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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恕 李亮:反思朝贡体系的安全功能-内涵、制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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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3 13:22: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离不开对中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与东亚及世界的交往历史的学理梳理。朝贡体系因此在近年成为史学及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热点。随着研究的扩展与深入,朝贡体系此前在我国官方语系及大众意识中的完美形象开始遭遇挑战。一些学者就朝贡体系的制度安排、功能设计、实际运转、外界评价及当代遗产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朝贡体系存在功能上的缺陷甚至总体的“虚幻”性。如庄国土从朝贡体系的组织结构、功能实施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论解构和现实批判,以论证其“虚幻”性。虽然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它提供了一种十分新颖的视角,成为朝贡体系反向研究近几年来颇具代表性的成果。其他学者也程度不一地表达了朝贡体系是一种“想象”和“神话”的观点。美国华裔学者杨联陞通过对经典儒家文本的释义和对中原王朝治边政策的历史考察,认为朝贡体系下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我国台湾学者林孝庭则回顾了1767-1963年间中国与中亚克什米尔(Kashmir)西北部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土邦坎巨堤(Kanjut)之间的交往历史,发现双方的关系在不足两百年间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化,从而发出这样的疑问:“‘朝贡体系’究竟是深思熟虑下的一种策略产出,抑或只是一个历史想象的结果?”笔者认为对一个已形成习惯性好评的历史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审视和反思是有益的这不仅有助于厘清长期以来学界、外交界及公众意识中对周边外交的若干认识误区,也能对我国制定周边外交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6 @( k* _; q2 H! j% L2 F7 b,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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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当前学界对朝贡体系的质疑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功能上,成果也较多。韩国学者全海宗从统计学角度对比了朝鲜进贡物与清朝回赐物的价值,认为前者远大于后者,即朝鲜并未从清朝“厚往薄来”的政策中获益,相反,它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以维持朝贡,朝贡成为其国库的沉重负担。李云泉、张存武、牛军凯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朝贡体系的贸易功能并非看上去那样强大,它的建立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不过,在朝贡体系贸易功能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对体系安全和防御功能的讨论明显不足。“安全屏障”“拱卫体系”“守在四夷”等词仍常见于朝贡体系的相关论述中,该体系为中原王朝提供有效、稳定且持续的安全防护被很多人当成不言自明的常识。仅有极少学者注意到,在朝贡体系存在的近两千年中,中原王朝面临的边患、政权遭受的威胁从未停止。如陈志刚引用大量典籍与史料,从地缘政治与地缘军事两方面,分析了中原王朝与周边属国既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安全体系与机制,更无法结成牢固的军事同盟的现象,对朝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提出有力的质疑。这是笔者目前目力所见唯一以朝贡体系防御能力作为主题的成果。此外,郭良品使用现代安全理论代表之一的集体安全理论与“华夷体系”进行对比,认为由于依赖王道理想,皇帝独揽管理权力,缺少固定机制等原因华夷体系在安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局限。周方银则以均衡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指出无论中原王朝采取征伐还是怀柔,周边朝贡民族的最大获益选项始终是骚扰,朝贡体系的存在并无多大的实质防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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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的尝试是具有开创性的,提出了此前一直被忽视但却极为重要的一个现象,但学界就朝贡体系安全和防御功能的讨论而言,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由于对朝贡体系的固有观念十分强大,近些年,虽然质疑性研究在慢慢增多,但增长速度很慢,成果数量很少,尚未构成一个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且及时跟进的热点问题,对现有观念的挑战力度比较单薄。第二,对安全功能进行针对性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则几乎没有。这里所称的针对性既指研究主题与安全功能的关联性,也指论证方法的科学与过程的完整性还包括结论对安全功能相关问题要有释义、答疑和纠偏的能力。陈志刚研究的价值在于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朝贡体系的低约束力、低互信度和低军事防御力,但其落脚点在于解释中国历史上极少扩张与主动进攻他国的原因,即“防御已成问题,进攻更不可能”的逻辑,而非全面评价其安全功能,故还不足以纠正时人的历史认知误区。可以说,学界关于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研究刚刚走出空白,仍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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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 e9 Q& U$ J. X1 [笔者认为对朝贡体系安全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研究已经势在必行。因为它既是朝贡体系研究的薄弱一环,是存在误解最多的领域,也是一个突破口,是考察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还能为评估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提供一种可靠的历史参照。本文以朝贡体系安全功能为考察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以下三个层面,对朝贡体系的安全内涵、制度架构和现实效能进行分析。(1)朝贡国家本身是否忠诚于中原王朝,而不成为危险因子,即“誓不犯边”;(2)朝贡国家能否隔离强敌,抵御外寇,成为中原王朝的安全屏障,即“守在四夷”;(3)中原王朝对朝贡体系的安全功能是否存在准确认知及有效管理。通过这样的系统认证,本文最后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朝贡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保护中原王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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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9 I9 S; N/ h" f4 \需要说明的是,朝贡体系涉及了中原王朝多次政权更迭及东亚近两千年内几乎所有国家与民族,其内容之繁杂、细节之丰富、差异之悬殊远非一文可尽述。仅体系内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按地理距离及文化亲密度就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多层变化,它包括皇室宗亲及重臣领导的完全受中央辖治的“内藩”,由中央册封、享有一定自主权的境内少数民族政权,也包括虽为独立政权但与中国接壤并严格执行政治臣属关系的藩属国,还包括和中国保持松散进贡与册封关系的若干中亚、东南亚国家与政权。在同一朝代,中原王朝针对体系内不同身份的成员执行着截然不同的政策。而随着中原王朝政权的更迭,同一朝贡主体的身份可能在属国、藩镇等之间变换。所有这些构成了朝贡体系的极端复杂性,任何从整体视角出发探寻朝贡体系通用理论的尝试都必然是不全面的。本文选用“朝贡体系”这一使用最广的称谓,以“朝贡国家”指代享有部分或全部内政自主权的藩属国和境外少数民族政权,并力图提出一个论述框架,使它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连续性,且能解释大部分事实。而时空变化下朝贡体系的细节、变迁和一些例外情况则不得不忽略。此外,朝贡体系存在的历史阶段中,国家安全只包含传统安全即与战争、和平、领土完整与政权稳定相关的事务。这也使得本文所讨论的安全功能有着十分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而不至于铺展得太宽。( X  {# N% z" R. s3 C; A# f  Q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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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系起源于春秋时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聘制度,到唐朝已经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国家间关系规范,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内涵及功能。学界对朝贡体系功能的正向诠释主要包括:(1)构建以中原王朝的“王道政治”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使四海“咸服”;(2)促进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以“归化蛮夷”;(3)与体系内国家建立政治/安全协作关系以减少冲突,稳固边防;(4)促进与体系内国家的商品贸易和流物资通,维持经济繁荣。当然这种顺序并非绝对,它们的存在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对体系功能的反向质疑则主要集中在贸易功能上,关于安全功能的反向研究几近空白。原因之一,是朝贡体系的起止时间与中国周边的相对稳定期存在着时间上的高度吻合。从先秦到近代之前(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中国周边外交格局虽有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变化,但中心和边缘地区的相对关系变化要弱得多。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始终遵照华、夷等级,构成包含册封、朝贡、联姻等政策工具在内的一种独特的东亚国际秩序。即使北方游牧民族数度南下造成中原王朝政权更迭但汉文化主体总能在一个历史周期后回到权力中心,入侵民族则退回外围,双方恢复正常的等级关系。然而,鸦片战争后,朝贡体系逐渐解体,中国从朝贡体系的中心、亚洲的“天朝上国”变为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的一员,而且是没有平等身份的一员,而周边国家则从中国的朝贡国家变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周边外交的对象、原则、格局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这一宏大的历史区间中,朝贡体系的解体时间与中国周边陷入动荡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原因之二,安全制度大多是一种地理安排。朝贡体系的成员国依其与中原王朝地理距离及文化亲密度,以同心圆模式,次第环绕着中原王朝疆土(尽管疆界大多数时候都是模糊和不断变化的)并伴随着文化及政治上的臣服。因此,基于地缘政治常识的简单推测,外围理应对中心形成“拱卫”和“屏障”之势。) k' G+ s. O7 g# H2 h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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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两个原因都不足以构成对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直接支持。虽然朝贡体系存在时间与中国周边稳定期存在大致重合,但朝贡关系的解体和中国周边陷入动荡并不构成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原因的两个后果。一种较合理的解释是:虽然中原王朝在历史上遭遇了多次来自外部强敌的短暂攻击但均以和亲、逆朝贡甚至改朝换代的方式得以消解,中原王朝大多数时间维持着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朝贡体系本身也没有受到根本冲击。然而,来自西方列强的进攻则带有瓦解性力量,它们的殖民利益诉求、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与清朝在实力上的巨大悬殊,均截然不同于此前的外敌。清朝及朝贡国家无力阻挡西方自海上而来的侵略,也无法在朝贡体系框架内媾和,从而造成了朝贡体系的根本性解体,也使中国周边陷入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动荡。而关于外围国家应对中心国承担屏障之责的推测,也带有想当然的成分。只有对双方就履行责任达成了何种契约、契约以何种形式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才能探寻到朝贡体系的本质。$ W) Y# S4 e) ]/ G8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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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利用一种理论工具,对朝贡体系制度设计上的安全内涵及其落实情况进行系统论证,是考察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可行路径。事实上,用“制度设计”一词是不严谨的。对于朝贡体系是否为一种有意识的设计、是否存在完备的系统及制度,学界仍存争议,而本文恰恰旨在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但通过对该体系相关概念的释义和对中原王朝官方表态的解读,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在创立及运营朝贡体系的过程中始终通过种种手段赋予其安全功能,并期待它在维持中原王朝边疆安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尽管如后文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实效也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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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象、主体及指向等维度出发,可以发现朝贡体系安全功能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中原王朝对朝贡国家的安全庇护承诺,即当朝贡国家政权受到国内反对势力或第三国的威胁时,中原王朝应出兵相助;其二,朝贡国家对中原王朝的安全护卫义务,即不主动寻衅并自觉抵挡外部威胁,维护中原王朝的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固;其三,中原王朝在朝贡体系内“协和万邦”,承担地区争端中的最高斡旋机构,协调朝贡国家之间的纠纷,促进地区和平。虽然第一层和第三层均为这种安全关系的组成部分,但从中原王朝的视角出发,第一层与第三层均不是它的优先考虑目标。为讨论的方便及深入,本文仅以第二层为分析对象,即朝贡国家对中原王朝的安全护卫义务。这一点受到的误解最多,对当前中国构建地区安全观和周边外交理论也最具参考意义。# w. q2 \' B6 a/ o0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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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2 K# V+ X! @7 k尽管学界对中原王朝创立朝贡体系的动机仍众说纷纭,但已达成共识的是,中原王朝对朝贡国家“以藩代守”、护卫中原王朝边疆和国土安全抱有较高期待。对朝贡体系的核心——宗藩关系进行字面释义,就能说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以封建为实质的“藩”字起源,可上溯到夏、商。夏代分封方国,而受封方国承认夏王为天下共主,要对中原王朝尽一定义务:其一,参加夏王召集的会盟;其二,定时来京朝觐;其三要对夏王提供军事协助,配合出兵作战;其四,要按规定向夏王纳贡,否则要受王师征伐。可见,在夏朝确立的藩臣与君主的权利义务基本原则中,已包含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和违约惩处规定。自周代起,“藩”开始正式出现在官方文献上,并成为朝贡体系中政治、军事内涵的字面表征,如周成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以及九服理论中最外围的“藩服”。康熙字典称“藩”初义“籬也”,即篱笆,又意“屏也”,即“屏障”“保卫”。由“藩”衍生出的“藩篱”“藩屏”“内藩”“外藩”“藩邦”“藩服”等一系列复合概念,虽在不同情境中含义有细微差别,但核心性质均为屏障、护卫。. ~2 C9 U! K9 F6 n8 w! c+ v, y2 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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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字在朝贡体系中的大量出现,尤其用于命名、定性,确立了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基调。而朝贡体系的最高领袖———中原王朝皇帝对朝贡体系的评价则直接印证了中原王朝对该体系安全功能的寄望。康熙皇帝曾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雍正皇帝曾指责准噶尔领袖葛尔丹策楞称:“似此世济其恶之人,时时欲戕害臣服我朝之蒙古部落,以坏我屏垣。”光绪皇帝在给军机大臣的谕令中说:“越南向隶藩服,为滇、粤两省屏蔽。”中原王朝在给高丽、西夏、交趾的国书中反复强调朝贡国家的守卫与屏障之责,更进一步确认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如“保绝域之山河”“藩卫中国”(对高丽)、“主于西陲,藩屏帝室”(对西夏)、“外有四封之守,以捍于王家”(对交趾)、“侯藩之卫中国”以及“奠我西屏”等等。此外,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也多次强调“藩”的这一属性。1850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廷上奏称:“盖外藩者,屏瀚之义也。故高丽、越南、缅甸等国与我毗连,相为唇齿,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中写道:“固边者不可不恤藩,以藩服即边疆之屏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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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中原王朝从最高统治者到知识分子都对朝贡体系的安全护卫功能提出明确的主张,有学者利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视阈下的军事联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认为朝贡体系构建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双边安全关系,与现代军事同盟有十分类似的形式与内核。曹玮还提出,在古代东亚地区,如果中原政权与朝鲜半岛国家正式确立了朝贡关系或兄弟之盟,即可视为两国建立了军事同盟。笔者认为,从设计初衷而言,中原王朝的确想将朝贡体系打造为一种全方位的双边关系框架,以朝贡关系的确立,带动政治臣属、经济贡赐、军事同盟等一系列关系的确立。因此一些特定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等,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确实具备了狭义军事同盟的形式,如联防、借兵、互不侵犯的承诺等。但正如下文将论述的,用现代意义上的同盟理论来衡量,朝贡体系存在的历史情境无法提供建立标准同盟关系所需的充要条件,朝贡体系下的军事合作关系也不具备一个同盟的必备要素。虽然中原王朝通过单方面的推动,使朝贡体系在某些特定时空和关系中具备一定的军事同盟性质,但由于制度内核的天然缺陷以及保障制度的后天缺失,这种同盟的生命力十分脆弱,或转瞬即逝,或流于空谈。4 p- V: I. }* B* a; \- I4 K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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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c8 J6 p( F二、朝贡体系对内安全功能——誓不犯边4 A* m1 }) C" c3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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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 H" b' ~- V* |) u3 O从理论上来说,朝贡体系的安全护卫功能可分为两方面:其一,对内,朝贡国家能否自觉恪守藩臣义务,完全保持对中央的臣属,而不成为危险因子,即“誓不犯边”;其二,对外,朝贡体系能否隔离强敌,抵御外寇,成为安全屏障,即“守在四夷”。但是,中原王朝的意愿与朝贡国家的落实情况、理论与体系的实际运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这是我们探究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关键所在。. E/ q! b& V; Q: d) R2 T1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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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 h$ w: S0 I$ i+ R! w. K一般军事同盟的形成是为了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和共同的不安全感。但在朝贡体系中,朝贡国家“不犯边”才是其安全功能的核心。在很多确立朝贡关系的文本中,朝贡国家除了被要求政治臣服外,还需自誓“永不犯边”。这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除东南临海外,中原王朝的广阔疆域被数量众多的周边国家及民族包围着,这种地缘特性决定了其边疆的最大威胁来自周边。只要加入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承诺“不犯边”中原王朝的绝大部分边疆从理论上来讲就能安全无虞。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对朝贡国家进入朝贡体系的动因存在着矛盾的认知。基于文化理想主义,它坚信朝贡国家是因为仰慕华夏文明的“软实力”而欣然进入体系,接受相关的政治与军事安排。但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它也看到,朝贡国家“慕利”的动机十分明显,因此在维护朝贡关系时面临很多变数,需要提前防范。- Q8 R3 k3 {7 H6 h: u7 O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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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包括高丽时期)基于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及“事大主义”外交理念进入朝贡体系,虽没有明确的军事结盟程序,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即有些学者所称的同盟关系。但是,虽然在外交上谦卑有礼,在实际军事战略上,它的自主意愿却远远超过与中原王朝的协调一致性。在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或认为朝鲜的核心利益(如北方疆域安全)被侵害时,朝鲜便会采取抵制中原王朝命令甚至武力出击的策略。在宋、明等朝,这种反抗不胜枚举。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为全面接管元朝在东北及朝鲜半岛的辖地,决定在双城总管府的原址设置铁岭卫。高丽国王王禑听闻消息后,于次年派出大将李成桂,主动出击辽东,意欲先发制人。后因行军困难,李成桂在威化岛倒戈回国,推翻王氏政权,开启李氏王朝。李氏王朝虽然奉行“事大”政策对明积极朝贡,但同时也在控制辽东地区、招抚女真人等事务上,与明朝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夺。明太祖将李氏逆行总结为“三衅二侮”并在手诏中予以训斥,但并没有采取其它惩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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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n! N2 A1 s' f越南自秦朝成为中国的郡县,宋朝变为标准藩属国,历代受中华文明浸润,但其追求独立甚至扩张的意愿也始终存在。在作为中国郡县的时期,当地越人及华裔移民为反对郡县统治的起义此起彼伏,如东汉的二征起义,东吴的赵妪、越国达起义(248年),梁朝的李贲起义(541年),唐朝的冯兴、冯安父子起义(791年)等。在成为宋朝藩属国之后因揣测宋朝软弱,越南在边境上频频挑起冲突,并于1075-1076年初出兵10万入侵两广边疆,进攻钦、廉、邕州等地,并屠杀居民几十万。值得注意的是,治平元年(1064)年,宋朝派陆诜到邕州整饬地方吏治、招抚地方民族武装,使“交趾大恐,遣使朝贡,辞礼加恭”,表达绝不犯边、累世尽忠的意思,十年后却大举犯边。而且,即使热战如此,越南对宋朝的朝贡也仅在1074-1076年间暂停三年随即继续。明朝时,越南也曾大规模入侵中国广西边陲。朝贡与军事冲突呈并行之态,说明朝贡国家并未将朝贡关系视作一份和平契约并谨守“不犯边”的承诺;而中原王朝除了“却贡”再无其它方法惩罚犯边者。! a# F,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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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 ~( z3 l6 H: W; j! r日本更是朝贡体系中的一个异类,就连它与中原王朝是否建立过标准的朝贡关系都存在争议。虽然在公元413年主动与中国续交,并在东晋、梁、唐等朝积极遣使朝贡,但它与朝贡体系始终若即若离。一方面它希望从中国获得文化及贸易上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又极力营造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并撇除任何可能承担的义务和约束。比如在隋朝,与日本处在相同地位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受隋朝的册封,日本只派使朝贡而不受册封,目的是与隋朝保持平等的关系,并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西皇帝”,自称“日出处天子”“东天皇”。在宋元两朝和明中期,日本多次单方面中止朝贡,中原王朝则只能“以忽视或搁置一边而不加理睬待之”。4 G+ C) i+ |" G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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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时进时出于东亚朝贡册封体制的乖戾举止……和中国的对日态度并没有改变日本依然置身在东亚朝贡册封的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之中的现状”,但这种对朝贡体系的游离性和独立性也加重了日本在双边关系中的功利性和进攻性。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遣使赴日,要求其取缔倭寇并恢复朝贡。日本天皇之子、怀良亲王拘禁并杀害了来使。随后,朱元璋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敕谕,威胁将出征日本。怀良亲王的回应更是针锋相对:“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否认了中国皇帝“天下之主”的地位,更声称明若出兵,日本必应战:“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此后日本进入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直接停止了对华朝贡,关白丰臣秀吉更是将瓦解朝贡体系、夺取中日关系中的“上位”从而构建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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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双方维持朝贡关系期间,倭寇问题仍屡禁不绝,明朝有史可查的倭寇袭击多达60次,而明朝仅有的惩罚措施却贡在很多时候也无法落到实处。明成宗于永乐初年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该命令是一纸空文。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1403),“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圭密等三百余人奉表贡马及铠胄、佩刀、玛瑙、水晶、硫磺诸物”。在接下来的七年中,日本先后8次遣使朝贡,多于一年一贡。在宣德、嘉靖年间,明朝政府虽一再重申前令,但收效其微。也就是说,日本不仅随意进出朝贡体系,而且即使身处体系内时其统治者也不遵守中原王朝对贡期、贡物规定,甚至放任民间势力对中原王朝沿海地区的小规模军事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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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国均为受中华文化影响甚深的朝贡体系内圈的国家(日本的特殊情况除外)。虽然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及对朝贡体系的忠诚度相对较高,但本国的利益诉求及独立意志也是明确的。在利益冲突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武力便成为一种选择。至于处于朝贡圈边缘、未受中华文化浸染的国家和游牧民族政权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投机倾向和分离愿望。在唐、明、清等朝对内政昌民和、对外“锐意通四夷”时,它们基于现实主义逻辑进入朝贡体系,履行入贡义务并承诺“永不犯边”,以获取经济、文化等利益。而在汉、南北朝、宋、明后期等中原王朝衰落的朝代,它们则诉诸“机会主义”行为。自738年建国并受唐朝册封至902年灭国的160多年间,南诏国在归唐、叛唐间反复不仅数次挑起边衅、侵犯安南,还一度转投吐蕃,接受其册封。750年,南诏在挑起战争并战败后要求归唐,并威胁称如唐朝不受其降则南诏将“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752年,南诏果真接受吐蕃册封。784年南诏弃蕃归唐,而860年又再次叛唐,其外交勒索之意十分明显,也不承认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北宋一朝,西夏一直向宋朝遣使入贡,但双方又同时发生着频繁的冲突,特别是北宋后四朝,战多而和少。与南诏、越南一样,即使在大规模交战之际,如元昊称帝(1039)、夏宋三大战役(1040-1042)、永乐城之战(1082)等,双方朝贡关系始终没有破裂,只是暂时中断。战事稍缓,西夏马上遣使入贡。它通过中断朝贡、发起武装挑衅以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通过恢复朝贡、谢罪称臣来换取宋朝对此前行为的既往不咎,因此军事冒险的代价相对于收益是极低的。司马光形容西夏“虽外遣使人,称臣入贡,而内蓄奸谋,窥伺边境”,如果宋朝遣使责问,西夏则“拒而不纳,纵有所答,皆侮慢欺冒之辞,朝廷亦隐忍含容,不复致诘”。他认为,西夏遣使称臣奉贡有三个目的,“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得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元朝史学家也感叹,西夏“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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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方式和战略文化更具进攻性的游牧民族来说,如康灿雄所言,他们与汉文化圈国家拥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政治结构和文化。即使他们接受了朝贡体系的基本原则,也不会接受儒家文化理念,因此和他们保持稳定的关系是麻烦重重的。在多个朝代,游牧民族以武力侵扰中原王朝边境乃至腹地,甚至利用军事优势,改变此前的主从关系,迫使中原王朝用大量钱财物资以及皇室女子献贡以换取其退兵和苟安。本文把这种关系称为“逆朝贡关系”,即由于战争等原因,中原王朝被迫成为其他政权的朝贡者,通过文书、协议等方式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以大量金钱及物资以换取对方的休战或安全承诺。早在朝贡体系初创的西汉初期,西汉与匈奴的臣属位置就多次互换。公元前200年,遭遇“白登之围”的汉高祖不得不通过“和亲”等办法与匈奴结成“兄弟之国”,“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布下诱阵欲伏击匈奴,史称“马邑之谋”,虽未有斩获,但与匈奴断绝了和亲与逆朝贡关系,此后匈奴频繁“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随后,汉武帝通过数次大型战役,对匈奴发动猛烈进攻,使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分裂,实力大减。公元前60年,匈奴决定“称臣入朝事汉”,履行朝觐、进贡、纳质等义务,变“兄弟”为“藩臣”,双方建立正式朝贡关系。此后,双方关系又因匈奴复盛而中断、匈奴分裂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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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朝贡体系迎来了自创建以来最多的挑战者。宋朝建立之初,在恢复“汉唐旧疆”的目标下企图降服在北方逐步强大的契丹,建立适应传统的君臣秩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解决燕云问题。燕云问题正是一个“逆朝贡”之例,后晋皇帝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并称比他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且每年进奉,显示出游牧民族在与中原政权交往时全然不承认“华夷”秩序而是抱着平等甚至是弱肉强食的交往逻辑。这也决定了宋朝不仅无法将辽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下,还不得不与之建立外交上的平等关系,并接受自己的朝贡国(如高丽)转投辽国朝贡体系,奉辽为正朔。“澶渊之盟”后,宋与辽名义上为“兄弟之国”,但每年均向辽缴纳巨额岁币,从1004年到1041年共38年间,每年岁币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共白银380万两、绢760万匹。1042年,北宋将岁币增至每年白银20万两,绢30万匹,即从1042年到1120年共79年间,每年岁币白银20万两,绢30万区,共白银1580万两,绢2370万匹。也就是说,澶渊之盟后,北宋向辽提供的岁币总计白银1950万两,绢3130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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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b  t; Z( z  A. Z6 p0 t. |南宋与金的交往“自对等之国始,以灭国掳主终”,也构成一个典型的逆朝贡关系。南宋初立,为求自保,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主动向金请求“去尊号,用正逆,比于藩臣”。绍兴八年(1138)的绍兴和议确立了金与宋的君臣关系,宋朝向金称臣、贡银,但不受册封。两年后,金朝撕毁和议,南下攻宋,宋高宗不得不接受册封,表示“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朝因内乱而势弱,同意放弃与南宋的君臣之礼,改为叔侄之礼,这种“金君宋臣”的关系持续了24年,它具备标准朝贡关系的一切要素,包括册封、朝贡及各类君臣之礼等,但主客位完全颠倒了。以绍兴和议的“岁贡银绢50万匹两”为计,南宋共向金输出银绢1200万匹两。9 ^0 m% Q1 @6 [: f3 F* \6 e# s% p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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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9 `# v+ ?3 d3 y从存在时间来计算,“逆朝贡”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遭遇白登之围到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共67年;从936年辽太宗册封石敬瑭为后晋皇帝到942年石敬瑭去世,共6年;1005年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到1127年北宋亡,共122年;1138年南宋与金的绍兴和议到1234年金亡,共96年。因此在朝贡体系存在的约1920年中,中原王朝与其他政权构成逆朝贡关系的时间长达291年。这还不包括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情况,即中原王朝不向周边国家称臣,但通过“岁赐”“岁币”等方式向后者提供远远超过正常回赐的金银及物资,如1044年庆历议和后的半个多世纪,北宋向西夏提供15万匹绢、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等。被称作“友好使者”的王昭君和众多汉族和亲女子也是逆朝贡关系下中原王朝被迫付出的“安全成本”,其本质是战败国或潜在战败国向战胜国交付的媾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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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边疆问题学家巴菲尔德直言,游牧民族“纳贡”“归附”或者“入质”是一种外交烟雾,即定居文明通过给边疆部落民众钱财来安抚他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钱买平安。对中原王朝而言,相比发动战争所需的庞大开销,用回赐、岁币等经济利益和互市等商业机会来“购买”边疆安全产品,无疑是一种划算又体面的选择。而对朝贡国家和游牧民族而言“不犯边”并不是在朝贡体系框架内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要价工具。通过承诺“不犯边”获得贡赐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通过“犯边”进一步抬价是他们与中原王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最大动力。一旦出现利益冲突,这种脆弱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朝贡国家转而变为朝贡体系的挑战者和颠覆者。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说朝贡体系还有促进安全的作用,也只是体现在为中原王朝与犯边者提供一个冲突过后的议和平台和协商路径,以快速解决问题。它本身预防和阻止“犯边”的能力在多数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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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贡体系对外安全功能——守在四夷! y( B* O2 H+ M/ ~2 {5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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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 ~  D, E3 a% L* T) p4 s" ?朝贡体系并不是中国周边对外关系的全部。退出朝贡体系的国家在体系外游离的国家、与体系形成鼎立的敌意国家等,均是中原王朝的安全防御战略对象。因此,用朝贡体系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隔离强敌,抵御外寇,是中原王朝赋予该体系的另一重安全内涵,也在当代公众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从关键词“屏障”的字义看,它的基本功能是隔离,放入朝贡体系的语境,即为朝贡圈外侧存在强敌和有害因素,威胁中原王朝的秩序、安全和环境,而朝贡国家能从地理和防务两方面对有害因素构成阻挡、缓冲和防护作用。因此考察朝贡体系能否充当“屏障”,应从以下两点入手:区域外是否存在强大安全威胁;朝贡国家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抵御这一威胁。2 t! E( R3 A; K- Y3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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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的交往及迁徙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彼此多有隔离,没有太多来往,远距离征战更非易事,因此欧洲大陆的强大帝国与中原王朝都是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单极强国。从中国历代版图来看朝贡区域之外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强敌。如西汉时期与中原王朝接壤者从东北往西南依次为肃沃、夫余、乌桓、匈奴、康居、大月氏、身毒、哀牢,除匈奴外,均为与中原建立或有意愿建立朝贡关系的小部族。在这些部族之外的广阔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南亚不存在对中原王朝形成威胁的强国。明、清的情况也比较相似。中原王朝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东亚乃至亚洲的超级大国。波斯帝国最强大时曾将其疆域推至帕米尔高原和费尔干纳盆地,但与中原王朝的疆域尚有一段距离。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军事冲突的域外强敌只有日本与唐代的阿拉伯帝国。前文已论述过中原王朝与日本的关系,而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交战是东西两大帝国争夺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而发生的碰撞,并非对唐朝本土的进攻,且双方在短暂交战后立刻恢复和平,随后因双双开始衰落、版图收缩而再无交集。真正对中原王朝构成实质性威胁的游牧民族则与中原王朝直接接壤,中间并无朝贡国家隔阻。因此,与其强调“屏障”功能,不如考查朝贡体系在战争时期的联防能力。% }  l: H; z, Q0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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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 G, f) N$ Z+ L8 |) S如前所述,基于互补的防卫需求与共同的不安全感,中原王朝曾与不少朝贡国家结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并就朝贡国家对中原王朝的防卫义务达成了共识,通过仪礼、国书、官方文本予以确认。公元585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战败,被迫降于隋朝。他遣子入朝上表隋文帝:“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颗,永为藩附。”唐太宗时期,归附唐朝的东突厥贵族李思摩率部落建牙帐于故定襄城,向唐太宗奏言,以守门犬自比:“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在与唐朝的臣属关系破裂40余年之后,南诏于贞元十年(794年)提出重修旧好,南诏王异牟寻向唐朝表示:“愿充内属,盟立誓言,永为西南藩屏。”越南国王阮福时在1819年咨呈清朝礼部的文中称:“下国仰荷封殖,永作藩篱。”光绪皇帝更是部署了一个“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边疆防御体系。尽管如此,在面临外部安全威胁时,朝贡国家仍普遍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政策取向,其首选往往不是护卫中原王朝,而是背弃同盟或进行双面结盟。这种情况在宋朝尤其突出。宋朝一直希望联合吐蕃对抗西夏。宝元二年(1039)和康定元年(1040),宋两次向吐蕃发布诏谕,称:“腾以昊贼猖獗,侵惊边隅……待诏到日,刷领手下军马径往贼界,同力剪除。”虽然吐蕃的唃厮啰政权遵从唐朝时唐王朝与吐蕃联姻的关系,称北宋皇帝为“阿舅”,对北宋“累世称藩,资忠效顺”,总体上也配合联宋抗夏的策略,但其出发点是从宋朝获得册封以稳固政权并获取经济利益。在西夏强大且对吐蕃产生安全威胁时,吐蕃随时准备变节。因此,吐蕃新国王阿里骨甫一继位,就改变政策,开始联夏抗宋,“阴连西夏,诱结蕃首,约为内应”,进攻熙河六州。宋朝标准藩属国——高丽离开宋朝朝贡体系而转事辽、金的做法也说明无论是朝贡体系里的投机分子,还是模范成员,真正履行军事联防义务的意愿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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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履行对中原王朝的防护义务,也需要朝贡国家拥有较强大的军事实力。一个简单的算法是,敢于进犯中原王朝的强敌,其实力,至少短期的军事动员能力,应超过中原王朝。而忠诚履行朝贡义务的朝贡国,一般都是实力远逊于中原王朝。基于这样的实力次序,期待朝贡国家阻挡强敌的进攻,无异于企图用一张薄纸挡住箭雨。% `( p' y: h;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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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效阻挡过外部侵略的“藩屏”当属朝鲜,但从它两次对日作战的过程与结果看,其屏障意愿与抵御能力也远非所望。早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便萌生了对中华朝贡体系的挑战欲和征服亚洲大陆的野心而朝鲜作为中国地缘和战略上的“东屏”,是日本西征的第一块踏板。早在万历朝鲜战争前,丰臣秀吉便通过遣使的方式告知朝鲜“明年将大举假途,直犯上国”,诱使朝鲜叛明降日。朝鲜虽拒绝了日本的诱降,但就是否向明朝上报消息一事,进行了长达一月的廷议,最后才遣使向明“略奏倭情,称以传闻”。明朝希望联合朝鲜先发制人,合兵剿日但被朝鲜拒绝:“彼(日本)以舟楫为家,寇抄为业,颿风飘忽往来无常。而小邦(即朝鲜,笔者注)之人,则短于柁橹,不习下洋,为边吏者,唯守备是图。”直到日本对朝鲜发起进攻,朝鲜才向明朝求援。虽然战争最后以明、朝联军取胜,但日本退兵主要是因为丰臣秀吉暴卒,且朝鲜在无论是战前预警、备战还是战时应对都十分消极。清末时,日本通过战争威胁及谈判等手段将朝鲜置于控制之下,为进入中国东北铺垫。而朝鲜的主政者在抗日与附日之间摇摆。虽然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对遏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起了一定作用,但《江华条约》《汉城条约》《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又消解了这种积极作用,甚至从法理上清除了日本向中国东北进发的障碍。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朝鲜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同盟关系并未发挥作用。在朝贡双方利益契合的时期,朝鲜在言辞和礼仪上表达对这种同盟关系的认同;而在日本进攻造成朝贡双方利益分化时朝鲜的首要决策依据是利己主义而非集体安全。在认为日本意在中国时朝鲜推诿责任、作壁上观;在明确了朝鲜也是日本侵略的一部分时,朝鲜才寻求与中国的联合防卫。从结果来看,它虽然为消耗日军战斗力、延滞其进犯步伐起了某些缓冲作用,但无法改变日本既定的西征路线,更没有担负起守卫中原王朝“东北门户”之责。9 F( l. G: ~0 b/ {7 D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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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c1 L: i, q* x, [除联防外,在中原王朝面临威胁时向其借兵是朝贡国家的第二个明确义务。虽然中原王朝对于借“夷”兵始终持谨慎态度,但在危机时刻也曾尝试向朝贡国家求助,如安史之乱后向回纥借兵,明朝为出击瓦剌、剿灭建州女真向朝鲜调战马和兵士。但史学家考证的结论是:回纥向唐朝所借之兵不仅数量极少,远不足以帮助唐在战场上扭转颓势,且在时局平息后,回纥兵自恃战功,不断侵扰中原社会,索要报偿。而在明朝敕令朝鲜出兵夹攻瓦剌时,朝鲜则以防备倭寇、女真诸部入侵为托词,拒绝派兵参战。次年正月,明朝因战马急缺要求朝鲜调送马二三万匹至京,朝鲜仅提供500匹以塞责。仅在明朝要求合剿对朝鲜造成巨大军事压力的建州女真时,朝鲜才派军助剿。因此,在中原王朝与强敌发生冲突时,其它小国大多避战自保,并不愿意搭上中原王朝的战车。中原王朝依靠向周边朝贡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逆转战争困局的案例也十分罕见,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朝贡体系中的安全合作缺乏实际内容。! `" W' u) s) ^; 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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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5 j: k+ u自汉代起,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造成了至少西晋、北宋、南宋及明朝四个王朝的覆灭和频繁的边疆危机。据康灿雄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1368-1841)与游牧民族、倭寇、“汉化国家”的冲突次数,依次为225次、60次、12次。虽然康氏认为,中国与汉化国家的冲突次数及规模都远小于与游牧民族,原因就在于朝贡体系的维稳作用,但笔者从其数据中恰得出相反结论。首先,很多游牧民族及日本都曾阶段性地进入过朝贡体系,而他们对中原王朝的边扰也在同时进行,上述225次和60次冲突很大一部分是在朝贡体系内发生的。此外,中国与“汉化国家”间冲突较少的原因也应将中国的温和霸权威慑、汉文化的非攻性等因素考虑在内。基于此,已有的冲突次数足以对朝贡体系的安全防卫功能构成有力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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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朝贡国家形成了拱卫中国安全的屏障体系,倒不如说,中国北部与西北部沙漠、戈壁、高山等形成的天然屏障在地理上阻隔了外部威胁,而中国在人口、疆域、文化及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才是真正退敌于门外的威慑力。但是这一威慑力不是常量而是变量。随着中原王朝的实力、朝贡国家的实力、本民族认同感等自变量发生变化,威慑力也呈周期性变化。一旦威慑力下降,不安分的邻居便会寻找可乘之机对中原王朝发起进攻与勒索。朝贡体系下的同盟关系在约束成员国、预防危机和动员成员国、抵御危机方面发挥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屏障观”则更大程度上是“天下观”和“中国中心主义”观念下的一种地缘政治想象。如前所述,朝贡国家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几乎是常态,朝贡国家经常具有“朝贡者”和“入侵者”的双重身份,但我们的舆论习惯上认可和夸大了前一身份,而对后者则采取了回避或淡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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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原王朝对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薄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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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6 S+ A, F/ L, Z* T3 }9 Y中原王朝依靠其文化、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建立的朝贡体系,理论上能成为一套制度完备、功能完善、管理严谨的东亚地区秩序,在各个领域,尤其在安全方面,充分实现中原王朝的利益诉求。但如上文分析,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应归咎于中国对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认知及管理的缺失。. {1 c6 ~2 k: z8 x( S8 ^!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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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层面而言,构建朝贡体系时,中原王朝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各国纳入“华夏礼治秩序”而不是打造“华夏安全复合体”。安全功能虽然是中原王朝运营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但并非优先发展任务,至少排在建立政治影响力之后。费正清也一直以文化中心论来总揽朝贡体系的方方面面,认为理解朝贡体系的关键是中国关注文化,而不是政治—军事和实力。隋朝三伐高句丽,其直接原因系高句丽侵扰辽西,而在《隋书》卷八十一《东夷百济传》记录的隋文帝在第三次征战时给百济云的诏书称:“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帮命将讨之。”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九月,吐蕃因屡败于唐军,便遣使请和。唐玄宗称:“吐蕃赞普往年尝与朕书,悖慢无礼,朕意欲讨之,何得和也。”依此逻辑,中原王朝认为,基于朝贡国家的礼仪过失,而非军事挑衅而对其展开征讨,是具有更大正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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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5 d4 L9 s1 ^% L0 a6 h; e& K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是一种中华经典对外交往理念——“谨事四夷”。除唐太宗曾主张“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其他历代帝王均明确将华夷两分,并确认自己在彼此关系中的上位。其核心观点为:其一,认为华夏与夷狄之间,“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是上天与前人为“别内外,异殊俗”,朝廷与夷狄宜守境相安,维持静态的平衡。其二,认为治理夷狄的佳策,是“接以礼让,羁縻不绝”,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而非擅用刀兵,“与虫蚁狡寇计争往来”。其三,认为经营夷狄多数得不偿失,“散有用以事无用”,不应“困百姓而外事四夷”。因此,本着“夷者不与约誓”“王者不治夷狄”的原则,中原王朝认为不需要也不愿意依靠“夷”,因此在朝贡体系建成后,情愿投入大量资源对朝贡礼仪进行规范,却无意做实双方在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推进制度层面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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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对契约关系在建成后都应该往制度化方向发展,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专为应对安全问题而生,要保证它在高压下和生死存亡之际仍能正常运转,就更需要精确的设计、明晰的约束力及高度的制度化。事实上,中原王朝对域内边疆的军政治理措施是较成系统的,如汉代设立都护、中郎将、校尉等对西域各部、匈奴和羌、乌桓、鲜卑各部进行管理,唐代首创羁縻州府制度,后由宋继承,元明两代均设云南行省、辽阳行省,清则设盟旗、卡伦等军事机构对边疆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进行军政管理。但对于域外朝贡国的管理则远未达到这种水平。李云泉列出了历朝管理朝贡事务的机构,如两汉时期的大鸿胪,唐朝的鸿胪寺和尚书主客司,元朝的礼部侍仪司和会同馆,明代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四夷馆与鸿胪寺,清朝的理藩院。它们管辖的多为贡物、贡道、朝觐、礼宾及贡使在华行程等繁文缛节,基本不涉及对朝贡国家的军备、军务和两国联防等安全事务的管理,更未明确提出朝贡国家单方面背弃朝贡体系的惩处办法。仅元朝对朝贡国家行使了一定的宗主权。元世祖忽必烈对遣使朝贡的安南提出六项要求: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赋税;置达鲁花赤统治之,同时在高丽、缅甸、交趾设置征东行省、缅中行省、交趾行省,对三个朝贡国家的军务、法律、教育、医疗等进行管理。不过,行省丞相均为朝贡国国王兼任,官员也多为当地人。相对内地的行中书省而言,这些行省有很强的独立性。即使是对朝贡体系管理最为系统的清朝,也只是将礼仪、贡封等礼仪上的规定更加精细化,在安全管理上却没有进展。“娴熟洋务”的四国出使大臣薛福成在其上报清廷的奏折中称道:“中国回疆之外,向有羁縻。各回部远慕声教,列为屏藩,虽未设官,而正朔是颁,或虽未入贡,而奉命维谨。稽之西域图志,知八城边外,尚多属地。”从中央朝廷到一线外交官员对朝贡体系管束能力的夸大、对军事合作制度建设的忽视,直接导致了体系安全功能的发育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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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唐与吐蕃、南诏曾进行专门的结盟,对双方的大致国界、控制区域和边界军民冲突的管理也做出了详细规定,但双方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契约精神却并无深入理解。相比西方文化以契约精神作为基石,以自由缔约、强制履约为理念,中国传统哲学观信奉“大信不约”,认为契约不是立信的工具,而是不信任的产物,主张以道德自律取代双方立约,以割袍断交之类的象征性举动代替实际惩罚。朝贡关系正是这些理念的体现。回纥在与唐结盟的同时对唐朝边疆发起侵扰,唐大将郭子仪斥责“若起负心违背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想依靠神秘主义的诅誓,来取代法理意义上的约束力,显然是不现实的。此外,在体系外的北方游牧民族挑起边衅时,中原王朝会将结盟当作一种安抚、招徕和利益出让的工具,以盟内大量经济利益作为游牧民族收兵的回报。宋朝有大量城下之盟的案例,结盟成为宋朝的被动屈服和退敌的权宜之计,而非主动战略决定。在缔约时,既没有整体上的利益捆绑,也没有在条文上详述双方权利义务和奖惩规则。如果对方违约,中原王朝既没有依据也没有意愿对其进行惩罚,只能进入新一轮议和、结盟、违约的循环。这使得吐蕃与南诏在已有盟约的基础上反复叛唐,并导致朝贡体系下的所有军事同盟均低效且脆弱。履行安全护卫责任成为朝贡国的一个可选项而非必选项。极少数国家基于文化自觉和利益自觉选择履行而大多数国家则选择不履行。" I( D' |6 }+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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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 ]6 b6 T3 a在制度缺乏的情况下,如果中原王朝能主动承担对朝贡国家的保护义务,以良性互动构建互信,朝贡国家的忠诚度也许更能预期。但朝贡国家与第三国发生纷争时中原王朝只通过诏书或敕谕履行调和义务,不亲自介入,更极少出兵。咸平二年(999),高丽遣使如宋,“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宋朝未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咸平六年(1003),高丽遣使请宋联合抗辽,“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宋亦未应允。大中祥符四年(1011),辽朝进攻高丽,宋帝询问宰相王旦的意见,王称:“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丽贡奉累数岁不一至。”后高丽转奉辽为正朔,宋立刻承认了辽与高丽的君臣关系,为回避辽对高丽的册封,宋朝甚至不再册封高丽。清朝时期,日本试探清政府对于日本发展与朝鲜关系的看法,总理衙门称: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道光十三年(1833),道光皇帝在得知越南请求中国干预其内乱时说,“外藩自相残杀,曲直是非,天朝原应不问……如有叩关请兵情事,即应正词拒绝。天朝抚御外邦一视同仁,断无相助之理。”日本出兵琉球时,琉球国王派密使向中国求援,其使者在总理衙门口“长跪哀号,伏乞诸位大人俯怜二百年来效顺属藩,被倭凌虐,待拯孔亟”,但李鸿章却采取敷衍态度。/ V+ @/ ?, D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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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8 P7 G. I+ C! D; T李云泉认为,朝贡体系是一种后现代语义上的自然化了的霸权主义话语,即使在明清完善而缜密的朝贡法规中,也找不出任何作为宗主方应担什么责任和义务的记载。中原王朝的无作为使朝贡国家忠诚度进一步流失,如此种种,共同导致了朝贡体系安全功能成了一种想象。! P7 k0 N: t2 M(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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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M/ u2 g/ \/ n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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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j$ [* P+ E; S% f) z历史上的大帝国均会以自己为中心,在周边国家与民族建立一个包含文化、经济、军事等内容的管理网络向外发散至尽可能远的区域,并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辐射半径,然后从中获益。古罗马、古希腊、阿拉伯帝国甚至是现当代美国均构建过属于自己的朝贡体系,但中国的朝贡体系的特殊性远超过其它体系。除了存在时间长、参与国家多之外,它本身还杂糅着理念平等和实质上的等级制、文化上的黏合和政治军事上的角力、利益互惠和利益分歧,以及中华认同和本民族认同等很多矛盾甚至对立的理念。虽然已经解体了一个多世纪,但它并未消失在历史与政治的舞台,而是继续在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舞台上扮演一定角色,成为“解决或者制造问题的途径之一”,也对当代中国人的周边外交观念和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发挥影响。! W* S" V) {( l6 H- g* z- q$ M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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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评价朝贡体系的安全功能并实现“纠偏”应重视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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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朝贡体系的安全功能体现的是中原王朝的单一意志,而非协商共识。中原王朝基于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地位,以“我”为主体,展开对体系安全功能的安排,其中便包括朝贡国家对中原王朝的“藩守”义务。从宏观的地区秩序即体系层面而言,中国是占据中心位置的。但从微观的朝贡国,即单位层面而言,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地区领袖而非一切事务的中心。虽然在建立朝贡关系时朝贡国家接受了这些义务,但根据他们后来的表现,可以判断这并不是他们的真正意愿,而是为了进入朝贡体系、获得经济利益的敲门砖。在涉及本国重大利益的决策时,它们的首选是捍卫本国利益,而非顺从体系的安排。/ B0 o$ V+ F6 T7 u8 E! W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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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 j4 ?3 t4 X& V9 X) ]: @第二,与一般等级制不同朝贡体系的本质不是权力,而是权威,权威依赖的是认同而非威慑。“权威是一种关系,除主导者的实力,设计外,还必须得到附属者的认同才能赋予其正当性”。中原王朝之所以主张“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理念,忽视对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制度化建设,除了“大信不约”“不治夷狄”等传统观念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自身权威的自信,相信其政治权威与文化吸引力可以使“天下归化”“四海咸服”,并使朝贡国家在认同其政治与文化权威的基础上,自愿担负起捍卫王朝边疆安全的责任。但事实上,大部分朝贡国家对中原王朝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显然达不到自愿为中原王朝守土的程度。尤其是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交好是有利可图的理性选择,在中原王朝利益赎买不到位时,体系的安全功能便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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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朝贡体系内,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因国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差距而形成的天然威慑、温和霸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亚各国间的相对和平,也为已经发生的冲突提供了仲裁和调和的渠道。但这是一种松散且强制力低下的体系,无法与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多边外交一样提供制度化的和平保证和相对有约束力的协商平台。一般时期尚可,而在战争时期,朝贡体系形如虚设甚至被逆朝贡体系取代。从理论与实践来说,朝贡体系的安全功能都只能是中国边疆安全的一种想象,而非真实建构。  q# y8 M* _/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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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历史长河中国家实力消长、地缘政治变动而产生的战争和冲突全部归结于朝贡体系的失败,是有失公允的。此外,朝贡体系是东亚国际秩序中最核心的历史机制,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它在安全功能上的缺失并不说明中国广阔疆域无防无守。各个朝代均通过治边、修筑长城等“内防”的方式捍卫着边疆安全与稳固,这些方式在多数时期是卓有成效的。在历史范畴内讨论朝贡体系功能上的局限,并不是否认其积极影响和现世遗产而反思当代语境中的固有观念则更代表一种期冀。如何突破现有研究基础和框架,寻找全新的研究方向,对朝贡体系做出更全面客观的解读,将是未来朝贡体系研究中大有可为的领域。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开创中国周边外交新格局,也需要从这种突破与继承中寻找灵感。如果本文对朝贡体系安全功能的初步分析能引发相关讨论有所深入,便是笔者所望了。9 D; J+ F( J- B6 j2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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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恕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领域:中亚、反分裂、反恐、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等
李亮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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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人社版)》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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