市场价格,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激励创新,有利于化解市场风险。然而,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赤裸裸的欺诈和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防污成本大幅提高,过高的生产成本使得其在常规制造业领域完全处于劣势。为了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发达国家把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基础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近20年来,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企业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本利用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盈利空间,同时利用高度复杂化的、外行人难以理解的技术手段,巧妙地把严重放大的金融风险转嫁给普通投资者。金融资本疯狂的投机活动在使自己获得惊人的回报的同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当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愤怒地进行谴责时,对方竟以“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这样一个强盗逻辑把责任推了回来。这其实是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公开掠夺的一个客观反映。

  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Credit Mobilier这样的企业组织,他颇有远见地预测到由此带动的股份公司快速发展会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他还预见到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指出随着资本的集中,劳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他写道:“Credit Mobilier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并且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则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

  投机资本要通过资本市场的炒作获取高额利润,必须要找到一个或几个合适的炒作对象。由于一些重大发明和技术革新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而往往成为投机资本热炒的对象,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稀缺资源也是经常炒作的对象。1857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对铁路的炒作。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都被投机资本炒作过,甚至不止一次。这些新发明新技术的确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投机资本的过度炒作却给人类带来本不该发生的灾难。最近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中国的红色警报》,其中概括了金融危机的十个特征。其中第一个是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报告指出:“(这些故事)可以是一些革命性的新技术,比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或者最近的互联网。即使这些技术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预期增长率却可能被高估。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到遥远的将来。同理,这样的增长神话也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体。某个经济体将有潜力成为霸主,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一场空想。1719年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源于就是被约翰·劳(John Law)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所吸引,相信其可能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投资者们蜂拥而至,就是因为相信日本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此外,一些历史上著名的经济泡沫,如荷兰的郁金香危机和英国的北海公司危机都是借稀缺资源疯狂炒作酿成。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发生过君子兰泡沫,最近的如普洱茶泡沫和大蒜泡沫。而在历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大概算房地产泡沫。

  关于1857年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马克思也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过度的铁路修筑吸纳了大量的资本,导致资金紧张,利率上升。各国为了阻止资金外流,纷纷提高贴现率,这一措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引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写到:“在德国,产生恐慌的基本原因并不是缺乏流通手段,而是游资同当前工业、商业和投机企业的巨大规模不相称。恐慌赖以暂时克服的手段是,各个政府的银行、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提高了贴现率,其中有些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提高到6%,有些甚至提高到9%。由于这样提高了贴现率,黄金外流暂时停顿,外国的产品停止输入,外国资本为高利的诱饵吸引,未清偿的债款都要求提取,法国的Credit Mobilier一个月以前还用通融划款的期票支付承包德国铁路的费用,现在不得不用现金来支付,同时,一般地说,法国也不得不用硬币来支付自己在谷物和食品输入方面的差额。由此可见,德国的金融恐慌波及了法国,而且在那里立即采取了更加吓人的形式。法兰西银行效法德国的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提高到6%——这样做已经迫使它在9月30日向英格兰银行提出了贷款100万英镑以上的要求。由于这样,英格兰银行甚至没有等到通常在星期四举行的董事会议开会,就在10月1日把本行的贴现率提高到5%,这是1847年金融恐慌以来没有先例的措施。虽然采取了这种提高利息的措施,但是黄金每天以4万英镑之数继续由针线街的地下室外流,而法兰西银行每天要外流600万法郎硬币,当时造币厂每天只能制造300万法郎,其中银币只有约12万法郎。为了制止法兰西银行对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有害影响,大概在一星期以后,后者又把期限为60天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6%,期限更长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7%。”由于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纸币发行量受到限制,一国出现货币短缺,就会导致利率提高,从而引起周边国家的黄金白银外流,要制止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必须相应地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虽然引起经济危机,但这却使泡沫被及早刺破,不至于酿成更大的灾难,也避免了资源的更大浪费。今天,纸币早已同黄金脱钩,政府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钞票。一旦出现流动性短缺的苗头,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衰退,通过降低利率,增发货币来释放流动性,其结果是经济继续繁荣的同时泡沫也被进一步吹大,最终是一次更严重的危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不断有人指责格林斯潘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因为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格林斯潘没等泡沫被彻底挤干净,就迫不及待地降低利率,放松金融管制,结果使投机资本迅速恢复元气,在房地产市场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兴风作浪,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结局。格林斯潘为自己百般辩解,他声称金融危机根源于人的贪婪本性。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金融危机的形式各种各样,但都有一个基本的根源。”“那就是人类的本性:当人们处于长期的繁荣之中时,我们自然会认为繁荣会继续下去。”“除非人性改变,否则我们今后还会有不同形式的危机。”最近他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对这次经济危机进行了全面反思。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还认为防止泡沫是做不到的,他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4月7日上午,格林斯潘接受美国金融危机质询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的质询时,再次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采取的政策不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监管者无法识别危机发生的时机,或者准确预判危机将在何处发生、所造成损失的规模和扩散程度有多大。他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在某种程度上,格林斯潘的话是对的。他的放任政策确实不是危机的根源,只不过是放大了危机。危机确实源于贪婪,但不能把它说成是人性的普遍本质,而是资本的贪婪本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被金钱扭曲了的人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余斌的研读笔记

  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35—40)中马克思指出:“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来的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动产信用公司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那么,游资和固定资本的应有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就值得我们去研究了。

  在这里,马克思对股份公司进行了评价:“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有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消极的扬弃来力图把股份制这种工业封建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为害中国甚多。

  在《欧洲的经济危机》(54—58)中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想为自己庆幸,庆幸投机活动的策源地已从他们自由的清醒的岛国移到了混乱的、受专制暴君压迫的大陆。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在以多么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法兰西银行每月的月报,因为这些月报影响着英格兰银行圣所中的黄金储备。他们忘记了,用圣水来供应欧洲动产信用公司们的大动脉的正是大量的英国资本。他们忘记了,英国商业的过分扩大和生产过剩这些他们称为‘健康的’而且现在还在大肆吹嘘(据说出口数字已达11000万英镑左右)的东西,是他们现在所揭露的大陆上的‘不健康的’投机活动的直接产物”。其实,中国今天的所谓的实体经济也是一些中国人所批评的美国的虚拟经济的产物,供应美国金融投机的也正是大量的中国资本。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办法,只要用巨额的红利安慰公司的股东,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就能把公司的资本侵吞。”他所揭露的当时的英国皇家银行事件,在今天的美国同样上演着,如安然公司事件等。而这些事件之所以能够上演就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优越性”。

  在《奥地利的海外贸易》(90—95)中马克思指出:“的里雅斯特在并入奥地利帝国之后,立即取得了完全不同于威尼斯所曾经占有过的那种地位。的里雅斯特为它背后的那些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天然出口;威尼斯则一向只是亚得利亚海上的一个独占世界海上贸易的孤立而偏僻的港口;而它的这种独占,又是建立在那些没有认识到自身有利条件的国家的落后状态的基础上的。”实际上,香港虽然不偏僻,但它曾经独占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贸易。随着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和众多港口投入海上贸易,如果没有大陆对香港劫贫济富式的支持,威尼斯的昨天就会是香港的今天。

  在《英中冲突》(112—117)中马克思针对英军的暴行指出:“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或许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说第一次对华战争尽管借口并不体面,但由于它展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前景,各列强也就耐心地观望着,那末,这第二次战争岂不是要无限期地阻碍这种贸易吗?这次战争的第一个后果,必定是把广州同绝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帝国臣民手中的产茶区隔断开来,——这种情况只能对俄国的陆路茶商有利。”马克思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世界上的文明民族是如何评判道义的,告诉了我们,这些文明民族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75—178)中马克思指出:“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各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欧美国家报界的这种做派在中国问题上仍然充分地表现着,对于那里的所谓新闻自由,嗤之以鼻是最好的回应。

  在《工厂工人状况》(197—200)中马克思提到,“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无庸争辩地证明了:英国工厂制度中的卑劣现象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并且使负责执行它们的人无能为力”。如今中国关于工厂的一些立法如劳动合同法也在照顾厂主们的利益意见下归于无效。

  在《动产信用公司》(218—227)中马克思提到,“动产信用公司用来企求得到法国人民感谢的,主要就是经营这种吸引很大一笔国民资本脱离生产活动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有价证券买卖的业务。”如今所谓的金融创新从事的也正是这样的经营业务,必须加以限制。

  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313—317)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以为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们肯去‘建立法国的信贷制度’,‘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和支持全世界的有价证券买卖,以为他们去做这一切都是不要代价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除去收入(每年平均约为他们的股票所代表的资本额的25%)以外,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机关存在的头五年当中,还定期地从总利润中分到5%的红利——每人大约275000法郎,等于55000美元。另外,那些享有动产信用公司的特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从事公共工程的企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董事们私人的事业有联系。例如,贝列拉兄弟曾经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对谁也不是秘密。……不仅所有这15名董事都是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办理公司的业务,他们还能够根据他们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的大规模〔证券投机〕的材料,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最后,他们还能够按他们正式经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贷。所以,这些董事们发财之快才简直惊人。所以,欧洲的公众见到这些董事们碰到金融方面的倒霉事情,就十分惊慌。所以,董事们的私人财产和公司的公共信贷才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其中有些人的财产,由它们的占有者保障得非常地好,其寿命无疑会比公司本身还要长。”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到的现象在今天国内外的金融市场上都重现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制约这一点。中国金融官员必须向全社会而不仅仅是向上级申报他们及其家属的财产。

  在《英国的贸易危机》(361—365)中马克思指出:“尽管有过去的一切教训而危机仍然在经过一定时期后有规则地重复发生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轻率冒失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如果在某一个贸易时期终结时,投机表现为直接预报崩溃即将来临的先兆,那末不要忘记,投机本身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上产生的,因此它本身就是结果和表现,而不是终极原因和实质。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之所以发生有规则的痉挛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经绝种了的把发寒热当做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一样。”因此,美国的次贷本身也不能作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英国的贸易》(388—397)中马克思回应《泰晤士报》对英国贸易逆差所造成的亏损的抱怨时指出,“造成这些亏损的原因并不是进口超过了出口,而是一大部分出口货所具有的特殊性质。问题在于:再出口中有一半都是外国原料,它被外国工业用来加剧不利于英国工业利益的竞争,并且有一部分又以制成品形式回到英国人手中,供他们国内的消费。但是,必须考虑到的决定性因素是,大陆工业的竞争所造成的原料的大量再出口,使原料价格高涨到几乎要完全吞没英国工厂主的利润。”如今中国就不仅在做着出口原料进口制成品的傻事,而且在做着一边进口石油一边出口石油等再出口原料的傻事。

  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9700万英镑的事实,还决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们的贸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投资,必须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润,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收益的额外的进口。因此,一般说来,所谓贸易差额应该对外国说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说来总是入超,因为世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货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债务的利息。”如今美国因为巨额贸易逆差而指责中国,那么,今天美国是否存在与当年的英国同样的情况呢?

  在《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407—410)中马克思提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在加尔各答发行公债,但是遭到彻底的失败。……印度人对于这种不仅能靠印度资本恢复英国统治而且还能间接为英国商业打开印度宝藏的计划的全部妙处,也许并不理解。的确,如果印度资本家真的热爱英国的统治,像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把这当做一种信条,那末再也不可能给他们一个比这更好的表示忠诚和奉献白银的机会了。”现如今,中国人去拼命地购买美国发行的公债,以便让美国人靠中国资本来打开中国宝藏如收购中国的矿山和资源。对美国来说,这的确是够忠诚的了。

  在《法国的经济危机》(423—427)中马克思提到,“在法国工业正苦于停滞,许许多多工人没有工作,所有的人的生活资料都减少了的时候,价格在其他国家虽然平均下跌了30%—40%,而在法国却仍然维持在普遍危机以前时期的投机水平。如果有人问我们,这种经济奇迹是用什么办法取得的,答复很简单:法兰西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曾两次不得不把应付的期票和贷款延期,于是,法兰西银行地下室里积存的法国人民的钱财就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维持哄抬起来的价格,而使法国人民自己蒙受损失。大概政府以为,通过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一切需要银行券的地方把银行券散发出去,——就可以彻底防止灾祸。而实际上,使用这种伎俩的结果,一方面是消费者更加贫困,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减少并没有使价格降低,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积存在海关仓库里,而这些商品终归要抛向市场,结果由于它自身的数量而跌价。”现如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种现状。房价的上涨数倍于工资的上涨,而政府的信贷支持是维持高房价的主要原因。

  在《英国疯人数目的增加》(568—573)中马克思提到,“英国社会史上恐怕找不出比现代财富和赤贫现象相应增长这一点更确凿无疑的事实了。有趣的是,这条规律大概对疯人数目也适用。大不列颠疯人数目的增加不下于出口额的增长,而且超过人口的增长。”

  在《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579—583)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上,也许没有比所谓发行银行能够通过扩大或缩减货币流通来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这种看法更流行的误会了。认为银行滥发通货就会造成物价飞涨,只有在经过危机之后才能予以强行调整,这种看法是对任何一次危机的过分简单化的、因而也是极受欢迎的解释。应该了解,问题并不在于银行是否能促使建立虚假的信用体系,而在于银行是否能控制公众手中的货币数量。……由于现在各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立有户头,每天的结算都用转账的办法进行,银行家们过去用来彼此清账的巨额银行券就失去了广泛使用的领域,因此大部分巨额银行券也就不再流通了。……因此,银行对贸易的一般趋势和价格可能发生的影响,应该是通过它们的存款业务即信贷业务,而不是通过滥发银行券来实现的,因为银行并不能使银行券的流通量甚至达到早已规定的限额。……根据对纽约各银行最近六年来的发行量的分析,我们必须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是银行本身所能控制的,它们在贸易扩大和发生最终会引起崩溃的物价飞涨的同时,实际上有所减少。因此,把最近这次危机以及一般危机同滥发银行券联系起来的庸俗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必须予以抛弃。”

  在《鸦片贸易史》(588—591)中马克思提到,“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现在中国一些对自由贸易只知道一点皮毛的经济学家不顾自由市场的垄断基础,盲目强调自由,结果导致国内利益的巨大损失。

  在《英国的贸易和金融》(606—610)中马克思提到,英国下院委员会在关于1857—1858年危机的报告中指出,“英国、美国和北欧最近一次贸易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过度投机和滥用信贷造成的”。对此,马克思提出,“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我们根本不想来反驳它,——但是它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只能改变问题的提法呢?……是什么社会条件几乎有规律地反复造成这种普遍自欺、过度投机和空头信贷的时期呢?”马克思指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在这里,马克思提出,“空头信贷是通过空头期票建立的。……伦敦的期票经纪人只注意银行的背书,而不注意期票本身,他们所倚靠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而是英格兰银行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今天,金融市场的经纪人所使用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他们也同样不会注意金融资产的质量到底如何。

  在这里,马克思还涉及了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则,指出“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但是它们还没有像中世纪的帮会那样,形成自己团体的良心,来代替它们那由于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摆脱了的个人责任感。”

  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621—626)中马克思指出,英国“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因此,尽管英国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中国丧失的领土的债还得找英国这个债主。

  在《普鲁士状况》(657—660)中马克思谈到内阁大臣的责任问题时,提到“他们所属的下级官吏只能唯他们的意图是从,下级官吏不得过问内阁大臣的命令是否合乎法律,并且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是没有责任的。这样,官僚的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执行机关的权威就仍然原封不动,而宪法规定的‘普鲁士人的权利’变成了一纸具文。”看来,中国要破除官僚体制,首先要立法规定:如果下级执行了上级的不合法律的指令是要负刑事责任,并受到法律追究的。

  在《伊奥尼亚群岛问题》(705—710)中马克思“顺便指出,维也纳条约,这部唯一在欧洲得到承认的国际法法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突出的〔国际法假象〕之一。……只有在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的软弱决定有必要时,它才被引为根据。”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欧美国家如何对待国际法以及我们应当对此抱有的态度指明了方向。

  在《普鲁士状况》(726—730)中马克思指出,“看一看那些昨天还是穷光蛋今天却是百万富翁的人吧。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地积累起相当多的亿万富翁,而这些富翁无一不曾经是囊空如洗的人。要知道,中国搞市场经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中国的富翁远不如欧美的富翁有本事,否则中国就不必以欧美为师,大量派人到那里留学,引进那里的战略投资者,高价拍买请那里的投资商吃饭的机会了。但是,中国富翁的成长速度却大大超过欧美的富翁。如果没有一万个拥有一万元(包含名义上所有的公有资产)的人在短期内一无所有,那么中国的一个亿万富翁从何而来?

  在《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733—762)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商品的原因。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要生存,才能谈及其他。从而首先要考察生存所需品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方式。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也表明,人只有在集体中才有自由。

  在谈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这些内容应当成为构建军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楼主| 发表于 2016-6-14 09:1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3期


 



  第13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5月11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3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张伟和陈秋贵。会议由余斌主持。访问学者郭正礼以及研究生院马研系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张伟介绍了本卷前半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以及在研读过程中引发的几点思考。陈秋贵介绍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和从战略战术方面介绍了马恩的军事思想。由于还有一些时间,余斌也谈了一下他的学习心得。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张伟的研读笔记

  一、本卷的背景及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学批判》原计划分六册出版。这六册的顺序是,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第一册《资本》,包括四篇,即资本、资本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1858年8月至11月,马克思写成了原计划的六册书中第一册(《资本》)的第一篇,也就是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于1859年6月出版。实际上,这本书只是篇幅巨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没有按原来的计划,继续写下去。因为第一分册刚出版,马克思就发现,他对以后几个分册中的基本思想的细节,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许多问题必须补充研究。于是,他重新阅读了大量资料,写下了23个笔记本的手稿。随着手稿的扩大,马克思产生了把准备好的手稿,写成三卷书的思想。这就是后来的《资本论》。《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它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资本论》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即《序言》、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 此外,还有三个针对相关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与评论,包括《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

  马克思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及经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辟的概括,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这使得简短的《序言》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在第一章《商品》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出发,揭示了商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是这二者的统一。商品具有二因素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引起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钥匙,也是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在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中考察交换过程时,揭示了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货币,阐明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详细地考察了货币的各个职能。

  在《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中,马克思对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当•斯密、西斯蒙第、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关于价值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论。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把交换价值看成货币,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叫做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把求金欲当作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予以颂扬。布阿吉尔贝尔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但同时他又和配第相反,狂热地反对货币。马克思认为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但在富兰克林看来,货币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货币只是为了技术上面的方便而从外面搬进交换中来的一种工具。

  亚当•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与斯密相反,李嘉图不仅清楚地做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理论作了一点点补充和修正,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当时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既然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如何据此论证工资?第二,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是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第三,如何解释交换价值和交换价格的不同?第四,不包含劳动时间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对上述质疑的回应,分别形成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学说、剩余价值理论、竞争学说以及地租学说。这些理论和学说最终是在《资本论》里完成的,马克思在这里播种下了《资本论》的种子。

  在《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中,马克思介绍了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和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前者认为在规定价格时,只是想象的金银起作用,金银只是当作计算货币起作用,镑、法郎等货币名称是观念的价值原子,如果金银的价值提高了,就应当折算成更多的镑、法郎。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格雷主张国家中央银行来确定生产各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生产者以自己的商品可以从中央银行换回一张价值凭证,相当于代表一定工作时间的银行券,该凭证可以领取放在银行仓库中的其他一切商品。马克思认为格雷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直接当作社会劳动时间,这就意味着他把这种时间当作共同的劳动时间,或之间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和银,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而价值也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产品也就不会变成商品,因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也就会消灭。

  在《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中马克思主要探讨货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各种学说。

  二、几点思考

  1.关于《序言》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与正文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序言》的主要篇幅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属于哲学领域的内容,而正文部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内容,两者之间似乎脱节。如果说序言是正文的方法论基础,似乎在正文中也难以找到直接的材料。在《序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叙述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计划与动因。那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部分内容是否仍是马克思阐述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或重要性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通过对经济的研究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

  2.关于世界货币

  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只有贵金属才能作为世界货币,并且“抛弃了那些由这种特殊领域内的交换过程所引起的特殊形式,即它作为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的地方形式”。在当代,贵金属的货币功能已大大弱化,而经济强国的纸币,马克思那时最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的形式,却成为世界货币。如何用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来解释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

  3.关于通货膨胀

  马克思认为,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是相反。随着价格符号(纸币)的总数的增加,每一符号所代表的金量(货币)即按同一比例减少。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纸币)去等于它们所代替流通的金量(货币流通量)而产生的反应。这里可以理解为:虽然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价格也随之上涨,但价格上涨的幅度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幅度是一样的,商品价格上涨只是商品价格符号的变化而已,实际上商品的价格并没有变化,也即没有发生通货膨胀。那么,还会发生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的本质又是什么?

  在现实经济过程中,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各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是不同步的,表现为轮番上涨,在此过程中商品的相对价格会出现波动,社会财富也在此过程中重新分配。纸币发行量增加所引起的结果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纸币发行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

  4.关于两个“决不会”

  在序言里有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非难常源于此。面对非难,支持马克思的学者也提出了各种解释。我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国情、外部环境等),某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所必备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的。如此就能解释,相同生产力水平会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5.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借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武器

  马克思是在批判吸收在他之前经济学家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构建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当前的西方经济学体系,或多或少都能够从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经济学家那里找到理论渊源,因此,马克思当时的批判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当今的西方经济学批判。

  陈秋贵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9年1月到1860年2月所写的著作。这一期间,世界各国发生的主要大事有:1857-1859年印度农民起义,1856-1860年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意大利战争,1859-1860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都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以此来唤醒群众起来革命。

  在经历了1857-1858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新革命的到来充满了期盼。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急迫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当时欧洲的局势充满了动荡,马克思恩格斯希望,这种动荡能够带来新的革命。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很活跃,意大利则利用奥法两国的矛盾,起来反对奥地利。在法国,人民对波拿巴反动专制制度的不满日益强烈。在英国,工会运动取得更大发展,英国工人阶级重新掀起争取国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运动。在俄国,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如火如荼。

  在本卷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很多关于意大利革命的论述,是因为他想利用意大利革命的胜利来唤醒其他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他们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开展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在这里,我主要介绍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和马恩的一些军事思想。

  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认为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人笨,但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却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德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也落后于他国。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税同盟的建立,这才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土壤。资产阶级的兴起,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开始从英法等国输入政治经济学。而此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别林立,有保护派也有自由派,处于一种盲目地跟从国外政治经济学的位置。当时德国国内的这种状况,与当前中国学界视西方经济学为盛典的现象,颇有相似之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一成不变地追从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并试图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认为,这里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一切的历史科学都是有意义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恩格斯认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对经济学某些问题的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恩格斯认为对待科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黑格尔“思辨式”的辩证法,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按照逻辑的方法;另外一种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就是按照历史进程的写实方法。而经济学讲究的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求得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的规律,这就需要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因此,恩格斯认为首先要对黑格尔的方法做一个批判。同时,恩格斯也承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而马克思正是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并把它从唯心主义的方向引向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地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对经济学进行批判,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两种方法,从事物的相互联系,矛盾的普遍存在出发来研究经济学的。一个事物,存在着两个对立面,产生了矛盾,需要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来解决两个关系的矛盾,解决完这个矛盾之后,这个解决的方式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矛盾的出现而放弃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在不断地解决矛盾中得到进步。

  马克思正是利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了经济学的意义,他认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最终凝结在物上,因此马克思选择从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马克思从物物交换讲起,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进而产生了货币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货币本身也有矛盾,进而衍生出许多金融工具。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他的唯物史观贯穿于经济学说,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运用逻辑的方法来论述经济学说,“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思想

  在本卷中的收录的文章是1859年到1860年的文章,当时正值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有直接叙述战事的,有对战争进行总结的,其中有很多军事思想值得我们去细细体会。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总结拿破仑的战略战术思想,从历史客观事实出发,在对具体战争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领域,科学地总结了历史上各阶级进行战争的经验,包含着非常广泛的内容,马恩的研究涉及了战争、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问题。他们从 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革命的关系说起,到军队建设,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态度、地位等,还有许多对战略战术的研究。

  在本卷中,马恩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这里我主要总结一下马恩关于战略战术的思想: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马恩在许多地方都有写到,要集中兵力,避免分散兵力。“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得坚持集中”,“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河流把自己的军队隔开”。 “但是,意大利只能提供一支军队展开的战场;任何分散兵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奥军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全部军队调到波河南岸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波河北岸,这是完全正确的。分兵两岸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

  (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即使德国总的说来注定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 “在意大利目前情况下,奥地利最好的作战方法就是进攻。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是拿破仑善于巧妙使用的、现代战争中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

  (三)兵贵神速,要给予敌人最迅猛的打击。“在敌人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这样的作战方法似乎不符合现代的、迅速坚决攻击的常规,同拿破仑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比较起来,好象是倒退了一步。”

  (四)要乘胜追击,不能半途而废。恩格斯在总结意大利战争的时候,就强烈谴责了拿破仑三世不懂战争,在取得优势的时候,没有乘胜追击。“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愈大。俘虏、火炮、辎重、军旗等,与其说是在会战过程中获得的,不如说是在会战后的追击中获得的。另一方面,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追击的勇猛程度。” “拿破仑不去追击奥军,而出自感激的心情放走了他们。在索尔费里诺,弗兰茨-约瑟夫几乎是硬要他得胜,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比马振塔会战更好的战果。正是现在出现了平凡的拿破仑施展他的全部本领的局面。战争正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进行,并且它的规模能使巨大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刚刚达到平凡的拿破仑的〔神圣之路〕的起点,刚刚看到光辉的前景,‘高尚的’拿破仑却已请求议和了!” “法国人犯了许多战略上的大错误;法军不可饶恕地按兵不动而使胜利大为减色,并且由于错过了追击的机会而几乎使他们丧失胜利的果实”。

  (五)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归根到底,在战争中,谁能更持久、更成功地进行野战,谁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胜利。” “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

  (六)构筑要塞和进行堡垒战。“法国人找到了使这个民族获得光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巴黎建筑成要塞,在近代史上他们最先试图把自己的首都变为规模宏大的营垒。” “我们在这种场合所必需的要塞构筑得愈早愈好。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配置这些要塞,我们在前面已大略谈过,要更详细地谈就不是我们的事了。不要只耽于幻想和构筑筑垒封锁点,不应只依靠这些封锁点而轻视唯一能使退却的军队停驻的那种类型的工事,即营垒和河岸上的要塞群。”

  (七)临阵换帅是战争的大忌。“我们认为,奥军的失败不是由于联军表现了什么卓越才能,不是由于线膛炮的神话般的作用,不是由于臆造的各个匈牙利团的叛变,不是由于法国士兵的大受赞扬的勇敢,而完全是由于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私人顾问们所任命的用来代替像海斯将军这样人的奥地利将军们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三、马恩的一些其他论述

  在《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中,马克思说道“只是当革命像闪电一样,像只有在无法防止的致命的雷击发生以后你们才能听到霹雳声的闪电一样,成为无法估计的和无法防止的自然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才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当时,革命的情绪已经在欧洲普遍存在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欧洲人民一直在等待革命的重新来临。但是,马克思认为革命不是靠空喊口号,而是要付诸于行动,要唤醒人民的革命意识,如果不能的话,就只能是白日做梦。“如果不能唤起这种热情,那霍亨索伦王朝的动员、武装调停、宣战、进行战争等等就将是以黄金海岸的一个黑人的幼稚想法为基础的,这个黑人认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敌人的大门口上吊,就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在《意大利赢得了什么?》中,意大利战争只是法奥两国在意大利的领土上为了争夺意大利的保护权而展开的斗争,意大利并没有赢得什么。“这个联邦或者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权力和影响的政治实体,或者只是一种骗局。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大利决不会得到统一、自由和发展。”这场两个列强在他国领土上争夺利益的战争,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并且还会一直反复下去。强权的战争,丝毫不会考虑弱者的要求。“经过6个星期的斗争之后,这两支外国军队的外国首领没有让一个意大利人参加他们的会议,就动手安排和处理意大利的事务。”这与1904-1905年的日俄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评论》里写道“自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企业主表示不满:让他们尽自己的力量去加深劳资之间本来就很深的鸿沟吧,去加深已经积累起来的、自觉的阶级仇恨吧!这种阶级仇恨正是社会变革最可靠的保证。”马克思一直认为要想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需要的是他们自己的觉醒,所以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地越彻底的时候,这一天会越快地来临。

  在《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中马克思通过对英格兰人口变动情况的研究,指出英格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某种腐朽的东西,这种腐朽的东西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通过剥削无产者,使得自己的财富不断地扩大,无产阶级则日益贫穷,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会引起犯罪率的提高。“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

  在《新的对华战争》中马克思指出英国在用武力迫使中国缔结《天津条约》之后,中国认为这个合约能够带来和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试图用一小块肉来满足一个列强的胃口是不现实的,只会使得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最终把你整个吞下,只有自身强大了,才是对付侵略者最好的办法。当时,中英刚缔结了《天津条约》,英国公使带着军队进入白河时,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击。英国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破坏条约,要对中国进行报复。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强盗式的逻辑,条约里允许公使进入北京,但不代表可以带军队进入北京。这只是列强惯用的一个手段。“当时他们说炮轰帝国的一个城市,并不是与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帝国一个省份发生地方性质的冲突。”侵略者总会找到一个借口来侵略他国,甚至不屑于动脑子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随意找了这么一个荒唐的借口。

  相关讨论

  余斌认为,在《对华贸易》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1844年,米契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的一些样品送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呢?”据此余斌提出,先进的工厂制度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竞争过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这同时表明,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不是现代工业打垮的,而是其它原因破坏掉的。他认为如果西方不入侵中国,中国或许将难以自发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过渡到现代社会。

  张建云则认为马恩是从人类发展的一般性来描述历史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进行的,而是围绕着一条直线,上下波动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但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愿望是一致的,按照这种必然性,封建社会是必然会瓦解的。

  陈人江则认为这是大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解的不同造成的,大的历史观不是以单个国别来说的,而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她接着指出社会形态的更替,往往不是从最牢固的地方开始的,而是从最薄弱的地方进行的。


 楼主| 发表于 2016-6-22 21:05:2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4期



  
第14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6月8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4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陈人江和张建云,马研系研究生迟方旭也做了读书报告发言,会议由余斌主持。马研系研究生王梦玲、姚立新等也参加了会议。

  陈人江的读书报告主要围绕本卷前半部分《马恩全集》第十四卷中恩格斯、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一系列军事、人物、国别条目的内容展开论述,分析了恩格斯的军事思想、马恩关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观点等。张建云介绍和评述了本卷后半部分:马克思的重要论战性长文《福格特先生》及马克思给编辑部的信和声明。她详尽、全面地介绍了《福格特先生》文章的写作背景、内容,就文章的特色和内在的艺术价值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结合现当代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了如何阅读原著、如何挖掘原著的时代价值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马恩心目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又是什么?迟方旭主要就第十四卷文章的写作背景提出了关于马恩人格魅力的看法,并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对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文中的法学思想进行了解读和剖析。余斌就陈人江对恩格斯军事思想的解读做了一些重要补充。由于本次报告会报告人数比较多,因此自由讨论时间相应缩短,一些问题未能完全展开讨论,大家认为会后继续思考和讨论是很必要的。王梦玲会后提交了研读笔记。

  陈人江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十四卷前半部分收录了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为主要撰写人)1857—1860年为美国进步的资产阶级出版物《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一系列军事、人物、国别等条目。这些词条的内容不仅反映出马恩知识体系的庞大、渊博、精深,也反映了马恩阐述唯物史观的不同角度和侧面,以及他们在关涉战争、历史、殖民主义、国际关系等的重要问题上的重要观点。

  恩格斯的《军队》一文是对军队从奴隶制古典时期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历史的概述,具有把军队发展史和社会制度变迁史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唯物史观的独特视角。恩格斯指出,军队在奴隶制时代,比如雅典,实行的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义务兵制度。凡是年满18岁(以后一直到60岁的)的自由民出身者都必须服兵役,而最贫穷的自由民则免服兵役。但当国家出现外敌入侵危险的最紧急情况,则贫民也必须当兵,但他们组成的是完全没有护身器具的轻装部队。(余斌补充道,当时的军事装备是由服役的人自备,而不是由国家提供,因而贫民部队没有护身器具。这反映了经济对于军事的影响。)到后来,富有的公民自己不服兵役,而是花钱雇人代替,这是雇佣兵产生的最初根源。雇佣兵的出现,是封建制度瓦解的结果,因为随着商品交换关系范围的扩展,军队自身也被商品化了,雇佣兵获得了自由,谁出钱就为谁服务。恩格斯指出雇佣兵制度在历史的两面作用,一方面,“原来方阵主要是军队中只允许自由公民加入的民族部分,现在却混入了无公民权的雇佣兵,因而质量就降低了”,另一方面,雇佣兵制度促使近代社会常备军制度的产生,常备军是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军队形式,常备军制度的诞生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水平。恩格斯认为,定期征召的新兵和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是要比偶尔征召的新兵和封建仆役的乌合之众要高出一筹的。恩格斯在文中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人民群众的革命战争,对军队是有很大的改进作用的。比如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大大改善了各兵种。以前,任何一个加入雇佣军的人都必须自备全套武装,而且自己学会用自己的武器,但长期战争使这种全能兵减少,迫使尼德兰人不得不加强军队编制的合理化,使兵种专门化、使武器改良、改进战术等等。而法兰西共和国在反对外来干涉军的战争中,也创立了新的战术,加强军队的运动性和独立性。恩格斯指出,革命的战争还创造了像拿破仑这样的军事天才,他把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的制度,并吸取旧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新方法达到像弗里德里希使线式战术所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但法国的这种作战方法当初又是从美国革命中学来的,可见革命能创造出科学的作战方式,并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军事文明成果。这使我想起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所创立的游击战术,现在不也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广泛应用于反帝反压迫的战争中吗?(余斌补充道,这也与经济基础有关。革命的队伍往往经济状况较差,辎重少,反而加强了灵活性。)

  在《贝尔蒂埃》一文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他的这个重要观点:“革命为军事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本册中,恩格斯和马克思还为许多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写了词条,比如,《巴克莱-德-托利》、《贝尔蒂埃》、《卡尼格先》、《勃鲁姆》、《布里昂》、《贝尔纳多特》、《布吕歇尔》等等。给我的感觉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评价上述历史人物时,是善于把他们的政治作用跟军事作用分开的。比如,很多人都是属于拿破仑大陆战争中欧洲反动君主同盟国阵营中的将军,是反对拿破仑在欧洲推进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应该说政治上是有反动成份的,但马恩对他们的军事才能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他们作为军事将领的优秀的过人之处,但同时又毫不隐讳他们各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和军事方面的不足,乃至失败。对于一些涉及法国将领的词条,给我的感觉是,法国将领中好多人可以说最后都背叛了拿破仑,有些甚至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即便对这样的历史人物,马恩还是能客观和全面地看待他们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而对拿破仑这样的著名历史人物,马恩认为,拿破仑固然存在个人性格上的缺点和一定的阶级局限性,甚至哪怕在军事上也并非无可挑剔,但这丝毫不能抹杀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比如恩格斯曾指出,拿破仑漠视别人的骑术,法国又是一个最不善骑术的民族,但他最终还是进行了骑术改革,并取得了一定胜利)。伟大的历史人物是不能用一般人的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比如恩格斯在《贝尔纳多特》一文中提到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与拿破仑的不和时这样评价,“波拿巴虽然心胸开阔,但他对莱茵军团及其将领却抱有狭隘的嫉妒和猜疑态度。……贝尔纳多特又是个地道的加斯科尼人,他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p157)

  马恩不以战局成败来论英雄,而是善于从全局战略意义上来把握战争行动的闪光之处。比如,恩格斯在《攻击》一文中对拿破仑的两个失败战局是这样评述的:“在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例子,是拿破仑的两个卓越的战局——1814年战局和1815战局,虽然前者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而告终,后者以滑铁卢的失败和巴黎的陷落而结束。……这两个战局的不利结局丝毫也不贬低它们在总的意图方面的优点或其中局部行动的意义。这两个战局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计划本身或计划执行上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的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连年战争因为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p72)

  在战术方面,恩格斯认为,进攻和防御、胜利和失败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攻击能带来巨大的胜利,同时也能带来重大的失败。防御一方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历史上也有很多在防御的情况下善于转被动为主动,转防为攻,最后取得胜利的例子。出色的军队不仅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防守,要打赢防御战,必须是这样:“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p72)。(余斌补充道,中国革命的解放战争,就是从防御、到相持,再到进攻的。可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马恩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尽管毛泽东当年不可能看到马恩军事思想方面的著作。因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军事思想的再发现,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李德完全不懂马恩的军事思想。总的说来,解放前的毛泽东思想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再发现,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是因为王明等把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只能以中国化的名义绕开这个话语权。)

  恩格斯在撰写一些国家词条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对今天我们了解该国国民性,剖析其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行动特点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作用。比如,在《阿富汗》词条中,恩格斯这样评述阿富汗人的民族特性:“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就是阿富汗各部落的一些大的联合组织),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类似封建的统治。只是他们对国家政权深恶痛绝,爱好各自独立,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正是这种自发性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使他们成了危险的邻居,他们受一时的情绪支配并且容易为那些能巧妙地引起他们激情的政治阴谋家迷惑。”(p78)又说,阿富汗人只有被共同的敌人激怒到极点才能实现联合和统一。今天不也是同样的情况么?阿富汗人的国家依然没有得到统一,仍然要么处于大大小小的部落的割据状态,要么处于被美国等外国侵略者与塔利班组织的敌对所造成的割裂的状态。这个国家人民的悲情历史命运、他们为本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反抗斗争在恩格斯的文章已经被反映得淋漓至尽!在《缅甸》一文中,恩格斯写道,缅甸人总的性格是温和、具有天生的进取心、机智灵敏,有自制力但并不是非常有耐心。“虽然他们的天性是不凶残的,但他们冷漠地容忍了许多过往的暴虐行动;他们不是撒谎者,也不是骗子手,但终究很爱夸口而反复无常”(p292),我认为这个评价用于今天的缅甸人也是准确的。

  如果这些条目用于今天编写的百科全书,我认为仍然不过时。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第十四卷后半部分主要是马克思的一篇长文:《福格特先生》及马克思给编辑部的信和声明。本笔记主要是《福格特先生》的研读情况。

  一、写作背景与内容简介

  1.从国际大背景看,《福格特先生》写于1859年至1860年。这个时期,正值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政治经济局势风云变幻之时。欧洲各地的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开始出现新高涨。具体说来,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争取国家统一的任务又尖锐地提上日程,德国的工人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意大利人民举行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在法国,人民对波拿巴反动专制制度的不满日益强烈。在英国,英国工人阶级重新掀起争取国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运动。在俄国,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俄、法、普、奥等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制定适应当时形势的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为聚集、团结和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为创建一个能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

  马克思当时为什么要写《福格特先生》?福格特,是一位动物学教授,是一位庸俗唯物主义者,其实他的唯物主义与哲学没什么关系,实质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一种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其观点只是止于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说明“世界没有创造主的存在”,恩格斯称他们是“肤浅的唯物主义通俗化”。福格特的活动没有止于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而是涉足了政治。政治上,福格特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帝国五摄政之一。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以争取德国中立,甚至持同情的立场。1859年福格特在《总汇报》发表文章,称伦敦有消息说,福格特接受了拿破仑王子的钱,受雇而去说服普鲁士政府反奥地利,以达到帮助法国的目的。福格特为此向法院起诉,控告《总汇报》有公开诽谤罪,并对马克思大肆诽谤诬蔑,他把共产党诬蔑成为“硫磺帮”、“制刷匠帮”,“马克思是他们的‘首领’,口号是‘工人专政’,活动是四下串连、策划密谋。”“他们的诡计是使工人丢下自己的职业,卷入种种密谋和共产主义诡计中去;他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以后,就冷酷无情地置于工人于死地。他们利用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命运去摆布。”通过恶毒攻击,千方百计地破坏马克思领导的共产党,以及与工人、军官的团结。马克思在诉讼无门的情况下,写作了《福格特先生》这本小册子,深刻揭露了福格特的阴谋,使他的企图完全失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传略》指出,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们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所收买。整整10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字母V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

  当时,由于福格特挂着民主派招牌,还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他的言论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险性。马克思在1860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和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阐明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指出:“福格特对我的攻击……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因此应该予以坚决的回击。”同福格特之流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写作这本小册子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而是为党的利益,在本卷第675页马克思写到:“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诬蔑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末,我这时所遵循的格言是:以其人之道更猛烈地还治其人之身。”

  2.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了揭穿福格特的造谣诽谤,马克思研究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材料,他还四处发信,收集相关资料。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作本书。

  在前两部分:硫磺帮和制刷匠帮中,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把马克思封为被福格特搞得非常臭的、在其“主要著作”问世以前马克思毫不知悉的硫磺帮的头目。马克思用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材料证明:“日内瓦在1849—1850年有过硫磺帮,而在1851—1852年有过制刷匠帮,这两个团体不论彼此之间或者同我之间,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福格特和〈新莱茵报〉》这一章和其他有关章节中,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期间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福格特作为左翼民主派领袖在革命期间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的怯懦和软弱,向大资产阶级妥协投降。以福格特为代表的民主派企图“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资金来源”。在流亡瑞士期间,诬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的福格特,本人却干了警探干的勾当,充当瑞士反动当局迫害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帮凶。

  马克思在《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代理机构》和《庇护人和同谋者》中着重揭露了福格特充当波拿巴代理人的反动面目。波拿巴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当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波拿巴主义虽然产生于法国,却是一种国际现象。马克思剖析了1859年3月福格特所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揭示了他的著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同法国官方报纸《通报》和巴黎出版的宣传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如出一辙,指出他的言论正符合他的主子们的需要,企图在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舆论,为拿破仑第三推行他的投机冒险的对外政策鸣锣开道。福格特在书中把波拿巴吹捧成是农民和士兵的皇帝。1859年6月福格特在德意志工人协会洛桑盛会上又吹嘘波拿巴受到极大多数巴黎工人的拥护。马克思根据种种事实断定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勾结,是波拿巴集团的“传声筒”,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事实也是这样:1871年拿破仑第三垮台后,法国政府公布了皇室秘密费用开支,其中列有福格特在1859年8月领取4万法郎的材料,这确凿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上述判断。

  此外,马克思还抨击了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特别是俄国的;马克思在揭穿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面目时,还批判了庸俗民主派;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报刊扮演的反动角色,指出资产阶级报刊的任务就是兜售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和攻击、诋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里不详细介绍。

  二、《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特色

  《福格特先生》在马恩全集中是很有特色的一篇著作,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战性著作,还因为从文学角度讲,本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列的”,恩格斯在读了这篇长文以后,多次称赞这本书写得好,他高度肯定了此书“结构的艺术性”,并认为这确实是马克思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

  1.关于书名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有一段故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对于我们怎样给自己的文章和著作起名,很有启发。

  马克思最初拟定的书名是《前帝国的福格特》。恩格斯回信表示反对,建议取名为《卡尔•福格特》。马克思回信不同意,原因是他“不愿意把‘卡尔•马克思’放在《卡尔•福格特》的下面”,他“打算用《达-达—福格特》这个书名”,理由是:“达-达是一个阿拉伯作家,波拿巴在阿尔及利亚利用他就像在日内瓦利用福格特一样。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马克思实际上赋予了书名体现作者写作意图、揭示著作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社会影响等多重功能。恩格斯对此深表反对,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必须说你的书名我十分不喜欢。如果你想给他(指福格特)一个绰号,那这个绰号必须是人们在阅读这本书以前就懂得的,或者是在这本书里对它作了解释以后再出现。我认为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但是书名中除了福格特以外,还要尽可能提到波拿巴或者至少提到普隆-普隆。如果你讨厌‘卡尔•福格特’,那可叫他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卡尔’Carl不能放在‘卡尔’Karl的前面——谁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你开玩笑。”

  马克思接到信后,在回信中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并打算跟夫人燕妮仔细地商量一下。恩格斯亦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下一封回信中重申道:“至于书名,我再重复一遍,那种只有在把书读了一半以后才能看懂的书名,无论如何是最不成功的。”恩格斯还补充说:“我的这个意见鲁普斯也完全同意。庸人对福格特早就不那么感兴趣,不会伤脑筋去猜测你为什么称他为达-达。能使福格特令人感到兴趣的惟一的事,就是他同波拿巴和普隆-普隆的联系,而这一点你必须在书名中强调出来,以便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在书名上搞轻蔑嘲笑的做法,恐怕除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蔑视嘲笑在书的正文中已经够多的了。”

  马克思及其夫人燕妮很看重《达-达—福格特》这个书名,而恩格斯也没有轻意放弃自己在书名问题上的主张。直到《福格特先生》一书的内容已经排印完,必须排书名时,马克思才把“福格特先生”这一书名排上去。第二天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告诉他说:“在书名问题上我向你让了步,(昨天)已经把《福格特先生》排上去了。我的妻子坚决反对这个书名,而坚持要用《达-达—福格特》”马克思最终采用了恩格斯的《福格特先生》这个书名,说明他最终同意了恩格斯对于书名问题的科学认识——“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无论他们有什么用意,最终都决定把领悟和理解的权利交给读者,而不愿让读者伤脑筋猜测书名的含义,由此影响阅读正文内容。

  2.本书的艺术性价值

  马克思著作的文学艺术价值在《福格特先生》这篇长文中有很好的表现。马克思为了驳斥福格特对他的诽谤和诬蔑,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说用尽了各种方法。在书中,除了马克思的论述外,有福格特及其追随者的言语、观点,也有别人的书信例证,还有报刊上的评论等等,可以说,各种文体与观点汇集一堂,各种修辞方法和笔调风格一起使用,却井然有序,浑然一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各显作用,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驾驭文学作品的能力。这一点连马克思的论敌也表示钦佩。研究者一致认为,《福格特先生》不仅是一部论战性理论著作,还是一部文学批评作品,它在形象的塑造与分析上、在语言的形象化与感情色彩上、在叙述情节的安排和寓意上都有独到之处。

  首先,大量地运用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和对白,是马克思语言形象化的一大特点。这种手法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有很多。例如,典型形象的类比法,即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上,找出与福格特某种相似或一致的地方,在分析文学形象时就分析了福格特,在嘲讽、揭露、批判文学形象时,也就嘲讽、揭露、批判了福格特。马克思在揭露福格特时,就选用了莎士比亚的著名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那个可笑而又不知羞耻的骗子形象福斯泰夫。马克思在文中有时直接就用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样的称呼,有时直接把福格特称为福斯泰夫。他们是有共同本质特征的,如果你要想知道福格特的真面目和卑劣的本质,那么就看看福斯泰夫吧,“因为福斯泰夫现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不减当年的风韵”。因为对于文学形象,特别是文学名著中的典型形象,广大读者是比较熟知的,通过这种类比,就使广大读者在了解和认识福格特时,有了参照物。

  其次,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经常引用文学作品的语言,除了赋予这些语言新意外,还使得整部著作寓辛辣于幽默、寓说理于形象、寓己意于他言,既让人看清事实,深明道理,又给人以直观感受和联想。这里不多谈。

  最后,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运用得最多、发挥得最出色的笔调就是讽刺,即使在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马克思对于批判的对象也常常用嘲讽的口吻和幽默的笔调。在《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运用了大量俏皮双关语进行暗讽。他常常依靠语言环境的帮助,利用语言的声音或意义上的联系,使同一句话具有两层或多层意思,含蓄地揭露和鞭挞。如“这种蓝刺猬同我们的拉尼克尔有没有关系呢”?“拉尼克尔”与“蓝刺猬”德语语音相近,而“蓝刺猬”又与“猪刺猬”和“卑鄙的东西”语音相近,暗示“拉尼克尔”即“卑鄙的东西”。这是谐音双关。“福格特不是别人,正是德国的达-达,虽然他写的不是诗”,用的则是语意双关。在德语中“写的不是诗”即“无韵脚的写作”,也有“写胡说八道的东西”的意思。在“提出控诉的福格特充满了伟大”中,“提出控诉的”和“充满了伟大”尾声相似,这种双关语的使用使“福格特”的两头都是重复,接着马克思又加上一句:“朗金说得真好,再没有比水肿病人更干瘪的了”,把这种重复喻为“水肿”,映衬出福格特的可笑。

  三、启示及讨论的问题

  我读了《福格特先生》后的最大启示是,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怎样在文章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当时的时势政治的来龙去脉、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我认为,我们读原著最重要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章的内容,而是要透过字面理解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是什么。关于基本原理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列出一二三,需要我们从他们反复强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去体会和总结。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当时的时事政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通过学习,使我们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今时代的时势政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果能真正学会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学习原著的最大收获。

  通过研读《福格特先生》我谈两点。第一,马克思运用唯物实践观和唯物历史观分析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本卷第463页:“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曾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到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运用唯物实践观和历史观来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和目标,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要在理论上实现什么模式体系,而是自觉地参加改造现实社会的现实运动。昨天,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莱伯曼来马研院演讲,谈到关于成熟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我总是觉得他就是在构造某种空想的体系,认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这种体系。这种思维路径表明,他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

  第二,就是马克思字里行间所透射出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所在,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点,也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本卷第453页,马克思说:“‘臭鼬’是不知耻的,他在议论我和我的那些一贯牺牲自身利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朋友时,竟无耻地说我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这种无耻甚至没有什么新奇。不仅十二月的〔间谍们〕曾经在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等人的背后散布过这类恶毒的诽谤,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如果忘记这了这一立场和价值目标,很多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明白。

  最后,给大家提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那就是你在阅读了全集十四卷及其他卷后,你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心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是什么?

  迟方旭的研读笔记

  1859年12月,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帝国五摄政之一、当时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卡尔•福格特发表了他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这本小册子,歪曲事实,大肆造谣,对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了大量的谎言,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进行了恶毒的诽谤。马克思在1860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和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格拉特的信中说:“福格特对我的攻击……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因此应该予以坚决的回击。”这“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全集》二版第19卷,“前言”第2页)。在积极准备的基础上,1860年12月,马克思写成的《福格特先生》出版。就在该书出版问世的当月,恩格斯连续几次写信给马克思,盛赞这部著作写得非常出色,信中说“我越读越喜欢”,“这确实是你迄今为止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全集》二版第19卷,“前言”第7页)

  其中的第一章《一件诉讼案》公布了马克思控告柏林《国民报》及其编辑察贝尔对他进行诽谤的案件的全过程。但柏林的法院以马克思的起诉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马克思就此事对普鲁士的司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对普鲁士司法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关于公权和私权的法理思想,其中又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思对起诉权和胜诉权的深度思考中。

  第一,“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区别是公权和私权的实质区分标准。马克思说“我的律师按民事起诉,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普鲁士政府没有公众利益要追究弗•察贝尔,那我就更有重大的个人利益来自卫”(《全集》二版第19卷,第359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并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颠倒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但必须坦诚地承认,马克思还是首肯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在法学上,将社会领域一分为二,一部分称之为市民社会,另一部分则命名为政治国家,实在是诸多理论和制度的理念源泉。市民社会之中,需要法律协调的是个人利益;政治国家领域中,法律调整的则是公众利益;相应地,在两个领域内,如果以权利的角度观察,前者便称为私权,后者称为公权。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公权受到侵害,由代表公众利益的国家提起诉讼并予以维护;私权受到侵害,由私权权利人自己提起诉讼并予以维护。

  马克思之所以“松了一口气”,是因为“普鲁士政府没有公众利益要追究弗•察贝尔”,所以他的律师提起了民事诉讼,以“自卫”其“更重大的个人利益”。在这里,维护公众利益的是普鲁士政府,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则是受害人马克思自己。

  马克思松的这口气,其中暗含了其私法思想的理论脉象,即公权和私权、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并对马克思主义的诉讼法制度,尤其是为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管辖划分提供了一种重要依据。

  第二,马克思接着说“但是,当我得知问题根本不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的起诉,而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有没有权利对弗•察贝尔起诉时,请想一想,我感到多么惊讶啊!”换句话说,法院认为马克思没有权利起诉弗•察贝尔,并驳回了他的起诉。请注意,是驳回了马克思的起诉,而不是驳回了马克思的诉讼请求。

  此时的马克思,真可谓是“告状无门”。

  但就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我读到了关于起诉权和胜诉权相互区分的端倪。

  一般地认为,诉权包括起诉权和胜诉权两种。所谓起诉权指的是权利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而胜诉权则是指诉讼主张为法院所确认,并可以获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权利。可见,原告人是否具有胜诉权,只有通过程序上的起诉,再有法院受理并经过调查、审理后才能决定。有胜诉权的就胜诉了,实体权益就得到保护;没有胜诉权的即败诉,法院将在实体上驳回原告人的诉讼请求。起诉权和胜诉权是各自相对独立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单独存在,属于不同性质的权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程序与实体、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普鲁士法院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起诉权和胜诉权的关系,是从司法上审查马克思有没有权利对弗•察贝尔起诉。普鲁士法院在没有调查和审理的情况下,便判定马克思没有权利对弗•察贝尔起诉,并决定驳回马克思的起诉。如此的混淆起诉权和胜诉权的关系,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量的民事纠纷被拒绝审判。

  这种做法正如马克思所说:“起诉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法律争论中,国家就置身私人和法庭之门的中间,法庭之门已成国家的私有财产,任它随心所欲地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做出决定,以便随后作为法官来判决。一个法官,他没有审问被告,不经过法庭辩论的程序,就预先做出是否有起诉权的决定”。(《全集》二版第19卷,第359页)

  最后,还是用马克思的话结尾吧,那就是“不承认私人在他个人的私事有起诉权的法律,也就是市民社会最起码的根本法还认识不清。”(《全集》二版第19卷,第359页)

  王梦玲的研读笔记

  在马恩全集第14卷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和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产生的历史条件。恩格斯第一个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出,武装力量的发展是一个规律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他们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

  中国的近代革命也毫无例外的遵循着这一规律。从中国的近代史来看,农民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但是小农经济基础决定的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农村没有实现大的变动,农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不但农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农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而且有了一个先进的领导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先锋者——中国共产党。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代替的时期,革命地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时代,特别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衰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阶级,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现了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们不断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局的形式。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固有的辩证的规律性时强调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战术规则,如果运用到已经变化的情况中就要破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独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恰恰印证了这一规律。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他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革命的主观力量是弱小的,但是反革命的力量相较于西欧各国也不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将造成中国反动势力各派间的混战日益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的处境是最困难的,革命的主观力量将会不断扩大,那么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也是不可避免的。

  近代中国,政治上全国割据;经济上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与农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经济之间的对立,使得近代中国农村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脱离中心城市而生存,这样就能够为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盘踞在城市里,因此城市里反革命势力强大,革命力量薄弱,而广大的农村地区主要生活着深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他们与城市中反革命势力的矛盾,即一方面要求改变现状和一方面要求维持现有的所谓的“稳定秩序”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农民相较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农民而言,更具有政治意识,更具有革命精神。

  恩格斯强调指出,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某一军队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军队的组成,军队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训练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貌,而后者在许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士气有很大意义,“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见第十四卷第319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大多来自广大农村地区深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摆脱压迫剥削、解放自己、翻身做主人的意识更为坚决,正是人民军队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最终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刘爱武:《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 白同葵:《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7卷第1期,2010年1月。

  [4] 张云:《论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军事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 年第6 期第23 卷。

  [5] 梁柱:《毛泽东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当代价值——纪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80周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3卷第2期,2010年3月。

  相关问题讨论

  迟方旭提出,马克思是反对三权分立制度的。但同时在马克思的有关司法独立的论述中,与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独立的思想存在相似之处。比如,关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论述。余斌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马克思毫无疑问是反对三权分立,主张议行合一的,比如第7卷中《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提到的。余斌认为,司法权独立并不能保证法官会公正合理地做出裁决,因为法官没有了外在的监督,更可能为所欲为。司法应该由人民群众来监督执行。此外,法律是由立法议会或人大来制定的,执行法律的人并不一定懂得立法的意义,因此最终的裁决也应该由立法的人来决定。司法独立、最终裁决由法官一人做出,同样是不能反映民意的,人大是人民选举的民意机关,多人集中做出的决定比一人集中做出的决定更能反映民意,人大应成为议行合一的最高权力机构。另外,法官可以有不受理案件的权利,但应该在每年的年终向人大会议报告时,说明不受理的理由;如果人大认为理由不成立,法官就必须受理相关案件。这一点能解决诉讼权利执行中所遇到的矛盾。迟方旭最后表示其解释颇有道理,对这个问题自己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思考。

  针对张建云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余斌认为,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需要明了什么是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国外部的宋丽丹回答,要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来考察,资本主义就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不能直接结合。余斌表示赞同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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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5期


第15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6月2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5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彭五堂和几位马研系研究生。会议由余斌主持。



  彭五堂介绍了本卷的主要内容,重点围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美国内战的有关论述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马研系研究生孙怀龙、刘晓辉、贺钦、郭纯平、夏一璞、陈见喜、潘金娥各自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余斌做了些点评。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围绕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美国内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报告除了上述报告人的研读笔记外,还收录了其他几位研究生的研读笔记。由于孙怀龙报告的是第14卷中的内容,故没有收录。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全集》第15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0年1月-1864年9月期间写作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时事评论性的。文章的主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经济政治状况的评论;第二,对德国和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评论;第三,对美国内战的评论;第四,恩格斯写作的一些军事词条和军事评论。本人重点学习了第一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的著作。



  一、欧洲的经济政治状况——关于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



  1848年欧洲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贸易量都大幅度增长,然而工人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随之改善,反而有所恶化。马克思在本卷中有很多论述。在《法国的状况》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10年来急剧增长——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范围之外——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末,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雕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工人生活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工资下降。马克思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一文中指出:“对比一下工厂工人1839年和1859年的工资水平,就可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在一些工时限制在每周60小时的工厂中,工资(至少是名义工资)提高了;而在童工、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时未加限制,有时每天工作14—15小时的印花、漂白和染色的企业中,实际工资却降低了,只有少数例外。”即使是工资增加的工种,其增长幅度也非常有限,与产出、贸易和利润的增长不成比例。而一旦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许多工人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进一步恶化,个别家庭陷入赤贫境地。在《英国工人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离帕德蒙登(约克郡西区)不远,在哥克斯霍尔姆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两个女儿;老大爷已经年迈,而且身体很弱,女儿靠在哈利韦耳先生的棉纺织厂做工谋生。他们住在底楼的一间可怜的小屋里,离脏水沟只有几步;他们窗户上面是个楼梯,供楼上的人行走。这个楼梯夺去了他们这间可怜小屋的阳光。在最好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挣到‘仅得不死’的工资,但是在最近的15个星期里,唯一的工资来源也没有了。工厂关闭了;全家生活费用完全断绝。贫困一步一步地把他们拉进它的深渊。时间每小时都在逼他们走进坟墓。一点微薄的积蓄很快花光了。接着就把破烂的家具、衣服和衬衣——一切可以卖掉或当掉的东西,全都换了面包。别人都知道,他们在14个星期内没有挣到一法寻,但一次也没有找教区求过帮助。祸不单行,老大爷又病了已经一个月,不能起床。乌哥利诺和他儿子们的悲剧在帕德蒙登的小屋里又重演了,只不过是没有吃人的场面罢了。8天以前(12日),两个姑娘中身体比较好些的一个在极端绝望中最后决定去找济贫所监督,向他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而这位先生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回答说,他在下星期三以前为这家人什么也不能做。三个不幸的受难者在这个有力的刽子手最后开恩给予帮助以前,还得忍受5天。全家只好等待,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盼望很久的星期三终于到了,官方救济机关应该给挨饿的一家人扔下一点面包渣了;这时,村里的居民就被一个消息震动:一个姑娘已经饿死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饿死的姑娘的尸体直僵僵地躺在一张破板床上,周围是一片可怕贫困的象征,她的虚弱无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个还活着的姑娘几乎没有力气讲述他们的苦难。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个在现代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可怕事件将怎样结束。将进行一次验尸。(验尸官)将大谈英国济贫法的慈善精神,将再次称述执行机关的完美,举出〔初步〕证据说明法律对这个悲惨事件决不能负责。济贫所监督也能找出理由为自己辩护;就算法庭不对他说一堆恭维话,至少他也将很欣慰地听到人说他没有丝毫罪过。最后,陪审官们将用这样一句庄严的判决词来结束这出法庭喜剧:(遵上帝旨意而死)”。



  而与此同时,面对报刊上要求英国公众援助贫苦工人的呼吁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两个群体却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得比伯爵和整个贵族集团从工厂区的地产中每年得到30多万英镑的地租,那里的本来没有任何价值的地产像魔术一样达到了现在的价格,这一切仅仅归功于他们本身并不参加的工业活动。‘晨星报’甚至确定了得比和别的大地主应该捐助多少救济费。例如,它规定得比的救济费为3万英镑。议会散后不久,得比勋爵果然就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捐募救济费的大会。他本人施舍了1000英镑;别的大地主也认捐了相应的数目。结果并不怎样,但是土地贵族总做了那么一点事情。它拍着胸膛大喊:〔‘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与贵族地主的假慈悲相比,资本家集团表现更为冷酷:“但是,棉纺织工业的巨头们却顽固地保持‘斯多葛派’的姿态。在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他们——无论在地方上为了周济穷人而建立的委员会里,或者在伦敦的委员会里。伦敦一家报纸写道:(‘他们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是在利物浦的市场上’)。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一种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它是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关系的人格表现。由于劳资关系中资本家一方长期出于主导地位,在资本家眼里,工人算不上是自己的同类,他们和机器、厂房一样,只是为获利而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因此,把工人工资压至最低水平就成为资本家降低成本、获取较高利润的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解雇工人和削减工资往往是资本家减少损失、转嫁危机后果的主要手段,工人由此遭受更大的痛苦。有关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的记录,无聊是在官方文件,还是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大量地找到。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展开质疑。哈耶克把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观点称为“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反而恶化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说法是一个神话,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境遇一直在缓慢而程度不一地改进”。对于历史事实,各方存在很大争议,我们在此不论。从逻辑上分析,决定工人工资的基本因素有两个:第一,工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决定这工人工资的底线。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关于《谷物法》的争论即与此有关。由于英国限制谷物进口,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外,高粮价使得工人的生活费用较高,工资难以降低,从而影响资本家的利润,于是产业资本家坚决要求废除《谷物法》。第二,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工资的实际水平。资本和劳动谁处于强势地位,谁就能够占有更多的剩余。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只是为资本和劳动分享更多的剩余提供了可能,但它既不是工人工资提高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从这两方面看,哈耶克的观点恐怕站不住脚。首先,大量的历史记录表明,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依旧十分贫困,他们的收入大体上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工人的储蓄率很低。这说明工人的工资水平仍在底线附近徘徊;其次,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在劳资关系中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由于缺乏工会等工人组织,工人基本没有和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在1867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以前,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无法利用投票权对政治施加影响。根据“理性人”假设,资本家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来提高工人的工资。第三,即使在产业快速扩张,劳动力短缺时期,资本家往往通过雇佣女工、童工或残疾人,甚至从国外输入劳动力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绝不会通过提高工资来争夺现有的劳动力。这是资本家之间的一种“默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也是一个重要证明。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很高的速度,资本积累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但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低粮价不仅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使工人生活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在保持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的同时,牺牲了工农的利益;二是劳资力量不对等。工人出于分散自发状态,无力与资本对抗。



  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真正得到改善,始于19世纪末。主要原因是:第一,工会的建立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资本家阶级被迫做出让步。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出现在当时最发达的英国,而是出现在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而且还是在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的统治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发展很快,对德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影响。第二,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可以对政党选举和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以英国为例,1867年,部分熟练产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第三次议会改革后,除了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和妇女外,其他工人获得了选举权。随着工人获得选举权,工人阶级政党走上历史舞台。1900年,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在议会里实现独立的劳工代表权,1906年,它改称英国工党,1924年首次组阁。工党的成立和执政对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事例:近年来在贸易和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指责的美国国会议员多为民主党人,因为支持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工会。产业工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主张贸易保护,这些主张往往体现在民主党的施政纲领中。



  二、对美国内战的分析



  美国内战是19世纪6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多篇评论。在《北美内战》一文中,马克思驳斥了英国媒体关于美国内战原因的错误观点。英国媒体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歪曲美国内战的真正根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内战爆发的原因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因为北部工商业资本家主张实行关税保护制度,而南部种植业奴隶主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二者的利益冲突引发了战争。因此美国内战与奴隶制无关。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正义在北部一方,北部也不应该用武力强迫南部蓄奴州废除奴隶制。南方从北方分裂出去,不是正好使北方摆脱与奴隶制的关系吗?马克思对这两种观点给与了批驳。他指出,关税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事实上,在1846年-1861年间,美国一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税制。只是在内战爆发后的1861年,保护关税的税则才在美国国会通过。导致内战的真正原因是奴隶制,而且是南部蓄奴州为了保存和扩大奴隶制而蓄意发动的。奴隶制本来是美国南北各州妥协的产物。“1787年的末届大陆会议和1789—1790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经通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领地一词是美国版图内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所谓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结果,——曾禁止在纬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进了几个经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看来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这个地理上的防线在1854年又被所谓塔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领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规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视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一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然而,由于奴隶制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它并没有在其他州得到推行,于是奴隶制求助于最高法院。“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脱案件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财产进入任何领地。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这种财产。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在各领地内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违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带到一直是自由的领地中去。各领地的立法议会被剥夺了禁止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的先锋的义务了。如果说,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领地的地理界限,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界限,换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末,美国最高法院则是通过1857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障壁也拆掉了,从而把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培植奴隶制度的地方。”随着奴隶主的得势,他们的活动日益嚣张。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问题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刀,一手执连发手枪,进袭堪萨斯,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暴行企图把垦殖者从他们定居的领地上赶走。这些盗匪式的袭击受到了华盛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钱支援堪萨斯。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南方奴隶主的过火行为不仅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就连他们在北方的同盟——民主党人迫于选举压力也开始反对南方的做法。北部民主党首脑道格拉斯是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如果他支持南方奴隶主的野蛮行为,就会输掉参议员选举。这导致民主党内部的分裂。这种状况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进一步加剧,“以道格拉斯为候选人的北部民主党人主张,各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应取决于垦殖者多数的意志。以布雷金里季为候选人的蓄奴党坚决认为,美国宪法已经使奴隶制度合法化了,最高法院对此已经作了解释;奴隶制度自身在一切领地内都是合法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移植。”结果,北部民主党人支持道格拉斯,南部民主党人支持布雷金里季,民主党选票的分散导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赢得选举。由于共和党的选举纲领提出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要求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并谴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要求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这样奴隶制就被限制住了。林肯当选总统使南方奴隶主感到留在联邦内奴隶制就难以维持下去。因为“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输出品的州,如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就迅速变成了繁殖奴隶向更远的南部地区输出的州。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的确,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因为它向极南部和西南部出卖奴隶每年已达400万元。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获得新的领地,以便使一部分奴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场供他们繁殖和出卖奴隶。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没有取得路易西安纳、密苏里和阿肯色,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奴隶制度早就该被扫除了。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上,南部的一个首领,参议员图姆斯曾经很鲜明地表述了要求不断扩张奴隶制领地的经济规律。他说:‘再过15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许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使得南方奴隶主不断扩大蓄奴州的企图受到遏制,于是南方蓄奴州宣布脱离美国,并首先向北方发动军事进攻。由此可见,美国内战根源于奴隶制。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刘晓辉的研读笔记



  在《英国的政治》中,马克思揭露了议会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虚伪性。“在法国,至少是一个被假定为民族英雄后裔的人大胆把自己当作国家,同时公开承担这样僭越大权的一切危险。而在英国,则是所谓内阁里的一个二流人物,一个声名狼藉的野心家,一个无名小卒,依靠议会精神的愚蠢,依靠无名报刊迷惑人心的胡言乱语,一声不响地、毫无危险地,悄悄地窃取权力。”议会、政党和选举制度被誉为西方民主制的三大支柱,而马克思通过对英国第三次对华战争的分析,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利用议会的权力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特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指出了英国的议会所谓的民主,实质是独裁形式的一种招摇撞骗。如今,研究中国的政党制度,必然会涉及西方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面对中国政党制度所谓“专制、独裁”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展现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内涵,另一方面也需要揭露西方议会政党制度的民主虚伪性。



  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中,马克思分析了不幸事故在大小企业中分布的情况及其原因。



  关于不幸事故与安全装置。事实表明,按照工厂法保护条例规定,为操作机器的工人安装安全装置设备的工厂,安全事故比没有安装的工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不幸事故的分布的原因。“在每个工业部门,大多数工厂没有发生过一起与机器有关的不幸事故;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不幸事故发生在最大的工厂。……两点原因来说明:第一,在最大的工厂里,从没有装置安全设备的旧机器到新机器的过渡非常缓慢,一步一步地做;第二,在这些大企业里,人手集中于一地的速度增加,而对于这些企业上的监督则减弱了。”马克思引用贝克先生的话详细解释了第二个原因:“由于在每时达1000马匹力的不变机械力所开动的机器上工作,由于经常力求珍惜每一分钟,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危险的后果。在这样的工厂里,一瞬的时间都是利润的因素,所以要求每个人每一秒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工人们不能落后,尽管因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炎热而紧张万分;不能停止一秒钟的工作,把注意力转移到周围所发生的各种动态,因为慢上一点都要带来亏损。”



  马克思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真实描述,不得不令我想到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国每年的瓦斯爆炸事件防不胜防、数不胜数,富士康员工13人自杀,大量工人下岗,大学生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业困难等等,这些是我们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出现的大量矛盾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像马克思一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掌握大量翔实的数据来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走向。



  贺钦的研读笔记



  在《对墨西哥的干涉》一文中,马克思严正地指出,“正在策划中的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是“国际史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点,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大量举证了殖民主义背后的利益勾结与纷争。作为欧洲近代霸权史上的三朝大国,此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虽强弱互现,但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阵痛和惊悸中。于是,对外转嫁危机成为欧洲反动堡垒的权宜之计,岂料贼多肉少,英国、西班牙与法国很快便分道扬镳。三国在墨西哥问题上的有限合作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欧洲神圣同盟的历史遗存,而殖民地利益的较量与激化不过是欧洲各统治集团间矛盾的延伸与外化。欧洲三国还企图扩大墨西哥蓄奴制以牵制美国内战的进步势力。欧美列强在墨西哥问题上的激烈交锋,可谓提前预热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之争,“拉丁美洲究竟是不是美国的后院”及其“如何成为美国的后院”等问题似乎都能从这里看出历史端倪。面对这一时期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多变的战争版图,马克思紧紧围绕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两条主线,通过对美国内战、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欧洲列强对拉美的侵略战争等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准确把握住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演化的节奏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潮流。



  坦言之,在研读马恩原著前,本人时常困惑用什么样的方法论体系才能避免区域性国际问题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迫和浅薄?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纵深感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国际问题研究必须点面结合,方能深入浅出。马克思出生在德国,奔走于欧洲,心系着世界。他对美洲事务的敏锐观察得益于其在欧洲问题研究上的多年累积,而他对历史宏观的科学建构更是与其对历史细节的考究密不可分。由此可得,区域性国际问题研究一要摸清史实、抓住矛盾,二要拓展视域,提炼规律,从而使两者相得益彰。而这其中,读史是启蒙必备,地区史、世界史、本国史缺一不可。



  另外,个人体会在批判、反思和自省中研读原著,更具挑战性且更为有效。这意味着阅读主体必须自主思考,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规律性认识保持高度敏感的同时,又不受制于、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断和观点。



  总之,对年轻学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既是通往真理的捷径,又是超越捷径的真理,唯有坚持和创新才能无限接近真理。



  郭纯平的研读笔记



  在《美国内战》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美国内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奴隶制。



  首先,马克思驳斥了两种观点,即南方为关税而战和战争源于维护联邦。对于前者,马克思认为:“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对于后者,马克思指出:“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他认为,内战的原因其实已被南方的战争口号所回答,南方分离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继续维持奴隶制的联邦。然后,马克思通过分析其对内、对外政策,来证明这一观点。一方面,他回顾南方奴隶主在美洲扩展奴隶制的历史说明,美国上一任布坎南政府是为奴隶制的扩张而服务的。另一方面,布坎南政府对外也积极支持南部奴隶主攫取更多的国外土地,“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30万奴隶主的奴隶。”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对堪萨斯的争夺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在堪萨斯问题上,北方人民对南方奴隶主的妥协走到了转折点。他们成立了武装的解救组织,保卫新移民的利益,在这一组织中产生了共和党。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南方奴隶主将奴隶制引入新殖民区的原因。在这里,他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如果被限制在原来的土地上,它就注定走向灭亡,这是奴隶制经济的核心问题。



  综上所述,南方奴隶主在新大陆扩张奴隶制,不是要摆脱旧的联邦,而是企图打破联邦内部的力量平衡,建立起另一个奴隶制联邦;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根源。在分析其原因的过程中,马克思避免了从法律、习俗、民族特性、伦理道德方面摸索这场战争的起因,而是从社会生产的矛盾中发掘出美国内战的根本原因,这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夏一璞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意大利统一运动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赞美了意大利人民革命的正义性与进步性,尤其对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论述与评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军事与政治思想。



  马克思在《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一文的最开头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征服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里,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亦可以替换为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传说中的罗慕路斯于公元前753年创建了罗马,而考古资料表明,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意大利部落就居住于此。但之后,这块孕育着无穷智慧的土地战火纷飞,难以获得片刻的宁静,甚至于,人们很难相信,盛名之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该词组的前缀意大利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地区的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国家统一的迹象。



  在历史的长河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作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但是意大利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愿望与努力却远远早于加里波第。早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尼科罗•马基雅弗利,被罗素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政治哲学中造就了无比卓越的一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就曾十分强烈地表达了对抗击外敌,实现祖国统一的渴望,以至于历经下狱、流放之后,依旧执着不懈地为蔑视他的君主建言献策,才有了永垂政治学说史的《君主论》。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加里波第所处的19世纪60年代,期间相差近500年,然而历经五个世纪的变迁,除了拿破仑强行侵略后建立的傀儡统一政权之外,意大利的分裂状况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马基雅弗利的意大利是“坏蛋和冒险家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好像专门用来证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如果离开了法律和正义就成为最卑劣的野兽。’”([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2页)加里波第的意大利革命勇敢但危险,在面临多国毫不留情围剿的同时,革命也不断遭遇结盟与背叛。然而,最终,马基雅弗利孤独地回到了政治历史研究的故纸堆中,而历史却成全了加里波第的丰功伟绩。在成就上,我们无法评判理论与实践在价值上的差别,但从面对同一个事业,完成的最终结果,我们可以做上这么一番比较。



  从个人政治与军事能力上看,马基雅弗利和加里波第均为“意大利天才”。马克思在《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一文中在比较图尔和加里波第时写道,“这(图尔)是一个心地善良、无忧无虑、非常轻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当然不能从政治上指导任何人,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可见,在马克思的心中,马基雅弗利和加里波第一样,都富有极其成熟的政治敏感与军事才能。加里波第作为著名的革命执行者,军事将领,其军事才华毋庸置疑,恩格斯盛赞他是西西里起义第一流的军事领袖。对于马基雅弗利的军事才能,恩格斯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中“军队”和“炮兵”两个词条中,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马基雅弗利在《兵法》(也有译作《论战争的艺术》)一书中对当时先进的军事武器的精辟论述,他甚至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将马基雅弗利称为“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2页)



  在追求意大利统一的渴望上,马基雅弗利与加里波第均十分强烈。在《君主论》的最后一章中,马基雅弗利写道:“她(意大利)等待一位人物将来能够医治她的创伤和制止伦巴第的劫掠以及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勒索,并且把长时期抑郁苦恼的恨事消除”。([意]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3页)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引述加里波第的豪言壮语,但从他们描述加里波第在战争中的坚定与勇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意大利统一的追求并非一个功利主义者的权宜之计,其饱含的爱国热情一点也不逊于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



  然而在启动革命,贯彻统一指导思想的实践过程中,马基雅弗利与加里波第截然不同。囿于历史的局限和思想的禁锢,马基雅弗利在精神上憎恶专制政体,主张共和体制,因为在他看来,这才是历史的趋势,才是意大利逐渐强大起来的根本,然而,在封建王朝迅速复辟,佛罗伦萨共和国瞬间倒台的现实压迫下,他屈从于现实,将意大利独立的期望寄托于封建君主身上,他甚至谄媚地吹捧美第奇家族:“现在除了在你的(洛伦佐•美第奇)显赫的王室之中,她(意大利的统一)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意]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3页)所以,最终,马基雅弗利在没有得到君主任何积极的回应后,他只得在书中,在辛勤的劳动之余和古人对话,成就了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加里波第所指挥的革命运动也曾经历经挫折,然而在一次次的挫折之后,他深刻地认识到,不能指望其他国家政府的援助和奢求任何君主的仁慈,而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团结与力量,才能取得政治交往、军事对抗中的尊重。马克思也很睿智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一文中写道,“在他(加里波第)只倚靠意大利的武器来进行解放事业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是不敢干涉,不敢公然违反他过去在开始向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征讨时所持的口实的。”而在与革命的叛变者拉法里纳的斗争中,出于顾全大局,加里波第有妥协有退让,但是在涉及到革命性质与趋势转变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坚定地“拯救了自己的事业,也拯救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业:他驱逐了拉法里纳和两位科西嘉伙伴”。



  对于每一个爱国者来说,分裂的祖国都是锥心的疼痛;而每一个力图追求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力图消弭同胞分离痛苦的爱国者都是值得人们敬仰和历史留名。无可否认,无论是马基雅弗利还是加里波第,他们都是意大利统一坚定地的推行者,他们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做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最终,马基雅弗利在现实中失败了,他定格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始祖;加里波第胜利了,在他的努力下,意大利实现了最终的统一,以共和国的形式完成了马基雅弗利在《论李维前十史》和《佛罗伦萨史》中的美好愿望。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真正可能完成和能够完成马基雅弗利心愿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而且是他依靠的千千万万投身于意大利解放事业中的人民群众,而这些,是远在500多年前的马基雅弗利所不能想到的。



  陈见喜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在1862年6月著文分析了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意义,太平军的战术、行为,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产生的环境,并以《中国纪事》为题发表在1862年7月7日《新闻报》。在篇首,马克思这样写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没有任何口号。他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又一次“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的更迭”而已,而且指出了运动的宗教色彩,及引发运动的直接原因,即“欧洲人的干涉”。马克思更是严厉地批评太平天国领导人除了要改朝换代以外,没有提出任何任务,也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整个运动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马克思为了描述这场运动的灾难,还专门摘录了夏福礼(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大怪物。”马克思显然认同他的观点,他得出结论:“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并不高,他发表文章时距太平天国运动1864年天京陷落尚有两年的时间,两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正像马克思所说它没有一点建设工作苗头,它没有提出自己的任务。



  当时间指针指向1927年时,中国又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同样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被改造为一支有理想、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军队,而且从弱到强,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取得革命的胜利。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是,这支军队创造了历史上距离最远、最艰苦的长途行军纪录——长征;创造了历史上消灭敌人最多的记录,同时,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余名,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谱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独一无二的奇迹。我认为,同样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之所以能取得革命胜利,归结起来原因在于:一是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二是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三是这支军队是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己任,因此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四是这支军队最终目标是为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在奋斗。



  战争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标,惟其如此,军队才能保证不偏离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支持,获得战争的胜利。同样,改革也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标,这样才能使改革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



  潘金娥的研读笔记



  第十五卷中,马克思关于欧洲政论文章占很大篇幅,代表性的文章有:《英国的政治》(P9-14)、《法国的状况》(P3—8)等。在《英国的政治》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英国议会对第三次对华战争、对法商约和意大利纠纷的答词的辩论,揭露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虚伪,英国议会制形同虚设,独裁者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个人意志得以实行。在《法国的状况》中,马克思描述到:从1848年到1860年,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10年来急剧增长,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从而暗示:法国人民群众只有推翻帝国的统治,才能获得贸易增长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善。



  在十五卷中,马克思还对美国内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表达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批判了当时英国国内对于美国内战的原因仅仅局限于自由贸易的争论的片面观点,指出:美国内战的实质是进步的资产阶级与落后的封建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战争。从而揭示出北方共和党必将最终战胜南部民主党,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先进的资产阶级制度必将代替落后的封建奴隶制的历史发展规律。北方共和党之所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他们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一旦必须决定奴隶制度和联邦谁存谁亡,那时奴隶制度就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北部没有奴隶解放就不能胜利,那末:借助于奴隶解放它就将取得胜利。”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南部的蓄奴党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从而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极力宣扬他们的正义性以及北方共和党人的反面,就连奴隶们也相信:南部对北方的战争是为了争取包括奴隶们的利益的正义的战争。正如《飘》中所渲染那样:美国内战给南部庄园主以及他们的奴隶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同时,北方的代表人物白瑞德,也被描写成不可理喻的异类。然而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856年至1860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



  通过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一些数据描述和分析,还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在最终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有激烈的议会斗争,另一方面还有血腥和暴力的战争。因此,对于今天有人提出,无产阶级可以“摒弃暴力革命,而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今天和将来,无产阶级要获得政权,是否还一定需要暴力斗争?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问题。



  非报告人的研读笔记



  一、韩焕霞的研读笔记



  在1861—1865的美国内战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战争;是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内战的评价很高,认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内战都是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壮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内战发生的原因的探讨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的实例;是他们客观分析美国当时的经济生活而提炼出来的观点。通过阅读他们对美国内战根本原因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提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美国内战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分析也正好证明了这一思想。



  美国内战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说,奴隶制在美国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奴隶制已经与当时世界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了冲突,它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那么的不相容,以至于它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必然地会让位于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这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这也印证了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思想时总结出来的想法:“在事物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由于当时奴隶主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不会和平地、自愿地将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经济,这就决定了美国内战的不可避免性,奴隶制度必然会被消灭,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的发展模式迟早也会变成生产的阻碍,而被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美国内战的发生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马克思也对美国内战爆发有一个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整个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在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否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才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美国内战虽然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但是当时战争的发动并不是从奴隶的利益为出发点,因为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无论在哪里都是做奴隶的。而之所以要消灭奴隶制的存在,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奴隶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所以迫切需要在政治上采取共和制而不是奴隶制,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的经济制度,最后能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才能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一切阻力。而由于奴隶主的顽固性,所以只有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才能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



  二、熊仕葵的研读笔记



  本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1-1864.9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当时,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是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基本任务是:完成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为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实现民主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特别关注这一时期美国发生的内战,在本卷中有大量文章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年代,人类社会的实践和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依然是我们最值得追求、最鼓舞人心的崇高理想,因此他们观察社会、实践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宝贵财富。我想这是我们重读经典、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的意义所在。



  在论述美国内战这一事件时,马克思恩格斯鲜明的表明了他们的工人阶级立场。以前在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对教材开篇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还没有多少感性认识,但是现在读这些文章时,时时刻刻能体会到马克思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奔走疾呼。如在《美国内战》(357-366)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这些话启示美国劳动阶级,肤色其实不是区分社会地位、社会阶级阶层的标志,不管是黑人劳动者还是白人劳动者他们的生存状况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都是属于被压迫、被奴役者,他们要联合起来,共同来改变命运。具体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要把反对黑奴制度看作劳动者阶级的切身事业。



  马克思运用他们特有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内战的实质就是奴隶制度。在《北美内战》(346-356)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美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度问题为基础的。在掌握大量材料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奴隶制度存在的秘密: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是联邦蓄奴州的生存规律。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就豁然开朗了一样,由于马克思发现了美国种植园奴隶制存在的秘密,因此美国内战实质就很清晰了,蓄奴州只有不断扩张领土才能维持生存,但共和党主张不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土地,这势必导致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二者的利益不一致导致矛盾尖锐。蓄奴州在共和党人当选为总统,执掌联邦大权之后便宣布脱离联邦,挑动了内战。



  马克思站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立场看待美国内战,对美国的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尽快用革命方法进行美国内战。



  三、池重阳的研读笔记



  英国,曾经世界第一工业帝国,现在在世界各强中,经济实力不再称雄,只能算作第二梯队。而这种衰败迹象,从《马恩全集》第15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描述英国的文章中,就可见端倪。



  导致英国经济衰落的原因,我总结有以下几点:



  1.技术优势逐步丧失



  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技术的优势使其成为世界工业霸主。但是随着欧洲其他工业国和美、日等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技术优势已逐步丧失。



  以《马恩全集》第15卷提供的资料为鉴,纺织机可以说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和代表性工具,凭借此英国当时的纺织工业相当发达,因此纺织品的出口是英国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作为纺织工业的最重要的部分——原料棉花的生产技术却不是由英国控制,而是由美国人后来居上发明了分离棉花籽和棉花的技术使得棉花的产量快速增长,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人控制了棉花的生产和供应。



  谁掌握了最新技术,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优势。



  2.傲慢与保守,缺少创新和学习精神



  英国人以绅士风度出名,同时也是傲慢与保守的代名词,英国人给世人的这个印象一直以来从未改变过。以现代汽车工业为例,英国的汽车品牌大部分被德、美等国收购,仅剩的几个品牌动辄号称百年历史,虽给人以高贵的感觉,但市场份额却很低。而英国人仍然以老大自居,生活在自己的自我满足中。



  3.国家利益不一致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可以绕开议会“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英国军队和财政)”,对中国的战争其实是为某些资本家(当然包括军火商)的利益服务。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政客们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不同的政客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但这样有可能会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比如在美国内战时期英国很多政客主张对美国开战,果真这样,将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在侵略中国时也有失败的战例(1859年六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之战中遭受的失败),但帕麦斯顿勋爵接到“白河失败的消息,不是召开议会,而是致书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打中国”,而他在议会竟然安然无事。英国政府内利益之争之混乱影响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4.对外经济的依赖性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升级,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点。还是以棉花为例,美国因内战而棉花断供,英国的工厂就无法开工,而在印度的棉花因交通的限制而无法运送。这个问题对于只顾个人利益或眼前利益的资本家来说,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他们的解决办法无非是说服议会(政府)以战争解决战争问题,也不愿花大钱去建立一个从印度到英国的运输通道。这些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事情只有人民的政府才能办到。



  总而言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性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引以为鉴,我现在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人其实同日本人有相似之处,都非常的勤劳、能吃苦,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希望不要蹈日本的覆辙,为美国所忽悠。



  四、黄凤琳的研读笔记



  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中,通过分析法国军队在历史战争中崛起的事实和德国军队在历史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为德国的军事改革指明了方向。虽然本文只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和中叶法国和德国的军队和战争状况,但是如果我们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可以寻找或抽象出当今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当年的西欧列强们从欧洲宗教势力统治下的封建状态过渡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的一般过程或一般模式。



  1.接触战争



  我们把近代西欧列强国家的外部联系理解为那些具有先进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如工业实践之于农业实践)的国家,与被分析的那些具有落后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如农业实践之于工业实践)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对于近代欧洲来说,尽管国家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如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联系之于同一历史片刻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系)已经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内容了,但是对于那些具有落后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的外部联系来说,这种内容就不是那么明显或基本了。更基本的联系,就是战争。正如,恩格斯在文中所讲的“‘任何一个略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高度发扬”一样,处于落后的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在与其外部联系的不断接触中,获取进行内部改革的所需信息或参数,并为进一步的内部改革提供可能。因此,也可以说,近代欧洲列强们的内部改革的前提就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先进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联系。这一段展示了近代西欧列强的第一阶段。



  2.削弱封建势力。



  在欧洲列强们的近代初期,自其通过战争获取到其国家的外部联系的基本信息后,改革国内社会分工实践类型或模式便成为近代初期以后欧洲列强国家的任务了。我们通常把国家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同时空地对待,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分析事物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运动是事物的存在形式”的一般原理和分析方法,这里运用于近代西欧列强国家,就表现为战争在时空上是削弱封建势力的始因,并进一步成为变革国内自然分工实践模式或类型的始因。对于近代西欧列强国家来说,削弱封建势力的过程就是削弱欧洲宗教势力的过程。仅从逻辑上来看,列强们要争取以国家主体的形态活跃在历史舞台,那么其前提必然就是他们自身必须具有较成熟或可以称得上国家的形态。当近代西欧列强们遭遇战争之后,削弱欧洲宗教势力的控制或影响便成为历史必然。而且,近代西欧列强们要对抗或削弱欧洲宗教势力,只有两个办法,那就是团结国内各邦以形成民族国家和团结下层民众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近代西欧列强的第二阶段。



  3.形成民族国家



  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为德国指出了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之初的军事战略。“采用线膛枪是统一全德国的口径的一个大好机会”,指出了统一战争机器对于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的重要作用。而与此同时,德国军队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对军队性质和使命的认识。欧洲宗教势力统治下的德国军队似乎只是“为了检阅”而存在,因此德国的军事改革就是朝着服务于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推动因素变革。“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不想打消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打仗这样的念头,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是近代西欧列强的第三阶段。其第四阶段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找不到线索,因此下面不再继续,仅此列出,作为参考。



  (余斌点评:当然找不到线索。因为上面的那些线索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中都没有。而且即使撇开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来讲,上述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削弱封建势力和形成民族国家在德国历史上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之后才开始的。从所谓抽象的国家原理出发,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五、钱丹红的研读笔记



  在公元1851年,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并领导了持续14年之久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资本-帝国主义有力的一击。无法否认,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是中国历史上相当惹人注目的又一起农民为反抗摇摇欲坠的统治王朝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件。在中国的史学家笔下,多是对这一农民战事进行正面描述,对之歌颂有加。而伟大的革命导师笔下的太平天国起义则又是另一番景象,马克思从不同的视角谈起了自己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提到,无产者必须彻底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起专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批评了太平军只破坏不建设的革命行为。这确实有力地指出了当时太平军革命的一大缺陷,似乎他们认为只需要破坏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就能达到自己革命的目的。这也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之一。



  马克思还介绍了太平军供养军队的方式,革命军的基本组成,太平军的全部战术等。最后,马克思对太平军的结论是:“太平军就是中国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停滞,他认为只有在那时的中国才能造就这样的“魔鬼”。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过渡社会状态,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世间罕见的。正是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才导致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严重落后,而农民则是被迫为保卫家园而奋勇抗战。对于农民阶级,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民是被压迫者,处在社会的底层,文化低下,不免背有不少愚昧落后的历史包袱。……但是,农民的鲜血一直洒在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上。不能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就轻视或无视农民的历史作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7期。)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指出了太平军的革命不足之处,为中国史学家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借鉴;同时他的论述,也似乎贬低了农民革命的历史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六、姚立新的研读笔记



  近读马克思之《中国纪事》,很有感触。文中说:“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以上评述实在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极大误解。我们再来看看我党部分领导人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述。



  “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反复比较和选择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懈努力,做了各种探索。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不搞社会主义,中国要有今天这样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局面和国际地位是不可想象的。”(引自《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从中国民族运动的历史事实看,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盛大的民族运动。它们虽因缺乏科学的组织和指导而归于失败,但在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引自《陈云文选》第一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自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我们党的领导人对太平天国是有肯定的方面的,这是历史实事。那么我们如何来分析像太平天国运动等历史事件呢?



  我们如何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情况要从三点出发:一是阶级分析法。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而不被表面现象所惑。太平天国运动在发展中是有让中国百姓慌乱的一面,但是这个运动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纪事》中对太平天国的描述是表面的,没有实质分析,是不科学的。二是中国国情法。世界革命的一般规律是不排除在个别阶段个别国家的特殊性的。这是历史规律本身正常的运动过程。在《中国纪事》中说到“中国化石”好似说中国不该有革命,革命在中国发生好似太早了。这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解。三是唯物辩证法。事物要一分为二,太平天国对中国民族运动有贡献,也对中国社会有破坏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革命本身就有两面性,破坏与建设。我们只有吸收其好的积极因素,才能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历史,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更好的把握。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事件也是一面镜子,历史本身就是一面宝镜,照着过去,照着现在,照着未来。《中国纪事》为我们提供了表面化的史料描述,问题是要从表面化的史料把握事件的实质,这是我读《中国纪事》的感触。



  (余斌点评:马克思称中国为活化石,并不是肯定这种状态,他也不可能有丝毫中国不该有革命的想法。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而且马克思曾把太平天国事件明确地称为中国的“起义”,并“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这决不是轻率的。”马克思还准确地预见到或了解到,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但未必就不会不受自己人阴谋的危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这场起义的革命性质也无疑要比后来的辛亥革命逊色得多。)



  七、康晏如的研读笔记



  在《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一文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俄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本质进行了概括: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它既不是正统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而是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不管这种扩张是附和任何一种力量而达到。在法国与德国之间,俄国左右摇摆,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德国人此时却希望,俄国会因为国内的解放运动放弃自己的对外政策信条,这在马克思看来是虚幻的希望,只表明了外界对俄国国内发生的运动的本质了解得很差。



  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俄国国内发生的解放农奴运动。马克思认为,解放农奴运动在俄国内部必然引起一系列无法调和的矛盾。沙皇中央所理解的解放农奴等于排除仍限制着皇帝专制的障碍,即取消贵族的相对独立性和取消农奴的村社自治。贵族认为,既然无法阻止农奴解放运动,无法保持昔日的状况,就应有条件地解放农奴:条件之一是通过要求补偿金,将农民由农奴变为契约债务人,来改变自己的剥削方式;条件之二是贵族用放弃自己对农奴的统治来换取在政治上参加帝国治理的一定权力。农奴对解放自己的理解则是要“去掉他们旧主人的旧制度”,即让自己彻底从从前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三者固有的矛盾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就显现出来,使得政府和贵族达成妥协,暂缓解放农奴,试图通过对外冒险碰碰运气。1859年与路易•波拿巴的秘密协定和1860年的华沙会议就是这种表现。



  但是,无论如何,在俄国无论是沙皇还是贵族都无法阻挡国内要求解放农奴的运动之势。在1861年农奴改革之前,俄国的农奴制已经陷入了深刻和全面的危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当时俄国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迅速发展,这与落后和衰落的农奴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从阶级角度分析,农民运动方兴未艾,1859年的“禁酒暴动”表面上是农民反对政府推行的酒类专卖制度,实质上是广大农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大规模的阶级运动;此外农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和农奴制度的双重压迫,迫切要求自由,反对增加代役组,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



  迫于革命形势,沙皇着手准备改革,但基本的原则是保存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1861年法令的基本精神中,农民虽然获得人身自由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但地主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民因为获得相应的份地必须承担劳役租和代役组,地主的收入通过村社的连环保制度得到保证。农奴制虽然被废除,但是农奴制经济关系依然保存,代役租包含了农民赎买人身的赎金,地主的收入反比改革前有所增加;劳役租与改革前并无本质差别,只不过数量上有所减少,地主的利益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因此,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具有掠夺性质,农民不仅失去了大量土地,而且背上了巨额赎金,濒于破产。改革不能解决俄国社会的根本矛盾。马克思对俄国解放农奴运动中各阶级的深刻分析及其对运动内部包含的矛盾的独到见解预见了这次改革的后果和本质。



  八、隋萌萌的研读笔记



  在《英国工人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到,“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这使我想起2008年舆论对王石及其企业万科的批判。王石说捐款不应成为企业负担。在现在的情况下捐钱的作秀的意味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意义。如同在今年年初被捐款门事件弄的身败名裂的影星章子怡。我个人认为应该对人们的思想进行引导。同时,对于捐款的去向应该向社会大众予以坦白。如同在前段时间的西南地区的大旱,有人在网上公然写到我不会向灾区捐一分钱。



  “饿死的姑娘的尸体直僵僵地躺在一张破板床上,周围是一片可怕贫困的象征,她的虚弱无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个还活着的姑娘几乎没有力气讲述他们的苦难。”这是马克思描写的几个世纪前的英国的穷困工人。最近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我看过一则消息,说富士康12连跳已经让在现场的媒体感到恐惧,有些记者已经打算不跟了。到底是遭到诅咒还是压力的传染?有记者朋友怀疑富士康发给自杀者家庭40多万再加上其父母每年3万的养老金,让这些贫穷的打工者有样学样愿以一死换来家庭的保障。论调确实冷血,但如果是真的那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责任和悲剧。最近富士康出台各种政策,调整最低工资,聘请心理医生,保证一周最少休息一天。我觉得在关注各种企业健康发展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关心关心在这背后的农民工?看到有人说只有马克思才能够救富士康。并引用了大量资本论里面的话来论证。我深以为然。






 楼主| 发表于 2016-6-22 21:07:1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6期



  
第16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0月1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6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孙应帅和余斌。会议由彭五堂主持。

  孙应帅先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背景和条件等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具体斗争等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余斌介绍了本卷的主要内容,重点围绕马克思关于“工人合作工厂”、“劳动力产权”、“重建个人所有制”、“比较优势理论”等有关论述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围绕“劳资矛盾”和当代中国工会、政府、政党等应承担的角色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收集了1864年9月-1870年7月的文章,其中不少是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组织和斗争的。从中可以看见他们为工人组织的成立、原则确立和国际联合等做出的贡献。

  一、工人斗争和成立组织的背景

  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了工人斗争和成立组织的背景。他援引官方的报告称:“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P7)。而官方所称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工人阶级在怎样的引起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P8)对于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他指出:“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P1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曾多次对资产者指称的“懒惰是贫穷之因”的说辞进行反驳。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即反驳过他们对共产主义将助长懒惰之风的指责。之所以马克思要对此多次反驳,是因为这涉及到工人贫困和社会两极分化根源的认识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运作、剥削剩余价值是工人贫困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而不是资产者声称的什么工人的懒惰或劳动者的个体能力差异。工人的懒惰或劳动者的个体能力差异只能导致劳动报酬的合理差异,而并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个体劳动者通过辛劳赚取“第一桶金”后,这桶“金”一旦成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或资产者所称的“利润”后就转变成为“资本”而不是“劳动报酬”了。何况家庭成长背景和知识、技能教育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能够带来未来增殖的“资本”,也不是所有劳动者都有能力投入的,这从今日社会“权二代”、“富二代”的产生和“阶层流动固化”的实践也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劳动人民的贫困”导致工人的团结和组织化,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合理的要求,而不是资产者所认为的匪帮或流氓组织。

  至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条件是否具备。马克思认为,一是个别的、各国的工人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压制,难以形成规模和持久开展。二是“夺取政权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简单的涨工资、调整工作时间等经济要求得到满足后并没有消除工人贫穷的根源。三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P13)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二、国际工人组织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付出努力,他们并亲自制订了国际工人组织的一般原则。

  如工人斗争的目的,是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P15),“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P219)但这种政治斗争仍然只是手段,因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P15)。

  而工人协会的目的,则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工人协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遣代表出席每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有权任命组成中央委员会,并有权增加新的中央委员。

  和现在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更像是各国的联络协调机构。“中央委员会是沟通各种互相合作的团体之间的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的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P17)

  中央委员会设于伦敦;它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总书记应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是协会中唯一领取薪金的负责人。我们建议每星期付给他两英镑。”(P213)这和现在大多欧美工会主席由会员缴纳的会费中领取薪酬而不是由政府或企业付薪,以保持独立性类似。

  工人协会内各工人团体的关系,“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在各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或“互助会”等。同时,“也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P18)

  对于工人协会和各国工会的关系,是相互配合而不是毫无关系的。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各国工会为争取工人权益所进行的斗争,同时也不反对两者间的联合或合作。如“伦敦的工联全国理事会由6人或7人组成,其中3人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委员代表其余的加入协会的工联(不算外地的工联,单在伦敦一个地方就大约有50个)”,此外,“每个工联有权而且是照例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P375)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何况,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

  这里,我们看到最初的工人联合组织与后来组织的一些区别特点。一是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职能不同,更多是联络协调机构,不像第三国际对各国支部具有决议命令权,表明早期工人组织更为奉行民主原则。二是工人团体的关系,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表明早期工人组织更为奉行平等原则。三是在合法性上,为便于开展工作,协会尽管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为诉求,但在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也没有提出直接和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相对抗的要求,表明早期工人组织更为奉行务实原则。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在宪制冲突中应当采取的政策是,“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P94)这类似“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三、国际工人组织的具体斗争

  国际工人组织在成立后具体的斗争中遇到了各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工人协会”具体工作也进行了指导,这也为今后国际工人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借鉴。

  1865年,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支部在理事会的委员安排问题上产生冲突,马克思在解决冲突的决议中给出了建议,然而他也指出,“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强使公民勒弗尔在巴黎分部理事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P90)

  伦敦中央委员会还可以在巴黎派驻代表。但是这样的代表,应当“只同巴黎分部理事会协同工作”而不具有后来组织的特派员权力。这样的代表,还将行施(监督权),但和后来组织的监督权也有较大区别。

  此外,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P91)这表明,阶级成分和出身不必成为加入工人组织的必要条件,工人出身的成员并不必然坚定和忠贞,而非工人阶级的成员可以在加入后的思想教育和实践中改造过来,这也为后来工人组织和政党的实践所验证。

  对于组织内的思想和派别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都会展开坚决斗争,如对德国拉萨尔主义派的斗争。拉萨尔主义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和通过争取普选权改变工人状况,但他们列举证据驳斥了这一空谈和幻想,指出“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而且正是因为普选权的普遍实行。联合会在其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决议:(1)赞成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2)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这两项决议都含有同联合会的全部过去彻底决裂的因素。这样一来,联合会就离开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走上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道路。”(P371)

  余斌的研读笔记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5—14)中马克思提到英国官方报告书指出,“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末,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阐明了一个所谓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但恩格尔似乎没有说明原因。而这份英国官方报告书指出了这个原因。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与官方的赞美词令即“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显然,衡量新中国巨大成就的最好的指标就是中国居民大众的健康水平,这一点可以部分地用期望寿命(也称预期寿命)来代表。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而到2007年则提高到73岁。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和落实所具有的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现如今中国资产阶级著作代表也不停地指责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并迫使这些法律无法落实。其实他们的指责与当年尤尔等人对十小时工作法案的指责一样毫无道理。应当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再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工人合作工厂的意义:“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这种兴奋愉快心情和自愿也是公有制的优势之一。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因此,公有制必须是全国性的。这里没有强调公有制必须是全世界性的。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全国的公有制呢?“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无产阶级党建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党建的方式是组织群众并用知识加以指导。但是,一国工人阶级不能关门搞党建,必须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在《协会临时章程》(15—18)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如今中国的物权法就是确认物对人的奴役权,而国有企业中的下岗和解聘已然迫使那里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配,这同样是一种奴役形式。必须废除国有企业领导人让国企职工下岗和解聘国企职工的权力,这个权力只能由国企职工代表大会行使。

  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41—87)中恩格斯提到,“应当认为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是弥补缩短兵役期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只是必须注意,要在这方面真正做出成绩来。不错,在所有的乡村学校中都设备了双杠和单杠,但是我们可怜的学校教师们还不大会使用它们。最好在每一个专区指派哪怕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并且委派他来领导体育训练;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渐学会列队行进,掌握排和连的动作,并且清楚地知道相应的口令。经过六年到八年,这种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那时将有更多的新兵,他们的身体也将更加强壮。”恩格斯在这里其实提到了大中专院校体育课程的内容和体育教师的来源。这也给退伍基层军官提供了一个出路。

  恩格斯指出,“宪制是世界上最费钱的统治形式”。这大概是它最适合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11—169)中马克思提到,“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所以,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这一段是批判西方经济学中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要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隐含着工人收入的提高不会导致资本家的收入下降的假设。马克思还提到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隐含假设:“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给,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内确实有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可见,向公平方向分配蛋糕的一小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时,马克思指出,“如果某人在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时,大谈什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他并不能告诉谁以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告诉别人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并不是由出卖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今天人们在谈到做大蛋糕时,也必须确定什么是大蛋糕,什么是小蛋糕,标准点在哪里,以及它们是由什么规律决定的。

  在谈到价值与供求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抵销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或者〔相反〕。……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的,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而对另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西方经济学强调价格调节,也就是说在任何价格下都有均衡。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只能够一种平衡,即市场价格相当于自然价格时的平衡,否则就会通过变动来补偿。另外,既然不同商品平衡的速度不同,那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都更难达到了。

  马克思指出,“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里,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判断每个时代公平和公道的依据,那就是什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在谈到工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时,马克思指出,“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今天有些人在谈论劳动力产权,那么避免这种过度的损耗就应当是劳动力产权研究应有的内容。

  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70—183)中恩格斯指出,“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问题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族,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因此,只有日本和德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提出过自己的反对二战的纲领,才能使这两个民族不受谴责,而只谴责当时的两国政府。人民和政府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区别开的。在韩战、越战和伊战问题上,美国的工人阶级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反战纲领的呢?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虽然‘泰晤士报’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种商品,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今天美国也在争取舆论,其方式也是把美国变成有“教养”人士集聚的大本营。而美国的“进步和自由”与当年沙俄的“进步和自由”没有什么两样。

  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213—223)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的一个特殊职能,就是反对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总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今天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有义务进行同样的统计工作,并发布统计报告。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这是马克思反对股份制的又一个证据。同时,也指明了合作社和股份合作制应当如何操作。但我认为,同样份额的收入应当是指利润分享那一部分。就工资这一块来说,还是应当根据劳动效率而有所差异。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232—235)中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结论是无可反驳的,说马克思已经充分提出了自己的证明;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把这些结论驳倒。”因此,如果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能够让全体西方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们的结论驳倒,我们就成功了。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243—245)中恩格斯提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消灭,‘恢复了个体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这段话,明明白白地指出了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什么样的含义,尽管这里只谈到了它的基础。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做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甚至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是他结束了这种局限的观念。”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大量运用数学模型来强化这种局限。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257—259)中恩格斯指出,“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这里都按贡献给予应有的地位,即使有些地方露出了特殊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为作者主持公道: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现在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以及实证资料应当来源于何处。

  在这里,恩格斯甚至呼吁德国的工厂主也来看《资本论》:“那些不仅从日常赢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工业,而且把它看做各国全部巨大的现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也关心同自己的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的德国实业界人士,在这里会找到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泉源,并将感谢我们促使他们注意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它来反对那些粗俗的实利主义的英国人。……我们号召我们的工厂主不要害怕本书的倾向,特别是本书的这一部分要认真研究;无疑地,你们迟早一定会面临这同一个问题的。”那么,今天中国的资本家也应当看《资本论》,以便反对美国人。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273—325)中恩格斯提到,“x量商品a=y量商品b;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是它的相对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因此,商品不能把交换价值表现在自己的使用价值上,而只能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只有两个具体的劳动产品彼此相等,包含在两者之中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属性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说,商品不能把它本身包含的具体劳动,而能把别种商品包含的具体劳动,当做抽象劳动的单纯的实现形式。”西方经济学用效用来确定价值,其实是用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计量其交换价值。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展开,但这已经预言了关于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的书的出现,尽管这本书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反的。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劳动过程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同时把劳动对象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因而通过单纯的加进新价值而把价值保存下来。这个双重结果是这样获得的:劳动的特殊有用的、质的性质,把一种使用价值变成另一种使用价值,从而保存价值;而劳动的形成价值的、抽象一般的量的性质,则加进价值。”这是劳动二重性在价值保存和增殖上的体现。

  在提到工作日的斗争时,恩格斯指出,“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时,已和他进入时完全不同了。劳动契约对他来说并非生产的自由当事人的契约。他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乃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到国家的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和资本订立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工厂法的朴素〔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自愿不等于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由法律规定或在资本家违背法律的情况下由资本家规定的。被迫出卖劳动力就是被迫出卖人权。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大量的工人本身就能保证雇用劳动的人真正获得平均劳动。而小业主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可是他必须支付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小生产下,这种差异就社会来说是可以抵消的,但就个别小业主来说却不能抵消。因此,价值增殖规律对于个别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来从事生产,同时雇用许多工人时,即一开始就运用社会平均劳动时,才会完全实现。”因此,在价值定义中提到的社会平均劳动,对于大资本家来说,在其企业内就能达到。这是由大数定律所保证的。

  恩格斯还提到,“其次,生产资料单单由于大规模生产而来的节省,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不变资本部分的减少,这只是来源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因此,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取得社会性质之前(到此为止,只是同种过程的并存)就取得了社会性质。”因此,价值定义中的社会平均劳动已经包含了这种社会劳动,因而并不是由小业主的企业和大工厂的平均计算而来。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资本家购买100个单个劳动力,他所得到的是100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但他并不对100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支付报酬。工人一旦进入了结合的劳动过程,他们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已经归并在资本内了。这样,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内在的生产力。”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没有包含这个结合的劳动力,而是隐含在资本之中,但它并不包含在代表资本的机器和建筑物中。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机器作为使产品便宜的手段,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它的价值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在英国无利可图的机器,也许在美国有利可图(如碎石机)。而由于某些法律限制的结果,那些原来对资本无利的机器,也会突然被起用。”因此,通过法律限制来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会有助于产业升级和生产力的提高。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326—350)中恩格斯提到,“商品交换的规律,要求工作日的长度不致超过与工人的正常消耗相适合的程度。然而什么是正常消耗呢?每天劳动几小时才符合正常的消耗呢?在这里,资本家的见解同工人的见解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更高的权威,所以问题是靠力量来解决的。规定工作日长度的历史,就是全体资本家和全体工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工作日的界限而斗争的历史。”在原本没有权威的地方,由于力量的较量也会导致权威的出现,例如政府作为权威来规定工作日长度。但政府的权威有多强,还得看力量的较量。像中国有些地方就可以违反政府的权威而不落实劳动法。

  在《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385—392)中恩格斯提到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工资条例,“每一个工人要放弃契约所规定的工作,必须在前一个月,并且要在每月1日预先报告。因此,他如果拒绝按照规定的条件从事计件劳动,他仍要被迫继续工作至少4星期至8星期。在这种情形下,空谈什么根据双方协议调整计件工资,空谈什么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契约,那实在令人可笑!工资分两次支付:每月22日预支一部分;下月8日支付上月工资的余额。这样,资本家就把应该付给自己工人的工资平均拖欠了整整三个星期——这是雇主得到的一笔强迫借款,由于借钱可以不付利息,这对雇主就更加惬意。”应当禁止这样的工资条例,企业拖欠工资应当按商业银行最高贷款利率补偿利息。实际上,上个世纪末中国厦门的一家私企就实行过类似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制度。而且那家私企的平均拖欠是五个星期到八个星期,也没有任何预支。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萨克森矿工要永远记住:资本家向协会储金会缴纳多少钱,他们就会在工资上省下同样多的以至更多的钱。……在任何情况下,把工人的金钱与资本家的金钱分开,却是矿工协会进行任何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中国的社保基金也应当完全由个人缴纳,而无需经过企业来缴纳其中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对于这一部分不是逃避就是拖欠,不少人在离开企业很久到养老时才发现这一部分并不存在。应当在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之外,还要规定最低社保基金标准,并要求企业将社保基金直接支付给工人,再由工人本人去缴纳。

  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417—432)中马克思指出,“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终于开始懂得,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中国共产党不应当继续让人民感谢自己的“好”政策,而应当以作为人民的先锋队为人民争取好政策为自己的义务。中国人民终有一天不会再感谢任何人,而把一切承担在自己的肩上。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可能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爱尔兰史》(523—571)中恩格斯提到,“据说,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饲养牛羊。从梅拉到高德文•斯密斯以及在我们目前(从1846年起,爱尔兰地主更是异口同声地叫嚷),有多少人重复过这种论调啊!可见,搞清楚爱尔兰气候的真实情况,也就意味着解决众所瞩目的政治问题。”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无法排除社会科学的干扰,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助于社会科学的进步。

  在这里,恩格斯质问,“如果爱尔兰的气候不适宜于种植粮食,那末粮食的种植又怎么能够在那里存在千年以上呢?”同样地,如果中医治不了病,它又怎么能够在中国存在千年以上呢?

  恩格斯指出,“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都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然而,渴望提高地租的爱尔兰地主和力图压低工资的英国资产者,对爱尔兰却正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高德文•斯密斯已说得够清楚了。并且,这种变耕地为牧场所暗示的社会革命,其规模在爱尔兰将比在英国更大得多。在英国,占优势的是大规模的农业,雇农劳动已多半为机器所代替,那种社会革命至多是使100万人迁离故土;但是在爱尔兰,占优势的是小规模的农业,甚至是用铁锹进行的耕作,那种社会革命就会把400万人逐出故土,根本灭绝爱尔兰人。”比较优势原理存在的根本问题这里已经揭示出来了。

  在《“爱尔兰史”的片断》(572—573)中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这也是自由贸易就是假货贸易的一种含义。随着资本主义成份在中国的兴起,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的历史被伪造的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不仅伪造历史,而且伪造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最高价奖励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

  在《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586—596)中我们看到,“对于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的伟人,“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同样地,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功绩。

  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599—603)中我们看到,“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劳动的解放才是在今天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

  在《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604—605)中我们看到,“对工人阶级来说,用不着消灭个人的财产,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地还在被消灭,而真正应该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为它是全靠欺骗得来的。”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消灭物权和物权法。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方面德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的。第一,德国人比别国人更多地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说;第二,他们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经过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的阶段;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迫使他们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势力都是从那里即从亚洲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工人的政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表明: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在一国比如德国率先取得成功的,无须在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成功。第二,根本就不用去补多少的资本主义的课。第三,在消灭沙俄野蛮势力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解放。苏联就是这样的。

  在《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650—653)中我们看到,“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使任何生产工具都不再成为私人的财产。生产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种虚伪的幌子,因为私有者不可能亲自使用生产工具;但是私有制却给予私有者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就借此强迫别人为他们做工。在半野蛮状态中这种秩序也许是必要的,但现在已经毫无必要了。一切生产资料都应该公有化,以便保证每个人都既有权利,又有可能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我们能达到这种情况,继承权也就不需要了。”对于鼓吹私有制的人,应当让他们去工厂亲自做工。

  在《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654—656)中我们看到,“教育可以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可以委派视察员,视察员对教学过程本身虽然无权干预,但应当监督法律的遵守,正如同工厂视察员应当监督工厂法的遵守一样。”如此说来,生产也可以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委派视察员监督法律的遵守。这样可以把国资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分开了。同时,也把国家资本主义与政府资本主义要分开了。公共产品的非政府提供也有了新的说法。

  在《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657—663)中我们看到,“委员会在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以下的纲领:1.实行土地国有化。2.在国内建立农业移民区。3.实行非教会的普遍免费义务教育。4.取消私人发行银行。把发行纸币的特殊权利交给国家。5.用一种直接的累进税代替所有赋税。6.取消国债。7.取消常备军。8.缩短工作日。9.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并且付给代表薪金。”现如今中国只做到了第4条,部分做到了第1条和第8条。由于军事科技的进步,第7条不可能做到,但所有的健康的成年人无疑都应当参加或参加过军事训练。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谁不拥护你们,他就是反对你们。”的确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在《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664—669)中我们看到,“格莱斯顿对里美黎克的八月请愿书作了含糊其词的答复。他写道,人们的行为是极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奉公守法的,有些人则出言不逊,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只有出于宽大才能做出的行动。以一个受雇于群众的公仆而出来教训群众的大会应如何讲话,那未免太不谦虚了。”其实,格莱斯顿的训斥要比中国一些官员对于群众的训斥轻微得多。这些受雇于群众的公仆竟然教训群众,不仅是太不谦虚,而且是太无耻了。

  在《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670—700)中我们看到,“不久前创刊的‘回声报’采用了比它的同行更为鲜明的自由主义的调子。它有它自己的指导原则。问题就在于这家报纸的价格是1苏,而别的报纸却卖2苏、4苏或6苏。1苏的价格使它一方面不得不发些假民主的宣言,以求不失去它的无产者订户,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所保留,力图从竞争者那里夺得那些体面的订户。”由于广告费的存在,现在的报纸更关注那些能够登广告的大客户。因而这些报纸的言论决不能得罪这些大客户,甚至还要吸引他们。显然,市场经济下的出版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爱尔兰,大地主对农民及其家庭的掠夺和歼灭称为财产权,而绝望的农民为反抗残酷的迫害者而举行的起义则叫做土地暴乱。”不知道,今天中国称为物权的是个什么东西。

  会议研讨情况

  在讨论中,科研人员对马克思恩格斯对“劳资关系的矛盾”和当下中国劳资关系的新情况进行了探讨。有人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研究和希望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矛盾”。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这一问题在公有制基础上曾得到较好解决。但在改革开放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后,随着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后,劳资矛盾重新出现并呈现部分地区的激化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会、政府和执政党三者之间应当在今后发挥更有效地作用。

  对于工会而言,西方国家的工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的工会领导由会员选举产生,薪酬由会费支付,则工会主席在与资方谈判的时候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为会员争取最大利益的更大自觉性。而中国工会或由政府任命或由资方提供薪酬,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欠缺,在与资方谈判时就难以获得员工支持或认同,因此发挥工会的更大作用必须获得政府、政党和员工的更大支持,争取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对于政府而言,本来政府发挥公共管理职能应当站在更中立公正的立场上,但现在政府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规划、拆迁等行为上更多站在资方的角度侵犯普通民众的利益,这既将矛盾由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转移到政府与公众身上,又在资方对政府的捆绑上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损失。因此政府应当逐步切割裁判员和运动员角色混淆,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职能厘清,发挥行政管理和经济监督职能,站在更为中立公正的立场上才能对劳资矛盾和社会对立进行仲裁。

  对于执政党而言,在有阶级社会,政党的阶级性无法完全抹杀。共产党如果在劳资立场上不代表劳动者利益,则既会失去劳动者支持,也不会被根本上反对共产主义的资产者所全力支持。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应当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在政策制定上逐步向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上倾斜,才是获得多数民众支持和长期执政的保证。
 楼主| 发表于 2016-7-7 16: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7期

  
第17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0月12日下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7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陈秋贵和杨静。会议由余斌主持。

  陈秋贵介绍了普法战争的时代背景、影响及马克思针对普法战争的不同阶段所写的两篇宣言的主要内容,并围绕“劳动是统治者”、“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等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杨静介绍了《法兰西内战》的主要内容,并联系当前的社会实践,提出要节制资本,维护民族利益和弘扬公仆精神,建立节约型政府。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围绕“无产阶级专政”和政府权力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陈秋贵的研读笔记

  一、十七卷的主要内容和普法战争的时代背景

  马恩全集第十七卷主要收集的是1870年7月-1872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文章。这一期间正值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期间。他们所写的文章也大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其中主要是有恩格斯所写的《战争短评(1-40)》,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和《法兰西内战》,还有他们写给各个报纸、杂志的信件。

  普法战争是普鲁士和法国为争夺欧洲霸权在1870年至1871年所进行的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垮台,并导致了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普鲁士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德法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也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就预言道“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P288)

  二、国际工人协会中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马克思所写的这两篇宣言是普法战争处于不同的阶段,针对当时的具体形势而写的。第一篇写于9月19-23号,当时普法战争刚刚开始,马克思为了让工人们认清战争的性质而写的。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当各国政治家为追求自身利益,利用民族偏见来发动战争的时候,工人阶级应该抵制。普法战争正是由政治家的野心所引起的,是王朝之间的战争,他呼吁全欧洲的工人阶级一方面不要加入到这个战争中去,不能因为两国战争而彼此对立,另外一方面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这场战争。他说道“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P5)处理这类的民族矛盾,国际工人协会有个很简单的准则,就是把个人间该遵循的道德和正义,推广到民族之间。

  这场战争是法国全民公投通过的。具体情况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反对但人数少,而当时法国的农民阶层比较愚昧,且人数众多,经过全民公投的形式通过了这场战争。所以说全民投票看似很民主,但是在大多数人都比较愚昧的时候,这种民主是不宜过早进行的,那样只会成为少数人操纵的工具。“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P3-4)

  可喜的是,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很团结,虽然普法两国在进行战争,当时这两国的工人阶级都能够认清战争的实质。“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P7)

  马克思在战争开始就预见到了法兰西帝国不管战争胜利或者失败,第二帝国都将覆灭。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国的战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覆灭。“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P5)

  最后马克思也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进行战争,但是这两国的工人却联合在一起。他认为这是个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并从中看到了更加光明的未来——一个和平的新社会将从中诞生,而国家工人协会正是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全世界工人的联合会消除一切战争,劳动将统治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将靠各自的劳动得到相应的收入,而不是靠用资本来剥削别人的劳动来得到收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P7-8)

  第二篇写于1870年9月6-9日,当时战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刚开始时是德国的防御战,随着色当会战法国的失败。德国开始想直接进攻法国,但是由于普鲁士皇帝威廉在开战前表明自己是在同法国皇帝作战,而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而当从防御转向进攻的时候,需要找一个很好的借口,以便入侵法国。“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说他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说,只是‘战争事变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P286)于是,他便唆使国内的自由资产阶级、文人,让他们发出声明:入侵法国是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要求,而不是威廉的利益要求。威廉入侵法国是“心不由主地顺从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P286)

  在德国战争胜利之后,马克思批驳国内一些人,把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作为防御法国入侵的“物质保证”。马克思指出这是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他们妄想从剥夺法国的防御手段来剥夺他的进攻能力,以便置法国于死地。但是,这么做往往为新战争埋下一粒种子。当法国强大的时候,为了夺回这些地区,肯定会通过战争的形式来完成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应证了马克思的这种观点。

  马克思认为德国工人抗议这种兼并行动虽然不能成功,但是这种行动是值得赞赏的。他很高兴看到法国建立共和国,但同时也感到不安,因为“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占据了它所留下来的空位子。”(292)法兰西共和国还是个资产阶级政府,他们对工人阶级还是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法国的工人还是处于极困难的境地,他们又不能在敌人围攻法国的时候,去推翻这个新政府。马克思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种机会,去加强自身的组织力量,以希有一天能够为法国的复兴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最后,马克思呼吁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支部工人积极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不起来斗争,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德国对法国的胜利,更是资本家对工人的胜利。

  三、短评和一些信件

  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一)》中写道“但是德意志人民族感情的突然的强烈的迸发,粉碎了任何一个这样的计划。现在路易-拿破仑面对着的不是普王威廉•‘亚涅山大’,而是德意志民族。”(P14)人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古时候讲兵法要“天时、地利、人和”人的因素在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顺应民心的战争往往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中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P304)由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因此这些政策的细节可以不一样,但是劳动者和资本家所处的剥削关系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无产阶级政策总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

  “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P304)恩格斯认为应该利用资产阶级现有的普选权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同敌人斗争。当时德国有六个工人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英国的选举中也出现了工人代表,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但是,后来德国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都被捕,说明了走议会斗争这条路是有很大的局限的。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指出“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而我们不应当从事政治吗?所有主张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P446)当时有些人认为,从事政治活动就等于承认现存的制度,他们提出要放弃政治。恩格斯批驳了这种观点“放弃政治是荒谬的;因为可能选出坏人而提议放弃政治,正如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正如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P445)他认为要利用现存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手段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像议会制度,工人代表也可以通过普选权,进入议会,通过议会来争取权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P454)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政治权力来保障经济利益,通过经济利益来巩固政治权力。“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P456)而政治运动,需要一个政党来引导。所以,他们提出工人阶级要成立一个区别于旧政党的独立政党。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认为,国际成立并不是参与者努力地结果,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国际的建立就是要把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因此,国际遭到各国政府的迫害,正如当初基督教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一样。但是“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P467)

  马克思指出:“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P468)马克思想通过社会的公平分配和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来消灭阶级,这样一个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实现,而这个政党必须握有军队才行。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有别于以往的朝代更替,他们并不是要取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为了争取平等的权利,并消灭阶级统治。而劳动者的政治地位是因为其在经济上受到资产者的支配所造成的。“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P475),而劳动的解放并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为了各个国家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因而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在《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中恩格斯指出,“市场上资本充斥,在到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为了使人类受惠和使企业主发财而设立的招摇撞骗的公司,有如雨后春笋。……所有这些股份公司,不言而喻,只有一个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以便企业主们能够有利地推销他们的股票,至于股东们将来怎么样,那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过三四年,所有这些招摇撞骗的公司就会有六分之五连同上了当的股东们的钱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P496)现在的资本市场还是在重复着恩格斯所说指出的这种行为。投资者投资股票,正常的收入应该是靠股票股息,分红。而现在的上市公司真正分红的很少,反而是靠一些高科技的名目来圈钱,大幅增发股票,却永远也不分红,或者只给股东蝇头小利。而投资者持有股票也往往是为了赚取股票浮动的差价,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掌握的信息是很少的,股票浮动基本上被大资本家所操纵,在这二者的博弈中,很明显,吃亏的往往是个人投资者。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资本,相反地,一切现有资本都不过是无偿攫取来的他人劳动的产品。”(496-497)

  金融市场的这种泡沫其实是现实的反映,当时的大工业处于繁荣的状态,各个工厂不顾需求,盲目地扩大生产,他们以为只要有产品就会有市场。就像1844年他们发现了中国3亿人的市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产品不愁有出路,而当他们发现中国人根本不用他们的产品的时候,就引发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历史在不断地反复“这些人丝毫没有接受教训。但是,即使他们接受了某种教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照样会强迫他们不断地重复人们早已熟悉的经济高涨、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地重复,直到无产阶级起义终于使社会不必再作这种无意义的循环为止。”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的。

  杨静的研读笔记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而写的,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一、《法兰西内战》写作的背景及过程

  1871年3月18日以梯也尔为首的政府发动内战,英勇的巴黎无产阶级就此举行了武装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历史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就引起了马克思极大的关注,开始从报纸上及巴黎来往信件中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4月18日,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上,马克思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将起草宣言的任务交给了马克思。马克思接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后,开始着手这项工作。5月底马克思写出了《法兰西内战》的草稿(即初稿和二稿),随即又着手定稿的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并经过总委员会的一致通过。

  二、《法兰西内战》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这篇论著中写了四个部分的内容,着重描写了法兰西内战爆发的原因及过程;公社的产生、本质及措施等内容,表达了马克思有关阶级斗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具体来看:

  (一)法兰西内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法兰西内战之所以爆发,是源自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之后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并且在1870年9月4日,巴黎工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并随之组建国民自卫军。这些事情的发生使以梯也尔为首政府意识到工人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对资产阶级构成的极大威胁,对此马克思深刻的指出,“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P335)。

  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胜利,以梯也尔为首的政府首先要迫使国民自卫军交出武器,解除巴黎的武装是战胜无产阶级首要条件,“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P346)为达到解除巴黎武装的目的,梯也尔谎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P346),并以此作为对巴黎开战的借口。1871年3月18日清晨,以梯也尔为首的政府借以夺取蒙马特尔高地的国民自卫军大炮为事端,拉开了内战的序幕。但是在这一天的内战中,英勇的巴黎无产阶级在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梯也尔政府不仅没能解除巴黎的武装,反而以逃往凡尔赛而告终内战的暂时结束。

  但是梯也尔政府并没有就此放弃进一步剿灭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计划。当梯也尔看到无望通过进攻巴黎取得胜利之后,决定改变策略,寄希望于4月30日在全国进行的地方选举来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为了争取地方选举的时间和获得喘息的机会,梯也尔伪装出一幅与共和国议和的嘴脸,来麻痹和蒙蔽工人阶级。但是,地方选举的结果并没有使梯也尔政府争取到预期的支持力量,形势变得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

  在没能在国内获得清剿工人阶级力量之后,以梯也尔为首的政府没有丝毫犹豫,随即开始屈膝向普鲁士侵略者投降,并与之勾结签订合约,通过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清剿工人阶级的军事力量,已达到彻底剿灭工人阶级,继续保持资本对劳动奴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并将发动普法战争的债务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去。马克思指出“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P335)“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P345)伴随着梯也尔政府以卖国换来的军事力量对无产阶级惨无人道的杀戮和打击,一周后的5月28日凌晨,巴黎公社战士弹尽粮绝,剩余的公社社员全部被反动军队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而与梯也尔政府剿灭无产阶级之决心和残暴行动相对的,则是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对梯也尔政府的宽容态度和采取的纯粹防御立场,致使无产阶级错失了一举剿灭资产阶级的良机,对此马克思指出,“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P351-352)而公社颁布的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对梯也尔政府的一种威胁,公社“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P353),这就进一步助长了梯也尔政府对巴黎的残忍杀戮。可以说,中央委员会对资产阶级的宽容给了梯也尔政府喘息的机会;公社对待资产阶级人质的温和态度助长了梯也尔政府的残暴。

  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产生、发展及结果,反映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了资产阶级进一步清剿的卷土重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二)公社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

  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在法兰西内战中诞生了。1871年3月18日内战爆发后的第十日即3月28日,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巴黎公社成功地建立了。巴黎公社的成立,在带给资本主义世界巨大震撼和恐慌的同时,给战斗着的国际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对于巴黎公社这一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新生事物,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和意义,“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P358)“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P361)

  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P355)必须要推翻旧的建立新的国家,剔除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和对社会的奴役,“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P357)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巴黎公社在成立之后,施行了许多与资产阶级政府有着本质区别的重大措施,并且每个举措都具有深远意义:1、废除常备军和警察,确定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该举措表明只有人民手里掌握武装力量在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2、通过普选选出公社代表,代表对选民负责,作为公仆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撤换,并废除高薪。该举措表明只有实行民主选举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公社(政府)代表切实的代表、维护人民的利益;3、废除僧侣势力,摧毁精神压迫工具,宣布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该举措表明只有同时废除反动阶级的物质权利工具和精神压迫工具,才能为革命的胜利提供双重保障;4、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令,如禁止夜工、严惩恶意压低工资行为等。这些举措表明只有制定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措施才能保证劳动不被资本所奴役,这正是公社的职责所在和伟大所在。此外,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但做不到的“廉价政府”口号,“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P361)可以说,巴黎公社所实施的上述措施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但是,巴黎公社作为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在存在的七十二天里,由于缺乏一个坚强团结的政党领导,中央委员会和公社不仅对梯也尔政府存在妇人之仁,给了反动阶级的喘息和反扑的机会;而且公社没有真正做到剥夺剥夺者,彻底废除私有制,从根本上切断反动阶级的经济命脉,获得自身必要的经济支持,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路上的羁绊,导致了巴黎公社革命的最终失败。巴黎公社革命所犯错误的教训,为无产阶级革命敲响警钟,必须引以为戒。

  虽然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它的出现和存在对整个国际工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深远意义,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对此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P384)

  三、当代社会实践的若干思考

  (一)有效“节制资本”,维护民族利益。

  《法兰西内战》中的资本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冲突是体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具体到我国的实践,虽然当前并没有产生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的斗争而引发的资本利益与民族利益冲突,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资本尤其是外资对我国关键产业的渗透与控制。最近恐怕最引入注目的事件之一就是9月28日的国美股权争夺战,表面上看国美股权争夺战,是以陈晓为职业经理人或现代企业管理层与以黄光裕为代表的家族企业创始人之间的战争,其实质则是外国资本与民族利益之争。9月28日陈晓胜利的背后,是贝恩资本债转股的支持以及摩根斯坦利等外资机构的联合,在投票率81.23%的情况下,持股量在40%左右的机构投资者,大部分倒向了陈晓。可以说陈晓的胜利是资本的胜利,更是外国资本的胜利。有人说陈晓的胜利是现代企业治理的胜利,去“黄光裕化”符合社会及企业发展的进步潮流。其实不然,所谓现代企业治理胜利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对我国家电行业龙头企业的国美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企业的渗透和控制,如果不能有效的节制资本,将资本主义因素和发展控制在社会主义制度允许的必要范围之内,不单单是黄家个人利益的损失,还会导致更多民族利益的丧失。一旦“可以为追逐资本利润而抛弃民族利益”这种行为和观点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认可,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道德伦理观念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必须要有效节制资本,维护民族利益。

  (二)弘扬公仆精神,建设节约型政府。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进行描述和评价中,不仅指出了公社是一个“廉价的政府”,而且指出了公社代表具有的公仆精神。无疑,这对我国当前无产阶级政党及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弘扬公仆精神,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代表成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成为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公仆,而不是掌权者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一己私利,以权谋私,损害、牺牲人民利益,成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社会主人。2009年我国15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涉及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纪录(陈绍基、郑少东等案),暴露出官场中权钱、权色、裙带等政治生态环境中盘根错节的关系(《小康》杂志,2010)。这是“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在当今社会最现实的写照,也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敲响警钟,弘扬公仆精神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迫切选择,并不是老生常谈,否则将会出现不进则退历史局面。

  节约型政府是以精简的机构、低廉的行政成本维护政府的有效运作,提供优质服务,产生良好绩效的人民政府。构建节约型政府正是对马克思廉价政府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就我国政府当前的现实状况表明,建设节约型政府还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企,已经成为制约政府走向廉洁之路的羁绊。对此,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消费的“三公”费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30%。更何况这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政府负债过重,已经被高盛称为“负债大国”。据高盛报告称,估算到2009年年底,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48%。15.7万亿元的负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国债、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及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在2000-2001年期间商业银行剥离但仍体现在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上的那些不良贷款三大部分。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GDP的20%,地方政府债务大致在7.8万亿元,约占GDP的23%,第三部分总额为1.6万亿元,接近2009年GDP的5%。三者累加,中国政府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48%。高企的行政成本与巨额的负债如不有效改变,我国政府建设将越来越偏离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对政府给予的希望。因此,以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为指导建设节约型政府,对于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讨论情况

  在讨论中,科研人员对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结构是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展开了讨论。彭五堂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实现共产主义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靠道德约束,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以和平的形式来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是靠暴力的形式来实现。我们现在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来的。陈人江认为一个阶级专政,其实就是一个政党专政,因为政党都是有自己的阶级基础的,因此任何一个组织的存在,都有自己的阶级利益。

  在政府权力方面,有人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就要由人民对其进行有效地监督,而不能仅仅由政府部门自己来监督自己。
 楼主| 发表于 2016-7-7 16:28:02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8期

  
第18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1月25日上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8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主要报告人为陈人江和张伟。会议由余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会议。

  张伟首先介绍了本卷前半部分的研读内容。张伟的报告主要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第一国际内部活动的文章,分析了马恩对国际内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国际的组织动员问题和土地问题等的看法和主张。此外,他还介绍了恩格斯的名著《论住宅问题》的主要内容,并就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上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接着由陈人江做本卷后半部分的报告。她介绍了在后半卷中马恩关于无政府主义批判与布朗基主义批判问题、波兰独立问题、俄国社会问题、普鲁士军国主义问题以及英国选举制度问题等内容,并逐一提出了自己对马恩相关论述的看法。余斌对其中一些内容的解读做了一定补充。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专家和学者就报告中所涉及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伟的研读笔记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提到,国际的“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支部内,在他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P36)这句话对今天的组织建设有一定的意义,即如何处理组织的广泛性、包容性与组织的纯洁性的关系和矛盾。扩大共产党的代表性与保持共产党的建党宗旨之间的矛盾是目前党建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有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他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代替自己的组织。”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极限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下政府变得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而无政府主义则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追求无政府状态,在实践上不可能实现,这种错误思想将影响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与统一,在组织内部贯彻这种思想其实相当于自我解散组织、自我解除武装。

  在《论土地国有化》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将土地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与工人阶级的未来等同起来,认为,“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P64)马克思批判了“天然权利”的土地所有权来源,认为土地国有化具有“社会必然性”:“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社会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P65)

  马克思认为,“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法国的农民所有制导致土地耕种零散化,同时还把耕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P66)看来,小资产者为了保有自己的资产,往往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障碍。一个疑问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一定资产的中间阶级是社会群体的主体,真正的无产者已经非常少,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已经没有群众基础,还没有发生的可能?

  马克思还反对集体土地所有制:“我认为,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P67)好像在马克思看来,土地规模越大,越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认为土地国有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密切联系的:“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P67)由此我们反过来看,中国土地是否是真正的国有化?是否应该属于“地方政府所有制”,或更准确地说是“地方官僚土地所有制”?土地控制在这些地方官僚手中,他们可以任意地处置土地,引起极大的民愤,土地事实上已成为目前中国产生社会差别(阶级差别)和特权的最重要的领域。法律上的所有权抵不上事实上的控制权(真实的所有权)。

  恩格斯在《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针对西班牙国际取得的成就时指出:“但是,也不应当忘记,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只是因为我们协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给予每个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联合会以充分的行动自由,而对于协会的各个中央机关则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才给予全权,以便使这些机关能够顺利地为纲领的统一性和共同利益而斗争,并且使协会不至于变成资产阶级或警察的阴谋诡计的玩物。”恩格斯这段话对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当前中国的现状是缺乏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利益,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似共同的思想和利益,但实际上演变成为以财政收入为中心,各级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经营实体”,追求自身利益(财政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动自由”。

  《伦敦来信——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由于当时工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几乎所有罢工的农业工人都转入城市就业,在那里他们挣的工资比他们在农业中可能得到的要多。因此罢工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都自动地把自己工人的工资提高25~30%。”(P82)看来,罢工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比较:工人罢工的成本和罢工成功的收益与资本家坚持和让步的收益与成本。

  科克伦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了一个诽谤国际的演说,并要求英国政府对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采取镇压措施,但当时英国政府认为,“国际的会员,政府其他英国的一切居民一样,只对法律负责,既然迄今他们都没有违法,那就没有理由对他们采取残酷措施”。(P83)由此可见,当时英国法治水平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发展阶段。还有,按照国际的纲领,它是一个公开的反政府组织,为什么当时的英国政府能够允许国际在英国活动?这说明了什么?

  《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对处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国际主义与民族自尊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英国政府压迫爱尔兰达七百年之久是现存的事实,只要这种压迫还存在,对爱尔兰工人来说,要求他们接受不列颠联合委员会的管辖,就会是一种侮辱。”“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这只会加深在英国工人中间流传很广的一种观念:他们比爱尔兰人高一等,对爱尔兰人来说他们是贵族”。“在像爱尔兰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他们甚至必须在自己章程的导言中宣布,作为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现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第一次有可能协同一致来争取自己的共同解放”。(P86~87)

  “至于总委员会为救济流亡者而募集的基金,那末进款总数是定期在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公布的,而且在我们的财务委员那里保存着开销每一法寻的收据;每一个捐款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对这些及报告。”(《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P90)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国际的财务管理原则:公开、透明、可查询和监督,这是消除贪腐、防止随意花钱的重要保证。

  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中,马克思指出革命“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也强调“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P179)从现实看,通过暴力实现革命会不会越来越遥远呢?发达的交通和信息技术,让传统的游击队难以有存在的基础。委内瑞拉查韦斯正在进行的如果是社会主义,其上台是否属于和平革命?如果革命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在理论和斗争策略上是否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正?

  恩格斯在《伦敦来信二》中谈到:“哪儿有组织存在,那儿就必然要为了行动的一致而牺牲一部分自治”。(P198)这里涉及到民主和集中的边界问题,专制者通常会以便于统一行动为借口而践踏民主,而不在位的野心家则会以民主为借口实现自己的野心。民主和集中都可能作为权力的工具。

  恩格斯在《伦敦来信三: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谈到:“(英国)政府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政府制定在伦敦各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条例。政府利用这一权利,……规定凡是向举行这种公众集会的人,必须在举行集会前两天以书面形式将此事通知警察局,并注明演讲人的姓名”。这个条例使得“伦敦劳动人民最珍贵的权利之一——即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一笔勾销。原来英国劳动人民在140年前就曾有这项权利。

  在谈到英国警察罢工时,恩格斯评论道:“英国虽然是一十足贵族气的外壳,但是资产阶级精神已无处不在。事实上还有哪一个别的国家已经资产阶级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允许经常的抵抗团体存在和警察罢工的事情发生”。资本主义越发达,这种情况就越正常,怎么理解这句话?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所讨论的住宅问题,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的住宅问题。“目前引起报刊极大注意的所谓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缺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 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主物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P237)

  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在全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及其所豢养的奴仆之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去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极值得玩味的争吵和相互欺诈的情况下进行的:既然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的,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P238)能否这么认为:任何没有创造剩余价值的人,都是在分配剩余价值的人。当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非常发达,只有少部分人从事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作,而其他大部分人都是通过某种名义在瓜分剩余价值。如何理解:剩余价值的分配是通过买卖实现的?

  蒲鲁东主义者认为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是一样”。恩格斯指出,这种关系其实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关系,因为这个过程不会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特殊后果”(产生剩余价值)。出租人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取多少,这始终只是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然不变。

  针对大城市中多数居民都没有自己所有的住所,蒲鲁东主义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要低下得多”,因为“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恩格斯认为这体现了蒲鲁东主义的“全部反动面貌”,恢复个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恩格斯看来,工人所有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等是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只有剪断这些脐带才能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变革”。“而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工人永远做不到这点,因为他们拥有不会产生这种想法”。“蒲鲁东主义者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阶级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条件”。(P244~245)

  关于如何解决工人拥有自己住宅问题,蒲鲁东主义者的解决方案是:废除住宅租赁制,将工人交付的房租作为抵消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付款。认为废除住宅租赁制“是在革命思想内部发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尚的意向之一;他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的头等要求”。(P249)在恩格斯看来,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住宅问题的根源,废除住宅租赁制不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任何损害,因为它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废除住宅租赁制缺乏实施的基础,即使实施也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

  恩格斯通过引用西班牙《解放报》上一篇文章批判蒲鲁东主义:“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小土地所有者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因素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常障碍。……按逐年付款的条件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而且甚至反转来直接反对他们了”。(P251)恩格斯时代的那种无产者现在已经基本消亡,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已经没有阶级基础,或者革命的阶级基础已经改变,革命的理论是否应做某些修正?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拥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P252)关键是,在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下如何解决住宅问题,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住宅问题为什么和恩格斯时代一样严重?

  蒲鲁东主义者幻想通过法律来降低利率,直至降到零,来迫使房主卖掉房产。“通过把一切资本利率硬性规定为一厘的过渡性法律,并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进接近于零”,由于房主不能获得资本收益,也就是房子不能出租,“房主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人去住,投资房屋上面的资本就会根本没有用处”。(P253)恩格斯认为即使能够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也丝毫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货币借贷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是工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降低以至最后废除利率……只会确定用另一种办法在各资本家之间分配……剩余价值,不是保证工人比工业资本家获得优惠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比食利者获得优惠利益”。同时恩格斯论证了强制降低利息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办法。“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就是一直空文了。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有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即使能凭一纸法令真正把利息废除掉……,那时在食利者阶级……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营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阶级从工人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方法会有变动,而且变动不大”。(P254~255)

  “税收!这对资产阶级利益关系很大,而对无产阶级利益关系很小:工人当作税款交付的一切,归根到底包括在劳动力生产费用里面,因而一定要由资本家来补偿”。(P258)税收是国家通过强制手段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税收向谁收取、收取多少并不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税收这部分剩余价值最终分配到谁的口袋,税收的分配去向和比例决定了各阶级利益比较,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国家到底是为谁服务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有人根据案例保守估算大约有30%左右的财政支出进入了官僚及其相关群体的腰包。

  “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可怜的摘录,只是靠一些响亮华丽的词藻,才骗人地赋予了它一种见解高明的外衣”。(P261)这句话稍作修改,非常适合于描述中国很多学者,“吴市场”“厉股份”等就是这么来的,只是他们不仅有英国前辈,还有美国前辈。

  埃米尔•扎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宅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和精神上的贫困,用这种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几乎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纯洁的高峰”(P263)。

  “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们的种种令人不快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必要时一受到竞争的影响,就会立刻消散下去。……虽然利润没有心灵,资本家总是趋求利润”(P264)这是对资产阶级内部左派准确的刻画,想要得到一块钱,却只想要它的正面而不要反面。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这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P268)这里联想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资本分配比例已经超高的情况下,还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好像财产性收入是可以凭空自动产生的,财产性收入本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增加财产性收入是鼓励让资本家剥削得更猛烈些?

  “假定在某一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宅;住宅费用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约出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以前那样以货币方式交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交给他为之工作的厂主”。“上面所说的话对于一切归根结底是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所谓社会改良办法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良能够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也就会相应地降低;……,只要这种使工人节约开支的改良办法一旦普遍推行起来,工人由于这种节约能缩减多少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P269)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必然产生的问题,在其内部是不可能解决的,即使表面的解决也只是将问题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一步推演:某种制度下必然产生的问题,不要试图在保有原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任何这种努力最好的结果如果不是让问题更严重,就是将问题转移的其他地方。

  陈人江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1873年3月—1875年4月的文章。这一时期,也正是无政府主义、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和行为在第一国际内部兴风作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把重心放在与他们企图分裂国际的活动做斗争上,他们在多篇文章中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这些错误的行径和思潮,对肃清错误思潮对国际的影响,巩固国际内部的团结,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论权威》中,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威的主张,恩格斯进行了严厉的反驳。恩格斯认为,就权威是服从于外在意志而言,权威本身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联合的社会生产活动,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管理,都自然会产生权威的需要。大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日益扩大了权威原则的范围。而在新社会条件下(指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也不可能消失,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即以新形式代替被消灭的旧形式。但这与政治国家的“专政”所指的权威并非一回事,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会由于未来社会革命而消失,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不能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失以前就要废除权威的政治国家,即在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再生条件还未彻底根除之前是无法消除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

  恩格斯还认为,权威与自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家与社会的职能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在政治学传统中,一向把国家看作是专制的、权威的,而凡是属于社会的领域都是自治的领域,因而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国家被看作是相对应于社会的一种恶,所谓市民社会的私域中的个人自由被推崇为至高的原则。但是政治自由主义者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没有绝对专制和集中的国家,把国家的集中和权威与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绝对对立,这造成自由主义者相互矛盾的尴尬境地,因为他们一方面在理论和口号上排斥国家权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实际中要求国家的必要干预。其次,他们只强调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压迫,却对市民社会中经济权威的压迫故意视而不见,而后者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从而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虚伪嘴脸。总结恩格斯的相关思想,共产主义者对于权威的实事求是见解可以概括为:权威与自治并不决然矛盾,我们所要消灭的是借助权威来实行阶级压迫的属性,而不是抽象的权威本身。

  在《政治冷淡主义》中,马克思在批驳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行动时提到,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也有过类似的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状况的企图的主张。马克思对此说到:“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我想,对于我们过去的很多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比如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阶级扩大化、毛泽东时期的文革),不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吗?这些社会主义实践的先行者是在史无前例的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比如矛盾的萌芽刚刚呈现,比如解决问题的条件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并且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出现一些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而也不能过分指责。但对于今天已经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总结过去一轮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是非常必要的了,如果我们还重犯他们过去犯的本可以避免的矛盾,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在《流亡者文献》中,针对布朗基主义者要求革命者对巴黎公社期间的一些过火行为负全部责任的言论,恩格斯说道,“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p586)我们同样可以把这话回敬给那些诋毁和咒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残暴、没有人道的自由派文人:“如果你们要求革命中一切都恰如其分,完美正确,就把革命看成是表演过家家,那不仅是缺乏批判精神,而且(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还很幼稚可笑!”(余斌补充道,既然要求革命不能犯任何错误,那也可以反过来要求反革命不能犯任何错误,不能用两套标准来看待革命和反革命)不能因为革命中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并由此导致的过失来抹杀革命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相较于这些过失,革命带给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解放是更为人道和伟大的壮举。

  此外本卷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了住宅问题、波兰独立、俄国社会革命、德国军国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等问题。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解决住宅短缺问题,住宅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因为,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城市化需要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工人大批涌入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位他们修建住房的速度更快;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工资被压到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程度,同时每一次工业的发展又伴随着大量的失业人口,他们购房和租房的能力极其微弱。这与当前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房价高涨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未完成,住房是稀缺品”的言论有一定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他们的解决之道南辕北辙。恩格斯认为,必须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消灭现代大城市,从而消灭城乡对立,住宅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是鼓吹把这样一种畸形的大城市化进程进行到底,并鼓吹住宅的商品化、投机化。那么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剧城乡对立,造就更为庞大的城市产业后备军,加剧城市的两极分化,住宅问题则愈加严重,愈加无法解决……

  在《支持波兰》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支持波兰独立的理由:首先,波兰只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后,它才能开始其内部的社会解放进程(这也就意味着波兰独立有助于它本国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的发展),并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一个道理: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时,它由于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内部生活就限于瘫痪了,从而是不能为争取内部的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即民族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社会阶级矛盾就被掩盖从而不能充分发展。其次,波兰的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所具有的特点,使得欧洲三大反动支柱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通过瓜分波兰而连接起来,只有波兰独立才能拆散这种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往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第三,波兰一向是一个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它在欧洲和美洲的每一次革命斗争都帮助了欧洲和美洲人民获得革命的胜利。因而,工人阶级也必须帮助波兰人民获得民族的解放。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中,恩格斯指出,由于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作为近邻,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而波兰的民族独立能够有力地促进俄国沙皇制度的覆灭,因而波兰解放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是利益攸关的事情。恩格斯同时指出,造成俄罗斯帝国的灭亡最为关键的因素,将是其内部农民运动所引起的人民革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俄国内部的社会革命因素问题。

  在《流亡者文献》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章中,恩格斯驳斥了俄国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特卡乔夫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更接近社会主义的主张。恩格斯在这里触及了所谓的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与很多后来的研究者的判断相反,恩格斯并未对俄国农村土地公社制与社会主义的联系给予太高的期望。首先,他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制和劳动组合形式并非俄国所独有,它在一切印欧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都能找到明显的遗迹。因而,劳动组合和农村公社制不是一种发展的高度阶段的产物,相反,俄国保存着村社这种经济制度,只是证明了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还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在现实中,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其次,恩格斯认为,自从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公社制对于农民来说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变成了一种桎梏,在土地高赋税和高利贷的重压下,农民只能不断地抛弃公社土地,因而,俄国土地公社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期,并处在解体中。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认为,即便不排除土地公社制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转化的过渡点的可能性,但这种过渡是需要一系列严格的条件的,即俄国土地公社制能保留到西欧胜利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并且胜利后的西欧工人阶级为他们提供在农业制度中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所必要的物质帮助和先进技术支持。因而,在恩格斯看来,俄国要借助农村公社制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必须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的。总而言之,后来研究者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看法为由简单得出他们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结论是缺乏一定依据和具体分析的。相反,列宁不是像民粹派那样从农村公社制出发,而是从另外的角度出发来论证落后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问题。

  在《英国的选举》中,恩格斯涉及到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蜕化问题。恩格斯认为,自从宪章派运动失败后,英国就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了,而这种情况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又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这是“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加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除了已做的其他让步外,还打算逐项满足宪章派纲领(即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一切要求。”(p544)也就是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使得工人阶级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同时资产阶级通过一定的社会改良,在不超出资本主义的限度内能够逐步满足工人阶级的政治民主要求,比如实行普选权等等。列宁曾经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析英国工人贵族被收买时也说过类似的话,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首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恩格斯还提到,英国当时的改革法案使得工人能够参与议员的竞选,他认为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工人领袖们”为了融入资产阶级的选举实践,不自觉地走向了自己阶级的反面。因为他们“为了进入议会,首先要求助于资产阶级的选票和金钱,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他们不是依靠那个应该重新建立的工人政党, 而是依靠资产阶级的‘伟大的自由党’。他们组织了在选举中互相保护的协会——工人代表同盟,这个同盟的少得可怜的经费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而另一方面,狡猾的资产阶级知道工人被选入议会越来越不可避免,他们没有公开地去阻止,而是千方百计把有可能当选的工人候选人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而尽可能地推迟他们真正当选的时刻”(p545)。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竞选机器设计得如此之精巧,资产阶级政治控制得如此之巧妙。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统而不治,即他们不直接统治,但通过设置一整套政治游戏规则确保了上台的都只能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而他们只需要在台后进行遥控和操纵。恩格斯在这里其实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制度的实质,即它只是在表面上、形式上是民主的,而实质仍然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因而,我从中有个较为悲观的想法,就是发达国家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工人阶级要通过议会选举道路来实行社会变革,其实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资产阶级通过竞选机制来挑选代理人的统治机器还不完善,工人代表还能参与议会还尚且如此,而到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钱竞选游戏机制已相当完善和成熟了,再加上广大选民对两党政治的形式民主的迷信已根深蒂固了,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单纯的议会道路获胜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比如英国,在自由党衰落之后,工党起初是作为劳工利益代表者出现在选举舞台上的,二战后也实现了上台执政(并且是长期执政!),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参与资产阶级政治游戏的实践中,它已蜕化为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政党了。美国的例子就更为典型,它的一系列严整的竞选制度确保了建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固定的两个政党轮流上台执政——而他们同样都代表着大资本大财团的利益,从未有第三党出现在政治竞选台上,就是在今天,独立候选人的上台机会也寥寥无几。因而美国工人阶级政党要想走议会道路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恰恰是这样的形式民主制度在当前却诱骗着许多小资产阶级和普通工农群众,究其原因是,自由资产阶级利用我们形式民主制的缺乏进行了有力的煽动。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所建立的竞选民主制是可以借鉴的,而且也必须借鉴,但为了确保竞选民主制不致于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竞选民主制不仅要与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协商民主制相结合,最关键的是必须要以人民群众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自我管理,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

  相关问题讨论

  张伟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说小资产阶级的小私有财产观念会让他们成为革命的障碍,但今天感觉小资产阶级(又叫中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社会大多数和中间力量,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社会发展会逐步消灭小资产者,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有胜利的希望吗?陈秋贵认为,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是在消灭中产阶级。彭五堂表示,中产阶级中的一些白领其实是属于雇佣工人范畴的。金融危机后,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确在下降,社会影响力缩小,但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侯为民则对“中产阶级”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人们表面的分配标准提出的一个不确切的概念,而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则是其阶级理论的特有名词,阶级概念是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所制定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可能会加强,但从长期历史趋势来看,的确属于逐步消亡中。陈人江表示赞同侯为民的观点,并补充道,必须对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中间阶级这些概念进行认真的辨析,不能全都混为一谈。小资产阶级属于社会中间阶级,其内部分化是很大的,上层可以爬入资产阶级的阵营,下层则随时有可能掉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张建云结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关于反对大都市化、消灭城乡差别的思路提出中国应走以农业带动工业、农工业相结合、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主张。彭五堂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里面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之处,他们所提出的革命胜利后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所树立的权威最后不会变为压迫无产阶级的权威的问题是令人警醒的,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余斌则回答,其实在本卷后面收录的马克思关于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的遗稿中就已回答了无政府主义的质疑,并将这些话一一念给了大家。
 楼主| 发表于 2016-7-22 12:50:32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9期

  
第19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1月25日下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9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主要报告人为张建云和彭五堂。会议由余斌主持。经济所的安东建副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矿业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些研究生也参加了会议。

  彭五堂首先介绍了《哥达纲领批判》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研读内容。张建云的报告主要围绕《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文章,就经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历史性问题介绍了国内外的有关讨论并谈了自己的观点。报告结束之后,与会专家和学者就报告中所涉及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全集第十九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75年3月至1883年5月间写作的文章、草稿和部分书信,其中包括了像《哥达纲领批评》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样一些重要著作,它们反映了马恩在晚年的一些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性评论。1875年,德国两大工人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制定了新的党纲,这就是《哥达纲领》。《哥达纲领》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折中调和,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马克思对此非常愤怒,于是写下了长篇的批判性评论。在批判拉萨尔的“公平劳动所得”和“铁的工资规律”等观点时,马克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主要理论和主张。

  1.批判“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混乱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哥达纲领》中有这么一条:“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这一主张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第一,“劳动所得”这一概念含义模糊。马克思质问道:“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第二,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根本问题简化为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把经济问题简化为政治法律问题,把利益矛盾变成一种道德诉求,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愤怒地发出一连串质问:“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在这里,马克思具体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平观。他指出,公平正义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或道德诉求,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并且它服从和服务特定的生产关系,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日常行为规范中的体现和反映。因而不同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或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普世的公平正义标准。同样的观点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也有论述。如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利息时,针对吉尔巴特的观点(“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马克思反驳道:“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自然正义,这是荒谬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这种道德观称为道德相对主义,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误解或歪曲。马克思强调分配正义的具体性和对生产关系的从属性,并不是说分配方式无所谓正义不正义,而是说脱离了具体的生产方式谈论分配正义是一种空想,在实践中是有害无益的。“大跃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个人消费品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来说明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进而对社会生产力的依赖性。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是合理的,正义的,因为它取消了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参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权利,从而消除了剥削。与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按劳分配并不是一种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因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由于个人能力上的差异或家庭成员数量的差异,按劳分配并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得到相同的个人消费品,换句话说,按劳分配条件下每个人的需求满足程度是不同的,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然而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我们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因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使得社会产品能够满足成员的全部需要时,我们才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从而做到真正的平等。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这里,马克思只是想举例说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作为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不能孤立地谈论孰优孰劣,而必须考虑制约它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现按需分配并不比按劳分配更公平,恰恰相反,它比按劳分配更不公平。因为当消费资料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时候,一部分人不劳而获对劳动者而言是不公平的。张春桥在1958年写了一篇文章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他把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鼓吹供给制。这篇文章隔断了分配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无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对分配方式的制约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曲解。

  另外关于按劳分配,我自己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其原意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集体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是他取得个人消费品的唯一依据。根据这一原理,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不参与分配是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按劳分配,也不存在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这样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在这里顺带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设想,这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对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做具体的论述,他只是强调,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尽善尽美。“公平分配”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2.对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

  《哥达纲领》中有这么一条:“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条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因为它提出的“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它建立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基础上。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贫困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自然现象,人类不可能消除贫困。因为性、生殖和尽可能多地繁育后代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社会只要有超过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人类就会更多地生育,人口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因此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可以推知,由于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供过于求的压力使得工人的工资长久地在维持生存的水平附近徘徊。拉萨尔据此提出他的“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在《公开答复》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规律,并论证说:“在现今的关系下,在劳动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的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日工资不能长期高于这个平均数,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工人结婚和繁殖后代就会增加,工人人口就会增加,从而人手的供应就会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如果真如拉萨尔所说,“铁的工资规律”是无法废除的,因为它根源于人类的本性,因此它既不是生产问题,也不是分配问题,说到底是人类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理论显然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相对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工人阶级贫困化是必然现象。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共产主义取代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将被废除,工人阶级将摆脱贫困,走向全面自由发展。因此,贫困现象不是像拉萨尔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然规律,而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存在什么“铁的工资规律”。这一理论问题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解决了,让马克思感到气愤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已经快十年了,一个号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还在谈论“铁的工资规律”这样的陈词滥调。马克思愤怒地写道:“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3.批判了拉萨尔企图通过“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错误主张

  《哥达纲领》中有如下一条:“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马克思认为,拉萨尔指望通过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理论上颠倒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国家只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反映,它的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不可能通过旧的上层建筑来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主张在实践中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必然灭亡。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将不复存在,国家也将逐步消亡。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是马克思著作中为数不多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但他明确讲是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共产主义发展史的系统阐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

  1.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

  恩格斯追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他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思潮是反宗教、反蒙昧、反封建的进步思潮,它提倡科学,主张用人类的理性作为评判一切事物和行动的标准。启蒙学者主张,“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思想在推翻封建统治和宗教压迫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作为思想先导,颠覆了上帝和宗教的神圣地位,破除了宗教迷信对人类思想的禁锢,确立了理性的崇高地位,粉碎了等级观念,恢复了人的尊严。这一切为后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动员。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这些都是基于道德理性的主观设计,企图用思维着的理性来消除社会对立和不平等,其核心观念是平等和谐,因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它并没有提出可行的实现途径,因而是一种空想。

  但是随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统治并没有产生理性主义学者设想的自由平等共和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并非全民的胜利,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于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的各种思想和主张纷纷涌现,其中的代表就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与以前的空想思想相比,此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发现社会对立和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建立新社会的前提。但它们把希望寄托在资本家良心发现,主动捐出财产上,因而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

  2.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种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观点思考世界和社会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在古希腊时期,就以朴素的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它系统阐述了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并用辩证法来解释社会发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根据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前的社会形式是过去社会形式基础上发展了的结果,它又必然会向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发展。资本主义作为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必然被它的否定形式——公有制所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辩证法指导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3.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系统阐述

  3.1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未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相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其本质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强制和剥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两个不可克服的矛盾:第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生产层面表现为自发的无政府状态,而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使得这种无政府状态加剧,导致生产失衡,引发经济危机;第二,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加重引发激烈的劳资冲突,最终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经济危机提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而阶级对立为这种改变准备了行动力量。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消灭了剥削现象。总之,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3.2 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由自的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共产主义彻底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从而消除了阶级产生的基础,人类社会从此走向无阶级社会,国家随之自动消亡,人类实现真正的和谐。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通读全集19卷,总体感觉是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就是针对各种歪曲和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努力澄清和讲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以俄国为例,阐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问题。我主要研读第二个主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引起一场跨世纪的大争论即“关于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争论。我主要研读的文章包括《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包括正式复信和复信草稿,马克思的遗稿《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恩格斯《马尔克》,以及本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的相关论述。

  一、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所引发的令人深思的问题

  1.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说:“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实际上马克思收到信没几天就着手给对方写回信了,并先后写了三个草稿。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只有短短600字,而三个回信草稿第一稿8000字,第二稿3000多字,第三稿4000多字,共15000多字。写一封回信要如此谨慎,以至三易其稿,这在马克思书信往来中是没有前例的。

  2.草稿中出现的许多想法和假设,包括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它与未来新社会的关系,农村公社瓦解的过程和程度,劳动组合这种集体劳动组织的性质等等,也包括“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关键的话,都没有写进正式回信。这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3.即使是这样马克思在回信中还嘱咐查苏利奇信“不宜公开发表”。查苏利奇尊重马克思的要求,生前从未公开这封信。这封信在其后40多年不为世界所知。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下大力从世界各地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和未出版的文字,于1924年将此信连同三篇草稿首次公开发表。这封信第一次译成中文已经是1955年了,首次发表在我国《史学译丛》当年第3期。这封信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没有影响。

  这里耐人寻味的问题是,马克思三易其稿写一封回信,这在马克思一生书信往来中是没有前例的,此为一;二是马克思没有把草稿中的全部内容都告诉给查苏利奇,最后只给她一封很短的信,并且还嘱咐她此信不宜公开发表。马克思的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引起后人的无数猜测。

  这封信一出版就引起世人关注,围绕卡夫丁峡谷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讨论尤其热烈。

  二、马克思复信的历史背景

  背景之一,是时代大背景。从国际背景上看,这时期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处于总结经验,酝酿新高潮的时期。从俄国国内背景看,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正式迈开了步伐。但是,由外部输入的资本主义给俄国带来了巨大动荡,使这个历来停滞保守的国度骤然陷入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沙皇政府首先把工业化的负担压到农民身上,通过巨额赎金和高税收剥夺农民,以满足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在“解放”后的15年里,农民缴给国库的款项至少比自己土地的收入多20%。有时甚至超过1~2倍。大批失去土地或入不敷出的农民流入城镇工厂。与此同时,对农民的盘剥压榨却并未马上带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而只是到处引起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俄国改革以来社会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这个国家已接近一场革命,而民粹派很可能将担负起发动革命的作用,同时认为,俄国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旦发生革命,定会大大加速西欧革命的进程,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将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产生巨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这样,从西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马恩认为有必要去认真对待俄国革命者所提出的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背景之二是民粹主义。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以赫尔岑的思想困惑为开端。1847年,赫尔岑游历西欧后,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不能自行解决其社会问题,不能自行把劳动人民从一切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国内,转向了农村公社的农民。他发现,村社的农民比欧洲的无产阶级更接近社会主义。于是,他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利用村社这一古老的社会组织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他对所谓的有教养的少数贵族阶级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他们会配合农民谋求解放。同赫尔岑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非常关心俄国农民问题,他们可以说是民粹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随着俄国社会危机的加剧,民粹主义的思潮也越来越被世人关注。19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对沙皇专制制度造成了很大威胁。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如何把唯物史观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探索俄国革命的道路,是摆在俄国革命者面前的实际问题。民粹派强调俄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提出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俄国通过1861年的改革,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农村公社正日益瓦解,因而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俄国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分歧。

  1869年,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去了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此书讲的似乎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村社的农民。读了此书后,马克思开始注意到俄国不同于西欧之处在于其村社制度。

  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材料,吸取了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些观点,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提到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直接来源于俄国民粹派的这一思潮。

  背景之三,也就是马克思写这封复信的直接原因,那就是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求马克思对俄国的前途问题做出理论上的解答。她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到的作用,谈到关于公社命运的争论中有一种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注定要灭亡,宣扬这种观点的人自称是马克思的“真正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她说:“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从查苏利奇的信中可以看出,解决俄国前途的理论问题对当时俄国革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作为世界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必须要对这个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同时,还可以看出,尽管查苏利奇请求马克思对俄国前途问题发表看法,但实质上涉及到的是要求马克思对《资本论》中所没有涉及到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新的解释,这种解释落实到两个问题上,一是农村公社是否必然灭亡,二是资本主义是否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必经的阶段。

  三、复信及正式稿的内容(仅从字面理解)

  1.复信的内容。

  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分析只限于西欧,言外之意是说,俄国的未来不一定要走西方的路。第二,断言,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是,强调这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几乎没有做论证。

  2.草稿的内容。

  前边几段。就是马克思在正式复信中提到的:《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分析只限于西欧,看来,这一点马克思是确信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俄国不一定要走西欧各国所走的路。

  而俄国的情况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些各种情况最主要是俄国有全国范围内存在的农村公社。

  马克思指出,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特征。农业公社的二重性内含公社解体的原因,当私人占有范围扩大变成私有财产的时候,公社就解体了。但是,公社解体并不是其必然要遵循的道路。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从理论上来说,各种情况的综合,俄国就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其发展成果。

  那么这些历史环境有哪些?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农村公社保存得完整而广泛。第二,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一个时代,它就可以不必经过其发展的苦难而占有其积极成果。第三,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因素的存在,俄国农民有着集体主义精神,习惯于劳动组合的关系,俄国公社虽有孤立性一面,但是俄国辽阔的土地适合于大规模机器生产,既可消除封闭性,又增加农民在更大范围的联合。第四,农村公社向集体所有制更高程度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马克思认为,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并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的前景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结束,因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危机展示着俄国公社的未来前景。第五,要消除各个方面给公社的毁灭性打击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了农村公社现在处于危险境地,除了国家的直接压迫,还有侵入公社的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等,正在从各个方面瓦解公社。第六,要挽救俄国公社,必须有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性质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是双重的:首先是要有俄国革命,因为只有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它才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其次是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上述就是初稿的基本思想,但是这些思想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写入复信。这表明,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很顺利,许多问题在他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如果我们把草稿与正式复信比较,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与俄国社会“跨越”的关系问题。在初稿中提到的二重性问题,在复信中没有提到。因为马克思曾认为,这个二重性是认识公社及至整个东方国家的钥匙。

  二是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与俄国社会跨越的关系问题,在初稿中,马克思之所以确信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折,就在于它与资本主义同时代存在,可以吸取其积极成果,而不必重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路而一切从头做起,而正式复信中没有提到,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初稿中,马克思曾经反问“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如果否定跨越的可能性,那么,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先进的生产力手段,难道一定要象西方世界那样,从头做起吗?但在草稿的二稿、三稿及正式复信中再也不这样说了。

  三是在草稿中出现的许多想法和假设,农村公社与未来新社会的关系,农村公社瓦解的过程和程度,劳动组合这种集体劳动组织的性质等等,马克思在复信中都没有再提到。说明他对上述观点不满意,或者是他感觉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关于这封信所引起的争论:落后国家能否跨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这是20世纪80、90年代争论的热点问题。这些争论包括:

  1.马克思有没有“跨越”理论?

  第一种观点,是肯定的观点。在很多研究者那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似乎是无可怀疑的马克思的理论。有学者甚至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贡献。

  第二种观点,是否定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学说,所谓的“跨越”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加给马克思的。例如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跨越(或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而只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跨越”和“可以不通过”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不通过是绕开,选择另一条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这样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的波折和灾难。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则是指: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这既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该从理论上与实践上予以区分,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从理论上讲,它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较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从实践上讲,它是指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认识不到现实“跨越”与理论“跨越”的差异,教条主义地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规范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必然犯“左”的错误。否认或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科学性和历史“跨越”的必然性,必然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选择。

  2.“峡谷”的内涵是什么?跨越的是什么?

  对于那些承认马克思有“跨越”理论的学者来说,“卡夫丁峡谷”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提到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从字面理解,卡夫丁峡谷应该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是资本主义制度全部、还是部分?亦或其他?不同论者观点不同。

  关于部分与全部之争,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指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有人认为“卡夫丁峡谷”是指跨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卡夫丁峡谷”是指像欧美那样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则是不能跨越的。

  关于跨越的具体内容,大多数人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角度来理解卡夫丁峡谷,以及跨越的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关系发展阶段可以跨越,而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跨越,跨越卡夫丁峡谷主要指的是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但是坚持这种说法的人比较多。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即所有制关系和物质变换关系。跨越卡夫丁峡谷主要是指跨越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

  还有一些观点比较具体:有人认为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可以跨越,但是生产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过程是不可跨越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可以跨越,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可以跨越,但是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封建、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不能跨越;人的发展阶段与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是不能跨越的。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跨越。

  3.我们国家到底跨越没跨越卡夫丁峡谷?

  对于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必然不同。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是认为,中国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正处于卡夫丁峡谷之中。

  二是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认为我国目前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主体,不能因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认为中国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三是“与跨越无关”说,认为我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因而根本不存在“有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四是调和“不可跨越论”与“可跨越论”,强调要体现唯物史观坚持的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性与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五、最后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及相关论述所引起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争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是20世纪80、90年代,那时候苏联解体,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我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当时引起人们的巨大关注与人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清有关系的。当然,经过二十年的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从理论上得到了解决。现在大家都能理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模式,不是社会制度性质的标志。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我们现在已经能理解了,但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特别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应该说没有被意识到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运作方式、把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等这些概念都大致地等同起来,视为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一起发展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那种不同于原始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天生地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其内在动力的,从而与资本主义内在相连。

  当然,我们今天对市场经济已经有深刻的认识了,不仅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市场经济都有了深刻的把握。市场经济确实需要人们对自身价值实现的关注和努力,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即极端利己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核心。事实上,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有个人独立发展,更需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的意识和氛围,需要人与人之间诚信,也就是需要整体意识,那种纯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只考虑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最终必然受到排斥,而无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生存。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认为最最根本是秉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极端利己主义,还是真实的集体主义。

  我们现在讨论需要把问题进一步深化,那就是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不能跨越?市场经济给人类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促进作用表现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这种模式能最大程度地创造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联系和关系。

  相关问题讨论

  余斌认为,卡夫丁峡谷本身不是一段真实的峡谷,而是一个羞辱的标志。因此,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主要应当是指避免或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给人们的苦难。而这样就必须在生产关系上相对于资本主义有所调整。余斌还认为,价值观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个标志,而不是根本。因为价值观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与之相适应。因此,应当从经济基础上去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安东建就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赞同冯兰瑞老师曾经提出的观点,即只有在同一标准,而且单一标准前提下才能保证行为或决策的公平性。如果是多标准的,不同标准之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就很难做到公平。

  其他参会人员围绕落后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执行编辑:彭五堂、张建云)
 楼主| 发表于 2016-7-22 12:5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20期

  
第20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2月2日下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20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主要报告人为孙应帅和余斌。会议由彭五堂主持。马研院访问学者钟卫华、李德栓、张国等参加了会议。

  孙应帅首先介绍了本卷的研读内容。他主要介绍了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的主要内容,就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简介,并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以及暴力等热点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接着由余斌重点介绍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内容,并提出了自己对马恩相关论述的看法。报告结束之后,与会专家和学者就报告中所涉及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等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主要收集了恩格斯1876年9月-1878年6月的《反杜林论》和1873-1883,1885-1886年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其中《反杜林论》这部著作的内容十分丰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一、《反杜林论》简介

  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也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积极支持俾斯麦政府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时,宣扬各种庸俗的经济学理论和折衷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在这种严酷的斗争形势下,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接近社会主义,却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调和阶级矛盾。他们构造种种“体系”,冒充最新的科学来同马克思主义对抗。杜林就是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杜林(1833-1912)出生于德国一个大官僚家庭。他是柏林大学讲师,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就写文章“批判”《资本论》。攻击马克思是“思想和文体不成样子,语言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中国式的博学……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P35)评价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疯狂”,“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幼稚”等。可是,在1875年前后,他却摇身一变,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全面的“改革”。

  由于杜林的错误理论是打着“社会主义”这块金字招牌,并以“科学”的伪装出现,因此在德国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德国党面前,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以杜林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关系德国党能否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根本问题。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恩格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下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在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陆续发表。后来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即成为该书。

  《反杜林论》共分五个部分,即序言、引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引论部分设有两章,其中心思想是阐述社会主义怎样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哲学》设有十二章,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杜林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政治经济学》共有十章,其中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前四章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第五章到第九章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价值和价值规律等,批判了杜林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第十章是政治经济学说史的论述,批判了杜林的历史虚无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有五章,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全书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前两者的落脚点和归宿。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恩格斯曾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马克思一生的发现归结为两个,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这“两个发现”依个人理解即可以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和具有现实感召力的“两个基本原理”或“基本观点”。

  关于“唯物史观”。恩格斯在《引论》中指出,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也不关心或故意忽略生产和经济关系。但法德的阶级斗争等“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P29)

  但是,仍有观点即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为根据,认为从逻辑上推演,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点加上一个“力”,历史的方向就会改变,因而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充满了偶然性、和“细节决定命运”的。那么,你如何能信誓旦旦地宣称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可循,并且一定会走向共产主义那个方向呢?如何断言《宣言》中“两个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呢?但是,这里我们不应忘了马克思主义要求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比如在人类的青铜时代,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加上蒸汽机这个点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如果不考虑铁器的发明、重商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的规模性扩张等生产力的总体发展和历史条件逐步具备,就凭空加上了“蒸汽机”这个点,那就成UFO了。因此,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就忘掉了历史发展即便是“合力”也是有规律可循、有发展趋势的、何况还有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应当“有目的”地“改造世界”,当然这种改造也必须基于生产力的总体发展和历史条件的逐步具备,但总规律和大方向看来还是应当有的。

  现在还有观点从细节的纷繁复杂和常识的混沌无序,来否认马克思认为的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进而否认整体和人民的历史作用。对此,恩格斯指出,“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P24)因为“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P25)而所谓“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P357)从而明确了自然界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三大规律,这些规律经由社会实践的证明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社会历史领域的。因此,对于整体与个体、抽象与具体等关系,我们就既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不能只见人民,不见个人,也不能只见个人,不见人民。唯物辩证法是既讲“两点论”也讲“重点论”的,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一个个个人就会组织成袁世凯等人所看不见的“人民”对社会历史发生作用。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揭示其发展至灭亡的必然性。而马克思就是通过《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己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P30)

  对于剩余价值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各种理论观点一直没有放弃攻击,并力图在学术上论证其非科学性。这里不进行宏大的经济学剖析,只需要在逻辑上反推论一下,如果没有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则有产者有能力、有才学、有勤奋、有资本,那么凭什么工人要夺人财产、那么100多年前英国工人的罢工、中国工农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就从根基上就错了吗,那么共产党不就是“匪帮”、工农不就是“群氓”、“暴民”、“刁民”吗,不早该被取缔、被推翻了吗?因此,可以说“两个发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点”。否定这两点,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地位。

  当然,对于资本的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要改变它的阶级的、社会的属性。即所谓“消灭私有制”,而这也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资产者所能做到的,马克思也曾经说不是要资产者个体对这种剥削制度负责,因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而已。

  恩格斯后来在许多地方都不断引述这“两大发现”(注意不是“发明”),显示了这两大“发现”或“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己经变成了科学”。(P30)而“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P13)

  三、哲学的基本问题——物质与意识

  恩格斯在“哲学部分”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论述了思维、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一根本观点。

  杜林认为,“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发展,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说来,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的意识对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对某一类存在形式发生了问题,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P37)杜林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由此,杜林的立论点就在于要表明,人类认识的出发点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而是某些“原则”,他主张“原则在先”,即先有思想后有物质,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把人的意识看成是纯粹思维的产物。为了使这种意识或思维普适于宇宙内外,杜林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从而走向黑格尔所说的某种“绝对精神”,乃至“上帝”或“智能设计”。

  杜林认为,因为人的思维是统一的,所以现实世界才是统一的。在世界统一于什么这个问题上,杜林提出“世界统一于存在”这样含混的说法。他所说的“存在”,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里的客观存在的“存在”,它与“自然界”、“物质”等,是同一系列的概念。而杜林所说的“存在”则是十分含混的,他甚至根据这种“存在论”论证出“精神”、“上帝”都是“存在”的。“当我们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没有存在的东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因此上帝一定存在。”(P47)

  但恩格斯认为,杜林恰恰把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弄颠倒了,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P39)这就将意识重新依附于物质,回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

  同时,恩格斯指出:杜林所说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而“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P48)也就是说,世界上的现象无论多么千差万别,都是根源于物质的统一性,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都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无论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物质、意识“二元论”都不能否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便将来暗物质、反物质、N维空间、蠕虫洞、能量场等新科学的发现,也恰恰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种观点,因为这里所说的“物质”指的是“客观存在”而不是“精神的或虚无的存在”。

  当然,这不是说,意识相对于物质就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力。恩格斯也强调,意识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东西。不应当使物质世界与思维相适应,而应当使思维去适应物质世界。思维、意识来源于实践,它们也必须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离开实践,它就会成为不可想象的东西。

  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我们也能得出客观与主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应当坚持物质、客观、实践第一性的观点,同时注意意识、主观、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力,毕竟,理论并不总是“灰色的”或是实践的“奴仆”, 如果只强调“实践第一”的方面,只重一个方面,这就又容易陷入“实践哲学”或“实用主义”中。实际上,事实是过往所有人类所认知的所有现象的总合,不能以个别、片面的现象否定事实共相,同样,实践是过往所有人类过往所有社会活动的总合,不能以个体、片面的活动否定实践一般。而从这实践一般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理论就不仅对过往既成实践具有解释力,也对未来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不能一切都要试过再说。否则,理论就成了跟在实践后头的仆人或跟班,只能起起总结、解释的作用,如何能稍稍高于实践来指引实践呢。对于“灰色论”或“过时论”,《佛经》、《圣经》、《易经》、《论语》、《理想国》等等2000多年了还有未过时之处,西方经济学至今还在运用并不比马克思晚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等等分析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才150多年也不能轻言过时。因此,应当说,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教条主义,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实用主义。当然,这里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的问题是不能动摇的,还是如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四、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暴力问题

  杜林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攻击,他认为:“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做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第二等的作用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P173)

  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杜林对经济和政治暴力关系的歪曲,指出: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不是暴力,而恰恰是经济。他用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是要以暴力为手段,使他“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服役”的例子说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P175)

  恩格斯强调指出,私有制产生的根源即在于经济领域,而不在于暴力,“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P175)比如,鲁滨逊为了能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P175)

  同样,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也不是暴力作用的结果,而是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以及资产者能够占有生产资料的产物。

  同时,恩格斯也要求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应作全面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应当看暴力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暴力在违背经济规律时,当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当暴力适应经济规律时,也是能够对社会发展就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人们一提革命就联想到“暴力”和“血腥”,就加以攻击,甚至认为历史上一切流血革命都是邪恶和不必要的,社会经由改良、渐进和和平方式也可以实现螺旋式上升。

  但是,一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不断表明,人类在屡屡“试错”的过程中,最后总是被迫走到暴力的道路上,才能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的“不断革命”中实现变革(“螺旋式上升”)。

  二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提问回答说,“但愿如此”。按照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恩格斯在不排斥两种可能性,并且在晚年欢呼无产阶级在议会、罢工而不是街垒战中所取得的每一次胜利的同时,其“重点论”还是呈现比较悲观的认识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

  三是如果未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无法相容,或者经济危机不能实现“软着陆”或“顺产”,马克思所说的暴力这个“助产婆”也许就无法缺席。人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在不得不跨越“卡夫丁峡谷”或选择革命的具体方式时,争取马克思曾经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余斌的研读笔记

  在《反杜林论》(7—351)中恩格斯指出,“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从而,西方计量经济学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了,因为这个检验试图表明无论在此时还是在彼时,一个变量都是另一个变量的原因。

  恩格斯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有些人尤其是认同西方经济学的人试图否定阶级斗争,但是,且不说,阶级斗争是对历史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单从西方经济学所强调人是自私的来看,人类历史就不可能不是人与人斗争的历史,从而也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历史上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当下的实践也同样检验真理。

  恩格斯指出,“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而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却认为,“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

  恩格斯在谈到“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时指出,这个戒律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因此,恩格斯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恩格斯在这里关于道德的评述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所谓“普世价值”的评述。

  在这里,恩格斯分析了“平等观念”:“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律结论,我们不久以前还在北美联邦各蓄奴州里看到了这一点。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把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密集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的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最初市民等级本身是一个封建等级,当十五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大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可以表明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

  恩格斯指出,“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先写上a,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末,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那末这就是正确的方式。”现在有人就以为,可以采用这种涂掉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来使马克思主义过时。显然,一方面,没有某种程度的走回头路,就谈不上否定,更谈不上发展和科学发展。另一方面,走回头路也不是只有完全回到过去这一种形式。

  恩格斯指出,“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其实,马克思主义又何尝不是如此?马克思只不过表述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便人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也阻挡不了其中指出的规律在现实中发生作用。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分析当然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同样是适用的。

  在谈到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时,恩格斯指出,“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

  恩格斯指出,“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末,土地就同样地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地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今天的一些人在引用斯密的部分观点赞美分工的效率的时候,忽略了分工的这种恶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生产资料支配工人外,还附加了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从而造成了工人的双重痛苦。

  对此,恩格斯指出,“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这些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要改革的方向所在。而且这样才能“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从而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在。

  在《自然辩证法》(357—657)中恩格斯在谈到“当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那种以‘接触力’为根据的电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从唯理论上来加以调和的时候,正是这种对于全部陈旧的电的理论的信仰,使得他在这里陷入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时指出,“当读到上面所引的维德曼对电流产生的解释的时候,会感觉到摆在面前的是和大约四十年前正统的和半正统的神学家用来对付施特劳斯、维耳克、布鲁诺•鲍威尔等从语文学、历史学方面对圣经所作的批判的辩护词一样的东西。在两种情况下所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也必然是相同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是要从思维科学的攻击下挽救旧的传统。那顶多也不过允许自己用数学计算的形式来思维的地道的经验论,却自以为自己所运用的纯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运用的主要都是些因袭的观念,都是其前辈的思维的大部分已过时的产品,如阳电和阴电、电的分离力、接触说。这些东西成为经验论的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在这些计算中,由于数学公式的严密性,很容易使人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诸如此类的经验论对同时代的思想成果是如此地怀疑,而对其前辈的思想成果又是如此地盲目信任。甚至用实验确定了的事实,在经验论那里也渐渐和这些事实的相应的传统解释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在解释最简单的电现象时,也用了偷运来的例如两种电的理论来加以歪曲;这种经验论已经不再可能正确地描写事实了,因为在它的描写中,那些传统的解释也一块混进去了。一句话,在电学这个领域里,我们碰到了和在神学的领域里所碰到的同样发达的传统。而因为在这两个领域里,最新研究的成果、在此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或者尚在争论的事实的确定以及必然由此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在打击旧传统,所以这个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必须求助于各色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支吾搪塞,求助于掩盖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而最后却因而堕入矛盾的迷宫中,无法找到任何出路。”

  恩格斯对于维德曼的批判完全适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这些人不仅还在讲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原理这些因袭的观念和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过时的产品,而且也求助于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并利用数学公式的严密性,来使人们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另外一些人则不仅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而且把错误的传统解释混进去描写事实,并声称这就是“实事求是”。而且一些企图从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相对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寻求借鉴的人则往往只不过是企图掩盖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最后必然因而堕入矛盾的迷宫中。

  恩格斯指出,“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因此,实践本身就是辩证的;摒弃辩证法,就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恩格斯指出,“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地,自私也只是在与无私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如果说人人都是自私的,自私就没有意义了。

  在谈到归纳法和演绎法时,恩格斯指出,“当归纳法的结果——分类法——到处出问题时(Limulus是一种蜘蛛,Ascidia〔海鞘〕是一种脊椎动物或脊索动物,肺鱼亚纲和原来把它当作两栖类的整个定义相反,是一种鱼),当每天都有新的事实发现,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分类法时,海克尔恰恰在这个时候狂热地拥护归纳法,这又恰好表明了我们的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特色。黑格尔曾经说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这个命题多么恰到好处地得到了证明!而且,由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演绎法”,回到亲缘关系上来——任何一个种属都确确实实是由于亲缘关系而从另外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而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而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作归纳推理的。”如今有人像恩格斯斥为驴子的牛顿一样反对假说,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来自对现实的抽象,不是演绎的。那么,他所认为的这种抽象与这里的归纳推理有什么差别?恩格斯在这里肯定的这种尚成疑问的推理不就是一种假说吗?马克思主义能离开演绎吗?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显然,如果这两者矛盾,人类就会在客观世界中处处碰壁,就不会存在下来。从而存在下来的人类的主观的思维必然与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

  在谈到“生存斗争”这个公式从动物社会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时,恩格斯指出,“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消费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因为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绝起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但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来求得平衡的恢复;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反杜林论〉材料》(661—710)中恩格斯指出,“如果我说——譬如——东方专制制度、古代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末,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代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这表明,东方的专制制度不同于封建制度,它们的基础不同。因此,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不应当称为封建社会时期。

  关于杜林的“职业的划分和活动的区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说法,恩格斯指出:“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今天中国仍然有些人在鼓吹这种分工说。

  恩格斯指出,“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这种失去财产的自由不仅是对一些人鼓吹的“自由”的讽刺,也是对他们鼓吹的财产权的讽刺。而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只是使富有和贫穷的对立不那些尖锐而已,远远谈不上什么再分配的公平。

  相关问题讨论

  针对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大家展开了讨论:

  关于辩证法问题,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按照苏联哲学教科书和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而现在有关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生态学的观点也不断出现和丰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也受到了一些质疑,认为起源于康德、费希特,并由黑格尔完善和体系化的辩证法只是西方哲学中的德意志观念论,而随着自然科学和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像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海德格尔“人的自我显现”、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强调“逻辑实证”的科学哲学,以及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的新发展,一些观点开始质疑或否定现代的进步和理性,反对理论化和统一性,而重视差异性和多元化。像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更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必然性而且是可以预见的观点恰恰是独裁主义的观点。由于他们掌握了历史规律和社会的真理,社会发展就不在呈现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或“或然性”,也就失去了自由性和多样性,从而使社会走向“封闭社会”和专制国家。但是,因为辩证法实际上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恩格斯)”,并不是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和转化的,它的整体性观念在反对孤立、线性看发展、看进化的同时,对未来发展的开放性也并不抱持排斥态度,但是正是社会发展在面向未来时呈现的多种“或然性”,才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解释世界”之外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世界”提供了可能,当然这种改变不能忤逆客观规律,而相对范畴下的客观规律在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的“可证伪性”的规范下仍然是存在的。

  余斌强调,辩证法是宇宙中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这种客观规律的反映。意识之所以是第二性的,之所以只能反映物质的客观规律,而不能主观臆造规律,就在于如果意识不从属于物质,意识就会灭亡。比如,如果有哪个人的主观意识非要认为从20层楼上往外跳决不会受重力的作用向下掉,那么只要他实践这个主观意识,他就不会再存在于这个世上了。人类之所以能够存活这么久,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遵循了物质第一性中所体现的辩证法。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一直争论激烈的问题。有学者就认为,实践并非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只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而且:1、只有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2、实践要成为现实标准,还离不开已有的正确认识、理论来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把实践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的有机联系中抽取出来而片面强调,在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又偏向了重实践轻理论的一面,这就使我们很难完整、准确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从而在实际工作中难以避免陷入不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和指导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等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性质的错误。因此,我们仍应当按照“党章”的规定,全面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将“理论联系实际”做辩证唯物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理解,既看到实践的第一性作用,防止教条主义,也应当看到理论的持久性、前瞻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防止实用主义。当然,这种理论必须是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得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被认为是正确、科学、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否则随意换用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多元化论等理论指导实践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对于当前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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