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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李宏洲:日本与邻国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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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1 12:38: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东北亚地区存在诸多岛屿争端,如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之争、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独岛(日本称为“竹岛”)之争,以及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争。领土争端对争端方的关系具有深远影响,不仅是“国家在其他领域不断深化合作的阻碍”,也“与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主权——紧密相关反映了国家的意图和野心”。基于岛屿争端的重要意义,人们对于东北亚地区岛屿争端的明显激化现象极为关注,担心其未来走向,由此产生了“这仅仅是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还是这个重要区域的一个深层次的持久症候?”的疑问。就前景来看,这三组争端在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的可能性比较低,而诉诸国际法的效果则有限。近年来,这些长期存在的岛屿争端出现了同时激化的局面,作为争端方的日本,在三组争端中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到它们的激烈程度。因此,探究日本在应对三组岛屿争端时的政策为何存在明显不同,从学术和政策角度而言都是具有价值的:首先,通过分析与日本相关的这几组岛屿争端近期有所激化的原因,有助于管窥日本近几年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变化;其次,通过案例的比较,能够提炼出影响日本针对不同岛屿争端所采取不同政策的因素,从而有助于澄清围绕此问题所产生的一些误解;最后,岛屿争端一向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敏感问题,本文围绕东北亚岛屿争端所做的尝试性探索,对理解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也有一定启示。

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对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与研究性质做如下解释。其一,本文所研究的是2010年前后日本在岛屿争端问题上的政策差异,而不是详细记录其在该问题上的政策变迁。尽管后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日本的政策也的确经历过明显变化,但这并非本文关注的焦点。其二,本文尝试同时解释日本针对三组岛屿争端的政策的差异。换言之,本文尝试寻找的自变量,必须能够同时有效解释同一类现象中的三种不同结果。如果只能解释同一类现象中的两种结果,那么该自变量依旧是无效的。其三,本文的研究性质属问题解决型研究,而不是历史研究或对策研究,故针对日本与邻国围绕岛屿争端的诸多互动细节无力做过多涉及。以历史研究的角度观之,可能会认为本文观点的可信性不足;而以政策研究的角度观之,本文又未能提供解决岛屿争端的有效方案。然而,作为理论构建的一种初步探索,本文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变量的提炼和验证上,以较好地解释近年来日本在岛屿争端问题上的政策差异这一重要问题。至于日本针对某个具体岛屿争端的政策,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虽然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因目的在于进行比较研究,故不得不有所取舍。
一、问题的提出与可能的替代性解释
如前所述,本文尝试回答日本在与邻国的岛屿争端中为何会采取有异的政策这一问题,即分析日本在与中国(钓鱼岛)、韩国(独岛)以及俄罗斯(南千岛群岛)的岛屿争端中存在政策差异的原因。下文首先就日本近年来在三组争端中的政策进行简要梳理,其次介绍有关日本与邻国岛屿争端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最后提出两种可能的替代性解释,并论证它们解释力不足的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日本在面对钓鱼岛争端、独岛争端以及南千岛群岛争端时的政策具有明显差别,政策强硬程度显著不同。
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日本不仅激化了矛盾而且尝试通过军事手段强化对钓鱼岛的非法占领。自1971年美国将钓鱼岛和琉球群岛的管辖权非法移交给日本后,日本就对钓鱼岛进行着实际控制。近年来由于日本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从而使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急剧升级。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上更多扮演着挑衅者的角色——先是在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中非法逮捕并运用国内法“起诉”中国船长,后又于2012年宣布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在这两起引发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事件中,日本均扮演了主动的角色,其措施激化了局势,促使中国采取了派遣海监船在钓鱼岛临近海域频繁巡逻、划设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应对措施。在钓鱼岛邻近海域,日本近年来不断加强军事投入,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军事威慑成为其重要的政策选项。军事示威的出现标志着岛屿争端的严重激化,在2012年争端最激烈的时候,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都采取了一系列带有军事示威性质的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借助美国“重返亚太”之机,试图凭借美国之力压制中国,以巩固其非法占领。
在与韩国的独岛争端中,日本政策的强硬程度较钓鱼岛争端低。独岛为韩国所占领。在国际上,韩国不承认独岛主权存在争议,对日本关于对独岛拥有主权的言论表示抗议,对日本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主张置之不理。2012年8月10日,韩国时任总统李明博登独岛进行视察;随后的2013年10月25日(即韩国的“独岛日”),韩国首次在独岛周边海域举行联合防御军演。这两起事件令两国独岛争端更加激化。针对韩国在独岛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做出了相应回应。如2005年3月,日本岛根县议会总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把2月22日设为“竹岛日”。自2013年开始,日本政府已连续5年向“竹岛日”仪式派出政务官,强调“竹岛显然是我国固有领土。”除此之外,日本近年来还要求对竹岛(独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勘测,要把竹岛(独岛)写进历史教科书等,试图引导该问题的国际舆论。不过,日本更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应对独岛问题。如在李明博登岛时,日本召回驻韩国大使武藤正敏以示抗议,时任外相玄叶光一郎公开表示要将双方争端提交到国际法院。日本排除了通过军事威慑的手段应对独岛争端——即便韩国在独岛周边海域举行军演,日本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报复性措施。对于韩国的军演行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仅在记者会上表示“非常遗憾”,并强调要“通过外交渠道向韩方表示强烈抗议”。
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争端中的强硬程度最弱。南千岛群岛由俄罗斯实际占领。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面临严重的国内困境,日本以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外交策略,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促使俄方在《东京宣言》中承认双方存在领土主权争端以及南千岛群岛为争议领土,并表示可以归还色丹岛和齿舞岛。然而,自普京上台始,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争端上的态度趋向强硬,一度否认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并以总理登岛视察的方式宣示主权。尽管日本朝野非常关心“收回”南千岛群岛,不过,近年来日本在该问题上的政策相对于钓鱼岛和独岛而言较为温和。如首相安倍晋三曾向俄方表示,“经过战后70年尚未实现的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与和平条约的缔结是我最重视的课题”,所以“将反复进行对话,锲而不舍地开展条约缔结谈判”,由此可见,日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姿态相当明显。至少目前来看,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争端中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安倍政府一直强调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即使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驻军后,日本虽然表达了对意见,但整体态度是对此“忍让”,如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认为:“俄此举是想确保俄军核潜艇在鄂霍次克海的活动区域。”此外,尽管日俄未在解决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但双方整体关系并未因此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至少未像中日那样因岛屿争端而导致双边关系严重恶化。
通过对2010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独岛与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政策进行简要回顾可以发现,其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大体遵循激烈对抗的思路,甚至具有越来越明显地将岛屿争端军事化的意味;在独岛问题上,日本采取的是通过抗议等外交手段予以解决的策略,排除了军事威慑手段;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日本主张通过谈判加以解决,面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更多地选择隐忍退让。同一个国家在处理同一类问题时,仅仅因为对象国的不同就产生明显有异的政策反应,这一困惑值得从学术角度予以解释。
(二)既有研究成果评估
鉴于东北亚地区的岛屿争端错综复杂且涉及诸多大国,一旦处理不当将严重危及地区乃至世界和平,故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非常关注,涌现了不少成果。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特定的岛屿争端及相关行为体的政策或其互动。这些成果对于人们把握岛屿争端从初发到激化的发展过程,进而预测岛屿争端的演变趋势大有裨益,不过,鲜有成果将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中政策的差异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予以解释。以下将首先简要梳理已有关于日本岛屿争端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视角及其局限,随后评估两种可能的替代性解释。
截至目前分析日本岛屿争端背后原因的成果大体基于四种视角(1)民族主义。该视角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日本岛屿争端政策的主要因素,其将日本在某一岛屿争端中的政策选择完全或部分归因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政治精英的运作、公众舆论或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国家战略需求。该视角认为,日本基于国际因素的考虑试图调整外交战略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这种观点主要用于分析钓鱼岛争端,认为钓鱼岛争端的激化是中日之间“权力转移”的结果,日本之所以激化争端,是为了制造可控危机以从中渔利,并认为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变、海洋战略的转型以及海洋法制建设,也或多或少地激化了矛盾。(3)岛屿价值。该视角指出,东北亚岛屿争端加剧的原因完全或部分取决于岛屿的价值,包括地缘政治价值、领土价值和资源价值等。该视角对于南千岛群岛争端的研究尤多。(4)历史身份动机。该视角涉及历史记忆、国家身份和国家荣誉等内容,认为历史问题在日本与邻国的岛屿争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负面历史记忆往往会形成相互冲突的历史身份,而岛屿争端则是此种冲突的表现,并与长期历史互动中形成的国家荣誉紧密相关。除了以上四种视角,也有研究将日本岛屿争端的动机归结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有研究认为,历史遗产、美国角色、对殖民历史的看法以及争端岛屿的相关价值共同影响了日本在岛屿争端中的政策;还有学者从地缘政治、岛屿所具有的价值、国家荣誉与身份等来理解日本在岛屿争端中的政策选择。
上述四种视角在解释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差异时,至少存在以下不足。(1)认为民族主义是驱动日本与邻国爆发岛屿争端主要动机的观点,难以解释其为何针对特定岛屿争端国(如中国)展示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是否构成决定政府政策的唯一因素。尤其是该视角很难解释日本为何在已经实际占领钓鱼岛的情况下还要主动激化矛盾。(2)用国家战略需求来解释日本的岛屿争端政策至少存在两个难题:其一,战略要求过于宽泛和抽象,很难直接解释为何一定要通过强化在岛屿争端中的政策以追求战略目标;其二,日本的国家战略或许的确在转变,不过,这种转变似乎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立场上,对韩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则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难以解释其在独岛和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政策差异。(3)岛屿价值的大小也难以说明日本的岛屿争端行为,因为在这三组岛屿争端中,南千岛群岛的价值最高,但近年来日本在该争端中的政策相对而言比较温和。(4)日本与邻国对于历史叙事的竞争的确是理解其政策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三组岛屿争端涉及复杂而敏感的历史问题。不过,如果要完整解释日本的政策差异则需将其针对中韩俄三国历史记忆的区别进行横向比较。然而,现有成果并未开展此项工作。至于那些结合了多种因素来理解东北亚岛屿争端问题的成果,同样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三)两种可能的替代性解释
尽管学术界尚未就本文的问题予以全面讨论,但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即日本是否实际控制了争议岛屿以及美国给予日本的支持。需要承认,这两个因素的确能够影响日本在岛屿争端中的行为。如果不是进行比较研究而仅仅解释日本针对一个或两个岛屿争端的政策及其变化,这两个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当需要同时解释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差异时,上述两种解释就会遭遇困难。
首先,实际控制权无法成为解释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中政策差异的根本原因。目前,钓鱼岛实际控制在日本手中,独岛实际控制在韩国手中,南千岛群岛实际控制在俄罗斯手中,这可能会影响日本面对不同岛屿争端时的政策。尤其是当日本不拥有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时,可能会导致其采取激烈的行动以图改变局势。不过,通过观察近年来的岛屿争端可以发现,实际控制权无法有效解释日本的岛屿争端立场。作为一个常量,实际控制权不但无法解释近年来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问题上政策强硬程度存在明显变化的问题,亦无法解释其在三组争端中的政策差异。比如日本实际控制了钓鱼岛而未能实际控制独岛与南千岛群岛,但这无法说明在后两组争端中日本政策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拥有实际控制权意味着更有可能主张维持现状,不拥有控制权的一方才有可能激化争端,希望借机改变局面。然而,在钓鱼岛争端中,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日本选择主动激化争端;而在独岛和南千岛群岛争端中,不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日本却选择了更加温和的政策。总之,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差异难以通过实际控制权这一变量予以解释。
其次,美国近年来的政策变化能否解释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中政策强硬程度不一的困惑?有研究认为,日本利用美国近来加强对中国进行防范的时机激化岛屿争端,希望从中渔利,进一步巩固对钓鱼岛的控制并强化自身的国际地位。的确,了解美国的亚太政策尤其是近年来美日同盟的发展,对于理解这三组争端大有必要:一方面,从起源来看,这三组争端均与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签订的一系列战后条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美国的立场对日本应对岛屿争端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目前美国承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而在独岛问题上,尽管美国在2012年韩国总统登岛前就已获知此信息,但美国新闻发言人强调“希望日韩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美国因素并不足以充分解释日本岛屿争端政策的差异:第一,作为岛屿争端的当事方,在攸关国家主权和国家身份的岛屿归属问题上,日本不可能将政策决定权置于旁人之手,包括其盟友美国。换言之,美国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的岛屿争端政策,但这不是决定因素。第二,如果说美国能极大地影响日本的岛屿争端政策,由此导致其升级钓鱼岛争端,那么,如何解释美国近年来在多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之际,却任由日本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持温和政策?又如何解释美国在面对日韩围绕独岛争端大打口水仗时却袖手旁观,未强力予以平息?第三,即便美国仅影响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而未对其在独岛和南千岛群岛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如何对美国的影响进行准确评估。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和强化美日同盟,或许的确赋予日本更多挑战中国的勇气,不过,美国同时也对日本进行约束,防止其过分刺激中国而将自身拖入与中国不必要的对抗中。比如,在美国政界广泛存在对日本激化钓鱼岛争端的担忧,认为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能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伤害”。另外,尽管美国当前承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但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持立场。换言之,美国对日本对华政策(包括钓鱼岛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由此可见,尽管日本与邻国的岛屿争端是国内外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然而,至少在如何看待日本在钓鱼岛、独岛和南千岛群岛这三组岛屿争端中政策强硬程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上,现有研究并未给出合理的解释。即使实际控制岛屿与美国“重返亚太”这两个因素或许的确对日本在不同岛屿争端中的政策产生了影响但对于解释其政策的差异性仍是不充分的。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二、地位焦虑与历史压抑对日本岛屿争端政策的影响
在研究东北亚地区的领土争端时,明确历史因素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东北亚的岛屿争端既可以从历史龃龉中找到部分原因——正如有学者总结道:“东北亚的历史问题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日本与邻国的历史争端将长期持续下去”;也可以从现实的权力政治中找到原因,如关于东亚权力转移的相关论述如此之多,以致有学者指出,这种关于权力转移的争论具有很大的缺点和危害。然而,在涉及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如何协调历史因素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托马斯·伯杰(Thomas Berger)就此提出了关于解释历史如何塑造现实政治的三种路径:第一类是经验模式(experientialmodel),即历史经验塑造人们关于历史的意识(historicalconsciousness),其隐含的命题是历史经验是形成历史叙事的驱动力;第二类是工具模式(instrumental model),即现实政治决定人们关于历史的意识,其隐含的命题是历史记忆是追求具体利益的工具,故现实的冲突可被视为历史冲突的延续;第三类是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即话语塑造人们关于历史的意识,特定政治实体看待某一事件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事件被人们所界定和诠释的方式,而这又取决于该实体理解世界的方式,既包括对历史的理解,也包括对现状的理解。在关于钓鱼岛、独岛和南千岛群岛争端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认为岛屿争端中历史因素的作用实际上取决于现实政治。
本文认为,在解释东北亚地区的岛屿争端时,可以尝试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寻找自变量。原因在于:第一,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质,尤其是历史争端具有长期性,牵涉因素较多,无法轻易得到解决。而现实的利益冲突问题——尤其是非核心利益,却可以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处理。第二,将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分立开来具有可行性,因为历史记忆并不完全受到现实利益的摆布,获取历史真相仍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就社会事件而言,历史记忆可分为和谐性历史记忆和冲突性历史记忆两类。在和谐性历史记忆中,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冲突,获取历史真相较为容易;而在冲突性历史记忆中至少存在两种相互竞争或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获取历史真相较为困难,但是通过对二者进行分析对比,历史学家仍有可能接近事件的真相。一旦接近历史真相,现实因素对历史因素的影响就会明显下降。第三,学界关于岛屿争端议题的很多研究往往直接从争议岛屿的自身价值、国内政治对岛屿争端的促进作用、岛屿争端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紧密关系等角度出发,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因为忽视了历史因素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忽视历史问题,那么东北亚地区领土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取得进展。由此看来,建构一个结合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因素的解释框架有其必要性。此外,情感因素是影响日本岛屿争端行为的主要动机。在国家情感的研究上,正如阿利舍尔·费祖拉耶夫(Alisher Faizullaev)所说:“国家人格作为个人人格或个人自我图式的一部分发生在个人的意识中。”将国家人格化从而进行感情分析的路径有其可行性。国家人格化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将国家视为拥有集体意识的超机体,因此推断其能体验到情感;二是由于国家的统治者、官员和市民都是生物意义上具有情感能力的人,可以将其视为形成国家情感的中介。
此外,国家机构中的个人往往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产生感情,这也使得国家机构产生了感同身受的能力。所以,本文分析日本在岛屿争端中的行为是在将其国家人格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这一分析路径可能会产生争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郝拓德(Todd Hall)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A.G.Ross)提出了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相关的情绪/情感现象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区分了“状态情感现象”(acute affective phenomena)和“基调情感现象”(backgroundaffective phenomena)。他们认为,前者是暂时集中的、对所处情境的一种应急反应,包括恐惧、愤怒、焦虑与恐慌等,状态情感更鲜活、稍纵即逝,行为者往往更易觉察到其作用;后者是长期的情感性情,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通常很难意识到其影响力。依据“状态情感”的情境特性和“基调情感”的长期性可以认为,“状态情感”更易由现实因素引发,而“基调情感”更易由历史因素引发。由此,根据以上关于日本在岛屿争端中政策反应激烈程度不同的解释因素的纵向分类——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以及情感归因的横向分类——“状态情感”和“基调情感”,可以分别将这两种情感状态与国家在争端中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解释对应起来,对日本岛屿争端的动机进行尝试性归类(见表1)。
本文认为,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这两种情感动机,是日本在三组岛屿争端中政策反应的激烈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地位焦虑对应日本在岛屿争端政策中的现实因素及“状态情感”,历史压抑对应历史因素及“基调情感”。这种分析框架将国家的情感以及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结合起来,或许可为分析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对行为体对外关系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下文将对地位焦虑与历史压抑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简要论述。
国际政治中存在大量国家竞争国际地位的现象,但目前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国家会为荣誉、社会面子(socialface)、威望以及道德权威的地位指示(status regulators)而战,因此,对地位的关注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图多尔·奥林(Tudor A.Onea)提出了“地位焦虑”的概念,认为地位焦虑是“主导国害怕失去较高地位的一种倾向这使主导国努力抵制实力上升国与其竞争或超过它们”。但是,奥林在运用“地位焦虑”概念时,仅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主导国对实力迅速上升的挑战国的情感反应上,未能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加以拓展。事实上由于“‘国际地位’是指相关政治行为体对特定国家在某些重要属性——如财富、强制力、外交影响力、文化、人口状况、社会政治组织——所处位置所抱持的信念”,因此,对地位的关切和激烈的竞争不仅仅发生在主导国与挑战国之间,而是存在于任何两个出现地位竞争的国家之间。本文将地位焦虑定义为一国害怕失去原有等级地位的一种情感倾向,这使该国努力抵制被其视为对手的国家超越其地位。地位焦虑程度的评估维度主要有三个——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和威望,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一致性的联系,但一国若在某一个维度上与其竞争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往往会促使其运用其他维度的能力进行对抗。
历史压抑是影响日本岛屿争端政策的另外一种情感动机。压抑(repression)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最先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所提出。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是自我阻止引起消极情绪的念头、情感和冲动达到意识水平的一种防御机制其目的和动机是为了避免个体体验到焦虑、痛苦、不愉快等消极情绪。在精神分析学派看来,压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回避威胁,如有学者认为,压抑是以回避威胁或消极刺激为主要特征的应对方式。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压抑是一种知觉防御,是个体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一种偏差。认知论认为,压抑者没有意识到具有威胁和消极的想法、观念和信息是由于压抑者对这些信息采取了回避的认知方式,形成了一种偏差的加工过程。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研究了刺激因素对知觉阈限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直觉因素带来的损伤,他对这一刺激因素的知觉阈限就会提高(即知觉防御);但是,如果他承认刺激因素的存在但可以避免其损伤并改变不利状况的话,他的知觉阈限就会降低(即知觉警觉)。”上述关于刺激事件对知觉阈限的影响,与认知心理学中的压抑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来自历史事件的较高程度的刺激,导致日本对中韩形成了“知觉防御”,而历史事件较低程度的刺激导致日本对俄罗斯形成了“知觉警觉”。
基于此,本文将历史压抑定义为:在一国感知到历史问题威胁其自我概念的背景下,疏远、遗忘甚至修改相关史实的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通常会引发其对别国的逆反心理或过激行为。对历史压抑程度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观测:历史症结初发时的解决程度;历史上对对象国的伤害程度;对象国对历史问题的声索程度。在本文中,历史症结初发时段基本上被界定在二战时期。
三、当前日本对中、韩、俄三国地位焦虑程度的差异
为解释日本对与其存在岛屿争端的三国在政策上的差异性,可将日本对三个国家在地位焦虑维度和历史压抑维度上的表现分为四类:日本对其存在高地位焦虑的国家——中国;日本对其存在较低地位焦虑的国家——韩、俄;日本对其存在高历史压抑的国家——中、韩;日本对其存在较低历史压抑的国家———俄罗斯。前两类探究的是日本地位焦虑程度的不同,而后两类则探究了其历史压抑程度的差异。
(一)日本面对中国时地位焦虑程度高
正如奥林所言:“在一个不视对方为地位竞争者的国家眼中,即使国家实力出现相对下降,地位焦虑也将为零,比如美国并不会对卡塔尔产生地位焦虑,即使当美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卡塔尔经历着全球最高的GDP增长率。”存在地位焦虑的前提是两国之间产生了较深的地位关切。日本对中国具有极深的地位关切,因为“在确定日本的坐标时,日本人有一种有意无意地将中国作为媒介的癖性;明治以前也好,之后也罢,甚至在今天,这种癖性都没有改变。”这种较高程度的地位关切,为日本对中国产生较高的地位焦虑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从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和威望这三个维度来看,日本对中国的地位焦虑在不断上升。
首先,从经济能力维度来看,两国间经济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以及日本对华经济防范意图的不断增长,均促使日本对中国的地位焦虑不断上升。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中国不断下降是近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焦虑感飙升的最主要原因。从中日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发展,而日本经济却经常陷入发展低迷。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年均增速为10%,7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5%,80年代年均增速为4%,但90年代增速明显放缓,仅为1.7%。虽然日本经济在2000年后开始复苏,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2011年大地震的冲击使其经历了两次衰退。当前,日本经济正面临债务风险,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30%。相比日本,中国自1978年以来逐步转变成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角色,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逐步取消了农业集体化,国有企业的自主性逐渐增加,私人部门逐步成长,股票市场不断发展建立了现代银行体系,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也实行了开放,这些改革的红利促使中国经济不断增长。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的GDP为日本的两倍。
近年来,日本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防范意图也在不断上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潜力的市场,日本在中国的大量投资是其工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离岸外包(off shoring),以及中国作为亚洲零部件贸易的最终集散地,意味着双边经济合作是东亚生产网络和区域经济整合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由于近年来双方在政治领域的龃龉不断加重,日本把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其他投资地,中国对日本的商业影响力也因此有所下降。比如,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2013年对日本公司的调查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日方企业优先考虑的海外商业贸易地,在最有希望发展商业的国家中,中国排在印尼、印度和泰国之后,这是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
经济上的敌对意味在国际范围的高铁之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活跃在印度、欧美和东南亚各国推销其高铁技术,大量的日本企业参与其中,争取使其提倡的规格成为国际标准。2013年4月,日本成立了“国际高速铁路协会”(IHRA),力争获得欧洲、东南亚、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高铁项目的订单。中国方面,李克强总理多次外访,在泰国、土耳其和英国等国都力推中国的高铁技术。中日之间在这场争夺中各有收获。中国于2014年6月24日与欧洲国家马其顿签署了出售六辆时速为140公里的高速列车的协议,并于2015年10月2日获得了印尼雅万高铁的建设权。日本于2016年2月12日获得了印度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建设权两国之间高铁之争的意义已不仅限于行业领域,更标志着中日对于国际领先开发商地位的争夺。比如,有人在日本与印度之间签订高铁协议后评价:“日本正在寻求机会挑战中国作为国际领先开发商的地位,而对日本来说,在印度高铁协议上对其超越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胜利。”
其次,从军事能力维度来看,日本对其军事透明度的关注力度不断加大、军事疑虑扩大、对发展进行误导性报道等,均可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地位焦虑不断上升。日本对中国军事透明度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表现在其2015年推出的防卫白皮书中。该白皮书提出,中尚未公布其拥有的武器、采购情况、演习记录以及国家防卫预算分类等,并“希望中国能像关心其国防政策和军事信息那样增加对军事透明度的关注”。此外日本对其军力发展的疑虑也在不断增加,经常在报道中夸大所谓的“威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为应对可能侵犯日本领空的外国飞机,2014年度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943次,其中针对俄罗斯紧急升空473次,位列第一,与苏联战机极其活跃的冷战时期持平,而针对中国为464次。日本应对俄罗斯战机的次数高于应对中国战机的次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对日本更为强硬。然而,从日本对中俄两国的强硬程度来看日本对于中国显得异常敏感,对中国的强硬程度也远超对俄罗斯。例如,2016年6月8日晚和9日凌晨,日方称一艘中国护卫舰和三艘俄罗斯驱逐舰分别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对此,日本对中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表示“严重关切并提出了抗议”。但他强调应区别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此类行动,决定不对俄提出抗议。
早在日本2015年防卫白皮书出台之初,就有学者提出白皮书将中国和俄罗斯的所谓威胁进行区别对待,有炒作“中国威胁”的嫌疑。事实上,白皮书中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指责以及误导性报道。首先,白皮书认为,中国在南海与东海的行动“与国际法不符”,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划设的防空识别区“干涉”了其海上航行自由。日本虽然也提到本国在该区域也划有防空识别区,但并没有解释二者之间的区别。其次白皮书对南海的主权问题存在认识不清和严重偏向的现象。白皮书认为中国主张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依据是“九段线”,这存在错误。因为中国政府从未把断续线内的全部海域认定为自己的领土,无论是内水、历史性水域或领海。此外,日本也完全忽视了中国对南海所具有的历史性权利。在日本与南海的关系上,白皮书把南海描述成“日本周边”水域,这体现了安倍政府提出的新地缘政治空间的思想。最后,白皮书断言对方军费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3.64倍,但该数据受到了人们的批评。
最后,从威望的维度来看,从日本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地位焦虑的增强。日本对自身国际威望的下降深有感触,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人们感觉到在东京的外交圈子里,特别是外交部内部,几乎所有人在谈论中国。它反映出自二十世纪90年代的痛苦的国际地位下降的过程,那个时候,日本可是世界舞台上唯一重要的国家(原文如此——笔者注)。”印度和中国的崛起让日本“感觉到不太能担当文化间桥梁作用(指日本担当东西方的桥梁),自己反而更像谁都不要的杂交品种,他的独特性、重要性和影响力都在减退”。日本人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
外界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乏较高评价,有人认为,开幕式“在极高收视率下,对体育表演的狂喜激励了庞大的全球观众”,无论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都具有“非凡的内在美感,而不是叙事的简单化”。但日本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评价却有失客观。有学者这样评价日本对北京奥运会的反应:“在权力制衡和威望两个领域里,日本在最近几年中都感到了焦虑。”他们认为,日本的反应是钦佩和焦虑的混合,“这种喜忧参半的反应,根植于中日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中,使一些日本人在情感上把最有问题的双边关系的定位从美日关系转换成中日关系”。
(二)日本面对韩国与俄罗斯时地位焦虑程度低
日本对韩国和俄罗斯均存在地位焦虑,且在程度上较为相近,进行精确区分存在一定困难。在日韩关系中,双方因国内政治衍生的身份冲突已经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日俄关系中,两国目前仍未签订和平条约,在国际法层面,双方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比较而言日本对俄罗斯的地位焦虑程度要高于对韩国。这是由于日俄双方的合作紧密度远不及日韩,俄罗斯对日本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威胁,而日韩同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都存在较为深入的合作。当然,相较于中国,日本对韩国和俄罗斯的地位焦虑程度要低得多。
从经济能力维度来看,日本对韩俄的焦虑水平总体较低。首先,在GDP总量上,日本近几年的世界排名虽有下降,但是仍远超韩国和俄罗斯,对于后者而言尤其如此。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备受打击,此后数年,受到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下跌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2013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门将当年到203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预期从4.0%~4.2%下调到2.5%。自2014年始,俄罗斯的GDP增长率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GDP总量的巨大差距使日本对韩俄经济发展的敏感度远低于中国。其次,日韩、日俄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仍然大于竞争。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相当紧密。对于日本而言,韩国是其重要的原材料进口基地和出口市场;对于韩国而言,日本在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充当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直至现在,日本仍是韩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高端技术的进口来源国。2000年以来,韩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于是其谋求改变经济战略,增加对日出口,吸引日本企业在韩投资,这使得双方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加强。近几年,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升温。在2013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俄期间,双方除达成了高新技术创新以及进一步发展能源合作等协议,还包括木材加工、农业、医药、城市规划以及废弃物处理等领域。2013年,日俄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6.6%,达到33.2亿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13.9%的增幅。最后,日本与韩俄虽然在经济上的合作大于竞争,但是近几年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使得日本的地位焦虑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日韩关系方面,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使得日本作为韩国最重要的出口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而日本对韩国进口产品的依赖也开始有所降低;日俄关系方面,双方的合作大多集中在能源领域,由于日本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俄罗斯往往可以借此进行牵制。
从军事能力维度来看,日本对俄罗斯的军事动向存在一定程度的警惕,而对韩国基本不存在军事方面的焦虑。这是因为,首先,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俄罗斯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韩国的军事力量则远在日本之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对韩国难以产生军事层面的较高程度的焦虑。其次,在军事力量的防范程度上,日本对俄罗斯的防范程度要远高于对韩国。作为美国共同的盟友,日韩在军事领域合作较多,两国对中国的崛起都存有防范心理,朝鲜在近几年来频频进行核武器实验以及导弹试射也使得双方合作有所加强,这些因素促使日韩在军事上难以走向敌对。与此相比,日俄双方在军事上仍然互不信任,尚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并且由于日本奉行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美俄关系的状况对日俄关系极易造成消极影响。比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以后,日本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大了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次数,而日本对来自俄方的挑衅行为也开始有所警觉,双方关系有所恶化。
从国际威望的维度来看,日本对韩国和俄罗斯均存在威望方面的竞争。首先,在对韩国方面,日本的主要关注由历史问题引发,包括向慰安妇道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淡化殖民侵略问题。面对韩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强烈吁求,日本始终主张道歉已经足够,这种争论已演变为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进而对其构成了国际舆论压力,日本对此产生了威望受损的感觉。比如,在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共同记者会上强调,当天达成的是“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方案,日韩今后应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场合避免就该问题相互批评和指责,而韩国国内对此存在不满。此外,在争取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过程中,日本屡屡碰壁,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以中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达成谅解。其次,在对俄罗斯方面,日本的关注点主要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和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上。南千岛群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领土问题,而主要牵扯到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了迎合国内民众,两国的政治精英均不愿意表现出软弱。在南千岛群岛归属的宣传上,日本设立了专门部门进行舆论宣传,“特别是利用每年一届的联合国大会时机,指责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无理、非法占领‘北方领土’,日本受超级大国欺辱、侵略等”。在对二战历史的认知方面,日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俄罗斯关注其对二战的胜利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日本则更关注原子弹爆炸以及所谓“苏联破坏中立条约发动战争”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对本国作为二战战败国和殖民国家的身份则轻描淡写。这也可以视为日本对其国际威望的一种变相保护。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第一种情感动机——地位焦虑上,日本对不同岛屿争端对象国的动机程度有所不同,由高到低依次为对中、对俄和对韩。
四、日本对中、韩、俄三国历史压抑程度的不同解释
东北亚所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时,“针对历史的情感争端充当着一个关键的角色”,而这种情感争端与历史记忆紧密相关。当日本的历史记忆与自身身份认知不一致时,自我概念往往受到威胁,此时日本会体验到较强烈的历史压抑感;而当历史记忆与自身身份认知的冲突不甚明显时,其自我概念仍然比较完整,日本体验到的历史压抑感会因此降低。
(一)日本对中国和韩国存在较强烈的历史压抑感
历史上,日本曾对亚洲各国进行过残暴侵略,这决定了日本与中韩两国在历史记忆上敌对的基调情感状态,进而界定了双方长期关系中的负面特征。日本对中韩的历史记忆大体相似,阐释这段历史的叙事也基本相同,因此很难严格区分其对两国历史压抑程度的高低。不过,由于受到外部战略环境的影响,相对韩国而言,日本对中国的敌对意识更高,导致两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日韩在2015年达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历史性协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尝试与韩国就部分历史问题达成妥协。
在日本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中,很容易发现其对中韩存在较强烈的历史压抑。第一表现在其对历史的认知方式上,而这又与日本的民族性格有紧密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具有鲜明的当下意识,即充分关注现状,不背负历史包袱,没有终极的伦理价值目标,往往随着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战略。”这种国民性格与压抑的心理防御机制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即日本力图远离对自身具有威胁的心理状态。简而言之,日本国民中存在一种“既往不咎的祓禊心理”,这对其历史认知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是对自身受害者身份的过分强调,同时对自己所扮演的加害者角色进行选择性遗忘。如有学者指出,日本与德国在悔罪态度上完全不同,“战后的日本形成了一种受害人的迷思(mythology),即将更多目光聚焦在无辜市民成为大轰炸和原子弹袭击的牺牲品上。”这种基于受害者的记忆减轻了日本人的内疚感,培养出一种无所不在的自我同情感,从而“为战后新兴的民族主义否认日本应为战时暴行所负的责任提供了土壤”。相反,日本人对其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却进行了选择性遗忘,表现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战争的描述较为有限,这反映了日本官方对其当代历史的黑暗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日本的历史压抑表现在与其他国家有关“历史视角”的冲突上。有学者认为,“受害—被害者的二分法在解释当代历史和东北亚的集体记忆方面太过简单”,历史记忆的和解“有深入和复杂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政治上的关联”。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是,“对中韩来说,日本是侵略者——如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以及慰安妇等事件——这成为他们战争记忆最重要的因素,而日本的历史记忆是关于美国的,比如,美国对日本市民的轰炸以及对长崎、广岛的核袭击,这在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日本的历史压抑体现在担心因处于道德下风而难以使其道歉被中韩两国所接受。比如,有学者认为,“当领导人选择开启历史方面的对话时……在他们面临其所带来的风险之前,应该存在道歉能够被接受的保障”,而“这一问题困扰着中日关系,日本因其在道德合法性上的赤字而害怕中国领导人不会接受自己的道歉”。
第五,日本的历史压抑表现在对中韩在提出历史问题时的逆反心态上。日本一直认为,中韩重提历史问题的做法并非基于历史事实,而是在打压自己。有学者发现,“在道歉问题上,日本认为已经进行了多次道歉,赔偿问题在建交时已经解决,并对邻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应该够了,对中韩等国一直揪着历史问题不放十分反感,认为中国是在利用历史问题打压日本”。傅高义也发现:“很多日本年轻人质疑说,为什么他们要为了自己出生之前就发生了的事情道歉。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在研究了有关日方暴行的中方文献后坚称,其中很多内容被夸大了。”
从历史压抑程度的三个观测维度来看,日本对中韩的历史压抑程度较高。首先,从历史症结初发时的解决程度来看,战后日本对自身的战争罪行没有进行及时反思,这是其对中韩存在历史压抑的主要根源。日本与中韩的历史宿怨根植于其殖民侵略之中。在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而是出于战略考虑让日本重回国际舞台,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并不彻底也没有废除日本的天皇制这与德国国内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和彻底清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从历史上日本对岛屿争端对象国的伤害程度来看,韩国曾经是日本完全的殖民地,中国的大片国土也曾沦陷于日本手中,现今存在的大屠杀问题、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生物武器残留等都是日本曾经给中韩两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明证。最后,从岛屿争端对象国对历史问题的声索程度来看,中国对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以及就历史道歉问题非常执着,韩国则对慰安妇问题以及道歉问题尤为重视。此外,中韩两国国内因历史问题而引发的抗议活动不曾止息,近年来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都促使中韩对历史问题的声索程度不断加深。
近年来,日本对中韩的历史压抑程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很多日本人认为,二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是不公平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惩罚持续太久,应该进行修正,这是目前日本政坛倡导回归“正常国家”的潜台词。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密友、教育大臣下村博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钓鱼岛正在被“偷走”,而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二战结束后的67年是日本被摧毁的历史。现在是我们重新缔造国家的唯一机会”。日本国内对待二战的这种看法在中日建交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基本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日本国内的一股思潮。
(二)日本对俄罗斯的历史压抑程度较低
日本对俄罗斯的历史压抑程度较低。这取决于日俄之间的历史龃龉程度、历史记忆内容的差异、关于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国家身份建构中的重要性,以及俄罗斯对历史问题的声索程度等因素。
首先,日俄之间存在较深的历史积怨,这是日本对俄罗斯存在历史压抑的根源。日俄战争与作为二战重要部分的太平洋战争,是日俄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其中,日俄战争前,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此次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迈入了列强的行列;而对俄罗斯来说,日本的胜利与沙俄的失败引发了红色布尔什维克,沙皇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俄国也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耻辱。如斯大林曾在二战对日作战后的胜利声明中表示:“我们老一辈人,为清除这一耻辱已经等了40年”。二战中,苏联对日本的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雪耻之路。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给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殖民地人民以及美苏各国的共同斗争下,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日本人看来,在太平洋战争中,苏联利用日本寄希望于调停的机会违反《苏日中立条约》,出其不意地出兵中国东北,这深深伤害了日本人的民族感情。日本人仇视苏联,“指责苏联人不遵守中立条约而对日开战,苏联人仅参战一周就获取日本大片领土;指责苏联人战后初期将50余万日本人强行带到西伯利亚寒流地带劳动改造,致使数万日本人在饥寒交迫中死于异国他乡。”故部分日本人认为,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行为是“卑鄙的”、“不合法的”和“奸诈的”。
其次,日本对俄罗斯与对中韩的历史记忆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日本对俄罗斯的历史压抑程度较低。日俄在相互的历史记忆方面存在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不在于历史记忆对其并不重要”,而是“因为在内容上,日俄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冲突不同于日本与中韩及其他邻国之间的历史记忆冲突”。日本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开始于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开进中国东北,因为“这个日子之后的日本永远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日本了”。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日本认为自己是苏日关系中受害的一方,“相对于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日俄关系中的受害者—加害者关系被倒置了。”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定位决定了日本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仅存于二战时苏联对日本的“伤害”上。
最后,关于俄罗斯的历史记忆暂时没有成为日本国家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加之俄罗斯对历史问题的声索程度较低,共同导致日俄关系中历史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从1972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中国存在两种身份认知——前殖民者和作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榜样的经济大国。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失去了亚洲最重要经济体的地位,自我概念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重视其在历史方面的身份认知,这是近年来日本偏离与亚洲各国历史和解轨道越来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不同的是,日本认为自己是苏联(俄罗斯)“侵略”下的受害者,故是站在道德高点的一方,这决定其并不会修正与俄罗斯的历史以建构新的身份。加之俄罗斯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声索程度相对较轻,这降低了日本在该问题上对俄罗斯的逆反心理。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围绕教科书问题的争论以及引起日本与其邻国之间激烈辩论的慰安妇问题上,俄罗斯往往只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在情感动机的第二个维度——历史压抑上日本对不同岛屿争端对象国的动机程度有所不同由高到低依次为对中、对韩、对俄。
五、双重情感动机影响下的日本岛屿争端政策
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这两种情感动机是近年来影响日本与中韩俄三国交往的重要因素。日本针对不同对象国在这两个维度上体验到的情感程度的不同,最终决定了其对于岛屿争端问题的政策强硬程度。下文将对此进行检验。
(一)高地位焦虑与高历史压抑下的日本钓鱼岛政策
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在应对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激进化的过程,即从应对措施比较温和逐渐向激进转变。自1978年两国建交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方面,中日之间的地位竞争尚不明显,日本对中国在地位焦虑动机上的程度比较低;另一方面,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声索程度也比较低,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历史压抑程度较低。这一状况决定了其应对钓鱼岛争端的策略相对温和。1978年4月1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以中国渔船进入日方海域捕鱼为名,责令中国渔船退出,中国渔船则以钓鱼岛是中方领土为由予以拒绝,该事件发展成为两国领土纷争中的较早事例。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主持内阁会议,责成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表示“遗憾”,要求中方采取切实措施撤回渔船并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在于4月15日召开的政府和自民党首脑的联席会议上,福田赳夫政府表示,“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下同——笔者注)是日本固有领土虽明白无误,但中国渔船依然反复侵犯领海让人感到遗憾”。不过,整体而言,福田内阁对民间乃至执政党内已经激化了的对华舆论采取了克制态度。1992年2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重申中国的海洋权益,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对这部法律提出了反对,而且在涉及之前与中方围绕钓鱼岛问题达成的谅解时,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否认这一谅解的修正意见。虽然这是日本官方首次直接否认存在“领土主权搁置”问题,但日方并未对此进行更多激烈的表态。从以上行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顾及中日关系的大局,在涉及钓鱼岛争端时,其整体立场是相对温和和谨慎的。
从90年代中期至2010年,日本应对钓鱼岛争端的态度变得明显强硬。与之前的最大不同在于,日本已经不再将政治方式作为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唯一对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此阶段,中日在国家地位上的竞争不断加剧,而中国也加强了对历史问题的声索力度。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的程度同时加重,决定了这一时期日本的岛屿争端政策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
大体而言司法方式成为这一阶段日本应对岛屿争端的主要策略。所谓“司法方式”是指日本坚持以对钓鱼岛的所谓“占有”为前提,按照其国内法规定来裁断事件。这意味着日本否认在钓鱼岛存在主权争端,说明日本的应对策略变得激进。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日本警方非法逮捕中国保钓人士事件,日本警方以所谓“非法入境”为由逮捕登上钓鱼岛的中国保钓人士,这是日方首次以违反国内法即出入国管理法的理由,对他国登岛者动用司法处理方式。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这一事件的表态是:“那是基于法律而恰当应对的结果。根据法令行事,作为法治国家乃理所当然”。但在最终处理上,小泉内阁为了不过分恶化中日关系在事件发生仅两天后就将所捕中国人以强制离境处分送回。这是在日本执政党和反对派中尚存强烈的反对意见的情况之下的决策,反映了政治解决方式在这一阶段仍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对中国东海油气田态度的转变。在2004年之前,日本不允许本国公司对中日存在争议的海域进行勘探。但在2004年之后,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比如,调查中国的春晓油气田是否“跨越中间线侵占了日本的石油”,要求中国公布中日“中间线”(中国并不承认“中间线”划界一说——笔者注)附近海域的海洋水文资料,允许日本公司在争议水域测试演练等。
自2010年至今,以中国GDP超越日本为标志,中日之间的地位竞争再度深化;另外,中国国内出现的严重的反日游行表明,中国对于历史问题的声索程度也进一步加强。这导致日本对中国在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这两个维度上均明显提高,决定了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上对中国异常强硬,成为其在争端中的情绪性因素。
以2010年“撞船事件”为起点,以2012年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为高峰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政策相比前两个阶段变得相当强硬。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追逐中国渔船,致使双方船只两度碰撞,之后,日本以所谓妨碍执行公务之名逮捕中国船长并以日本国内法的形式进行起诉。民主党政府的这一做法在两个方面打破了自民党应对钓鱼岛争端的原则:第一,“事件从发生之初即被纳入国内司法程序处理,从根本上颠覆了自民党政府运用政治方式进行处理的惯例;第二,因顾及对华关系,日本对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国船只仅限于令船只退出该海域为止,但此次菅直人内阁的应对则一反常态,海上保安厅对中国船只进行了强制检查。2012年的所谓“国有化”更是变本加厉。有学者认为,“如果把2010年9月的事件比作‘书架倾倒’,那么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就如同‘拆除书架’”。2012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为了更好地保卫“尖阁列岛”,东京都政府打算从当前的所有者手中购买其中的三个小岛。针对这一挑衅行为,日本政府不但没有进行有效管控,反而在2012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5周年当天时任首相野田佳彦采纳了石原慎太郎的提议,宣布政府将会“购买和国有化”。同月,日本又宣布自卫队已经在防卫这些岛屿的部署上准备就绪。两个月后,日本以26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和“国有化”了钓鱼岛,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认为中日双方不存在任何争端,也无须进行谈判。不同于2004年和2010年钓鱼岛争端激化时的情况,日本政府在此次危机中采取了异常激烈的应对方式,从而将中日关系带入了危险的境地。
(二)较低地位焦虑与高历史压抑下的日本独岛政策与日本应对
钓鱼岛争端时的强硬程度具有明显的线性特征不同,在应对独岛争端和南千岛群岛争端时,日本的强硬程度相对比较稳定。随着国际社会对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日益重视,加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崛起,日本希望占有独岛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在此背景下,“竹岛为日本固有领土”等主张从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宣传开来。但是,60年代日韩签订渔业协定,使得这一争端基本上处于平静状态。直到90年代末,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了专属经济区,其中关于“中间水域”的划分使得两国在这一争端上的矛盾重新开始显现,独岛领有权的纠纷问题演变成一场巨大的海洋权益之争。可以说,冷战时期,日韩双方在岛屿争端中没有采取更多行动,而冷战的结束使该争端成为两国关系中相当重要的议题。冷战的结束使日韩之间被两极格局压抑的矛盾逐渐暴露了出来,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从而加剧了日本面对韩国的历史压抑程度,加之两国在经济以及东亚地位方面的竞争也有所加重,从而加深了日本面对韩国时的地位焦虑感。这两种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政策渐趋强硬。
21世纪以来,日韩之间的独岛争端不时激化,日本的应对策略大多以抗议为主。2005年,日本岛根县地方政府为了表明日本拥有独岛的主权,通过了一项设立“竹岛日”的计划,引发了日韩之间的“外交战”,给日韩关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韩国民众的抗议异常激烈,如焚烧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照片和日本国旗,甚至有抗议者试图在公共场合自杀,有学者认为该事件表明了“韩国的愤怒和复仇愿望的高峰”。然而,即使这种严重的抗议也未能阻断日本与韩国在官方层面的对话。比如,在2005年4月召开的亚洲合作对话会议期间,日韩举行了外交事务峰会,双方外长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双边关系中的教科书问题,把少量的时间用在讨论朝鲜问题上,这说明日本仍然希望通过协商的渠道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2012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视察,这是韩国总统首次登上日韩争议岛屿。日本官方下达了让驻韩大使武藤正敏临时回国的指示,此举被视为事实上的“召回”举措,日方亦通过召见韩国驻日大使、打电话给韩国外长等方式表达强烈不满。在国际上,为了以示抗议,2012年8月,日本要求韩国同意就独岛问题在国际法院举行听证会,但遭到韩国的断然拒绝。总体来讲,日本应对独岛争端的激烈程度不及钓鱼岛争端。
(三)较低地位焦虑和低历史压抑下的日本南千岛群岛政策
南千岛群岛问题对日俄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日本与苏联和俄罗斯难以通过谈判签订战后和平条约的最大阻碍”。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归还四岛”政策成为日本与苏联和平谈判中的核心议题。冷战时期,南千岛群岛问题相对比较平静,关于南千岛群岛的政治对话更多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北方领土’政策不再如冷战时具有某种强有力的结构支持”。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重点关注的是融入西方以及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而日本主要关注南千岛群岛问题的解决,尽管后来两国关系中的其他因素(尤其是军事方面)加重了双方对自身地位的关注,但总体来说,日本对俄罗斯的地位焦虑程度仍然比较低。同时,由于日本自身的受害者定位以及俄罗斯无意在历史问题上纠缠,决定了日本的历史压抑程度比较低。因此,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争端中的应对策略相对温和。
冷战结束之后,为了解决南千岛群岛争端,日本积极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两国于1991年就争议地区达成了免签证协议,即居住在争议地区的俄罗斯居民可以免签证到日本旅行,而以前居住在争议岛屿上但已回到日本的日方居民及其家人,也可以免签去争议地区旅行。另外,日本在2011年宣布考虑参与南千岛群岛的经济活动,说明“日本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彻底解决争端的几率非常低”,开始考虑“发展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这表明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争端中很难出现异常激烈的应对策略与钓鱼岛争端和独岛争端中的强硬态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2010年7月,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的择捉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日本对此进行了正式的外交抗议,并通过驻俄大使馆向俄外交部表示“北方领土”属于日本,无法接受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并对此深感遗憾希望俄方立刻终止演习。然而,抗议并未产生效果。2010年11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国后岛进行视察,这是俄国家元首首次视察两国之间存有争议的岛屿,日本的应对相对比较激烈,为此向俄政府发起了外交抗议并暂时召回了驻俄大使。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于12月乘坐海上保安厅飞机从空中视察了争议岛屿,视察后还向媒体表达了希望以领土问题的解决来巩固两国关系的愿望,并称会为解决此问题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随后不足10天,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视察了争议岛屿中的择捉岛和国后岛,日本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但没有进一步激烈的应对措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使得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俄罗斯宣布推迟与日本的官方交流、连续10天在南千岛群岛举行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日本对此只是进行口头谴责,表示“完全无法接受,非常遗憾”。而为了缓和争端,安倍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转交给俄总统普京一封信,信中向普京解释日本作为七国集团成员不得不采取对俄制裁,并积极寻求解决领土问题的办法。总之,从对上述危机事件的处理中可以发现,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争端中采取的应对策略相对温和。
通过上述检验可以发现,日本面对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时地位焦虑与历史压抑程度的不同 决定了其在不同岛屿争端问题上政策的差异。其大致逻辑如图1所示。
六、总结与讨论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理解日本与邻国交往时的情感动机,是把握其在不同岛屿争端问题上政策有明显差异现象的有效切入口。现有文献虽然对钓鱼岛、独岛和南千岛群岛等争端的分析数量较多,但深入考察日本岛屿争端政策和岛屿争端动机的研究比较缺乏,而且现有文献的解释或分析大多只适用于某一个岛屿争端,这导致我们很难看到影响日本岛屿争端政策的根本因素。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发现,日本在与邻国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反应受到两种情感动机的影响,即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而日本在这两种动机上的程度高低是决定其政策强硬程度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日本对三国的历史压抑程度高低依次为对中、对韩、对俄,地位焦虑程度高低依次为对中、对俄、对韩,从而解释了日本在钓鱼岛屿争端中的强硬程度高于独岛和南千岛群岛;加之日本对韩国和俄罗斯的地位焦虑程度比较接近,而在历史压抑程度上对韩国远高于对俄,也证明了日本对独岛争端的反应激烈程度高于南千岛群岛。由此,本文的假设得到了验证。本文在分析日本的岛屿争端动机时,以情感为维度,从而将国家间关系中的现实因素与历史因素进行了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阐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启发。
此外,就日本在与邻国岛屿争端问题上的政策差异进行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中日关系及中国的对日外交具有价值。
第一,从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来看,中日之间不断激化的领土争议已经不限于钓鱼岛,而是扩展到了南海等其他领域。本文的分析框架也可适用于上述领域。日本对中国的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这两种情感动机上的程度不断加重,在钓鱼岛争端激化对负面情感的发泄已经很难得到满足的时候,可以预料,日本插手南海的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故中国在协商解决南海问题的政策实践中,要对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感因素有所认识。另外,从中日关系的现状来看,日本对中国的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程度较高的状况很可能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为此,中国应该对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扩散到其他领域提早做好应对准备。
第二,从中国的对日外交来看,中国要营造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如何有效处理对日关系是一项重要考验。中国应在对日外交的不同议题之间形成关联,以降低甚至遏制日本对中国的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从地位焦虑的角度来讲,按照当前双方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国很难降低日本的地位焦虑感,但是,中国可以让日本尽快意识到中国超越日本不仅是未来时,而且是现在时,争取让其早日接受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于日本的现实。对此,一方面,中国应在必要的时候“秀肌肉”,让其认识到中国具有超越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应加强中日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限于精英之间,普通大众间也应该加强对话,使双方更加了解。从历史压抑的角度来讲,中国至少应该从事两项工作:一方面提醒日本人不要忘记历史,使其意识到逃避历史并不会给日本带来国际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向日本展示一旦直面历史问题时,其得到的不是报复和耻辱,而是尊重,这种胸怀的展示可以减轻日本承认历史罪行的后顾之忧。并且,中国政府应该正确疏导民意,防止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加重日本对中国的历史压抑感。这些工作相当困难,但为了避免中日走向战争,双方都有必要付出艰苦努力以增进彼此间的互信,并加强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对话。
当然,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分析框架的建构方面,尽管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同一国家在面对不同的岛屿争端对象国时政策存在差异的框架,但在自变量的操作化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本文虽对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但不容易区分日本在处理岛屿争端问题时,哪些行为是由地位焦虑引起的,哪些行为是由历史压抑引起的,而且这两个概念的衡量也不够精准。
(2)未能解决地位焦虑感与历史压抑感对岛屿争端对象国政策影响孰大孰小的问题。本文将地位焦虑与历史压抑这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力视为等同,但这种处理方式属无奈之举,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机制和工具分离历史与现实对岛屿争端问题的具体影响。
(3)本文将历史压抑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这主要是从横向比较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日本对中国、韩国与俄罗斯的历史压抑感的确存在一定差异。但需要承认,日本关于与三国的历史叙事一直在变迁只是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对此做了简化处理,这也是本文存在的一个重要不足。
(4)从论证的角度来说,鉴于笔者所掌握语言的局限,可能导致材料的收集和使用上存在疏漏。此外,由于目前日本对韩国和俄罗斯情感倾向的研究成果较少,而对于日本关于中国的情感倾向的研究相对丰富,这导致了文章在论证力度上有所失衡。
(5)从分析框架适用性的角度而言,本文只论证了此框架能够有效解释日本近年来对其邻国在岛屿争端问题上的应对烈度,并未讨论其能否推广到其他领土争端问题上。我们认为,虽然日本在其岛屿争端中的行为有其特殊性,但大多数争端议题都可从现实的地位关注和历史记忆等方面找到根源,故将这一框架向其他类似争端进行拓展,或许是可行的。至于如何拓展,还需做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
注:原文标题:《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日本在与邻国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衷心感谢 《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同时感谢尹继武教授和王广涛博士的中肯建议。此外 刘永涛、张旭艳陈亚州和杨双梅对本文也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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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
李宏洲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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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亚太》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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