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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论霸权的权力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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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7 12:51: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 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中,霸权是兼具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的重要研究对象,与霸权有关的理论或学派也非常多,各种观点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分歧。如果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审视这些分歧,不难发现其中有些是不重要的,另一些是可以会通或弥合的。本文试图从权力的角度来厘清与霸权有关的各种理论,进而探索霸权的根本属性。
权力不仅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中当之无愧的标志性的关键词,也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共同而永恒的主题之一。①鉴于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古往今来的学者哲人投入了大量的智力资源进行研究和阐述。在西方世界,被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称为“人类的导师”的柏拉图(Plato)早就断言,城邦的希望全系于政治权力与纯正科学的结合。柏拉图的《对话》甚至已经涉及了20世纪80年代末约瑟夫·奈(Joseph S.Nye)才明确而完整地提出的软权力思想。在《高尔吉亚篇》中,高尔吉亚(Gorgias)声称通过修辞术的说服,就可以获得权力,并且正是因为能够获得权力,才让修辞术成为了一门拥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的艺术。②拥有这种权力,“你可以使教练成为你的奴隶,使你的商人不为自己挣钱,而为他人挣钱,因为你……可以说服他们”。③中国古代也早有对权力的论述。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已经提出了经济条件、军事力量和政治可信度等三项重要的权力资源。④韩非子更是详细论述了综合运用制度(“法”)、信息不对称(“术”)及垄断赏罚(“势”)等手段建立强制性权力(硬权力的一种)的方法。
时至今日,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经为权力分析提供了较为严谨和精致的框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等有形资源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技能、政府质量等无形资源在内的权力“赖以存在的因素”,并指出了估计权力时应当避免的三类错误。⑤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明确区分了权力与权力资源,⑥并给出了被国际关系学界广为接受的权力的简明概念,即让别人做其本不愿做之事的能力。⑦由于权力资源转化为权力时可能存在大小不一的转化成本,两者之间并非确定的线性关系,达尔的区分为准确度量权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将权力与权力资源(实力)联系在一起,对许多研究者尤其是从事经验分析的研究者来说,仍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因为后者更容易测量,前者“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既难以界定,又难以衡量”。⑧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沿用了罗伯特·达尔从关系的视角定义权力的方法,把相互依赖(尤其是所谓的“不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相联系,⑨为分析和度量权力指出了具备可操作性的新方向。约瑟夫·奈对硬权力(命令式权力)和软权力(同化式权力)的明确划分丰富了人们对权力的理解,但也为准确把握和度量不同类型的权力(尤其是软权力)带来了困难。⑩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软权力与传统权力或硬权力的重要差异,但在分析的过程中对软权力的划分和界定并不清晰,甚至前后矛盾,不能逻辑一致地坚持权力与作为权力资源的实力之间的区别。例如,他过于强调软权力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之间联系的紧密性,而这背离了软权力系于认同的关键特征。于是有研究就可以驳道称,强大暴力这样的物质性资源也可能让承受者产生认同,(11)无形的非物质性资源也可能造成强制式的硬权力后果。(12)这些矛盾在本文中将得到澄清。
尤值提及的是,一些经济学的分析概念被引入关于权力的分析之中,由此发展了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对厘清权力的本质、更准确地度量权力(特别是霸权结构中的权力)以及预测权力影响下的行为提供了帮助。例如,一些研究(13)引入了公益产品(public goods)的概念,认为主导国家可以提供公益产品,让其他国家受益并依赖于这些公益产品,由此获得对这些国家的权力或影响力,从而促进国际合作。(14)本文将追随这种努力,借助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公害产品(public bads)、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等概念,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关于权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尝试运用到对霸权的分析之上。
二 文献评述
霸权是附着有特定结构、属性、行使方式等特征的权力。不同的学者对霸权的上述特征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传统。
就霸权的结构来说,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霸权结构是一种二维平面上的中心-外围结构或三维空间中的金字塔结构。但是,关于中心或顶端是什么却是众说纷纭、各执一端,大体可将这些观点分为亚国家单位为中心、单个国家为中心以及国家集团为中心三类。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及新葛兰西主义者看来,霸权结构主要表现为一种阶级统治而非国家之间的等级结构,(15)因此居于霸权权力结构中心的是霸权国家的主导阶级。(16)这与一些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荀子及孟子国际关系思想中霸权的解读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霸权(或者王权)结构的核心是君主及其大臣构成的统治阶层。(17)世界体系论者和霸权稳定论者都认为霸权结构的中心是单个国家。前者的代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其称为“中心国家”,并认为“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18)后者的先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指出,国际体系中必须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stabilizer),(19)这个独一无二的稳定者就是霸权结构中的中心或霸权国。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协会主席的亚当·沃森(Adam Watson)则认为,霸权体系未必是由一个大国主导,也可能是由若干大国所构成的小集团共同行使霸权,远者如波斯战争后的雅典-斯巴达双头霸权结构,近者如1815年后的欧洲五强格局。(20)
与结构相关的是霸权的权力范围。世界体系论者以及传统的中国政治秩序认为权力范围带有某种差序格局的特征。世界体系论者将霸权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是过去的中心国家,或由边缘地区上升而来的国家。边缘地区是殖民地或自立程度很低的地区。(21)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中,中央王朝向外依次被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等附有依次降低的权力义务的地区,(22)霸权则是中央王权不足以维系天下秩序时,由强大的诸侯召集若干弱小诸侯来发起或制止战争、制定秩序,(23)这些弱小诸侯即构成霸主的权力范围。两者的区别在于,世界体系论者认为霸权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中霸主的权力范围通常是区域性的。在这一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与世界体系论者较为接近,认为霸权应当是全球性的。但米尔斯海默同时认为现代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获得全球霸权,因此,即便美国也不是真正的霸权。(24)
以上关于霸权结构及范围的分歧,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并不重要。到底是以国内主导或统治阶级、单一霸权国还是中心国家集团为霸权的研究对象,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将霸权中心界定到集团、国家、阶层甚至个人的层次并不矛盾。而中心一旦确定,其影响力或权力的范围完全可以转化为一定标准下(25)进行计算的技术性问题,也没有必要预设霸权权力范围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的。
关于霸权的属性,葛兰西学派和世界体系论者比较接近,对霸权的评价总体上是负面的,认为霸权对权力结构内的非霸权成员是不利的。葛兰西学派认为霸权的世界结构是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结构,因此特别强调反霸权力量对霸权秩序的挑战,甚至不惜以武力为手段。(26)世界体系论者则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等级化的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和倾斜的商品交换体系。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世界经济体的商品链通过倾斜的交换机制循环流动,实现由边缘向中心的利润转移,加剧了体系的等级化和不平等性。中心国的横向垄断和对边缘国的垂直一体化控制是实现不平等交换的两条主要途径,中心国家的世界资产阶级借此成功地控制世界市场上的产品交换和剩余分配,不断扩大自身的资本积累。(27)但在霸权稳定论者及新自由主义学者看来,霸权的属性并非负面的,基本上是正面的或至少是中性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至少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霸权国发挥领导作用,则贸易、货币和其他大多数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实现,也是极难实现的”。(28)新自由主义学者也倾向于把霸权界定为一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多得多的资源及能力,(29)但这也只是一种客观的表述而不具备价值上的褒贬含义。中国历史上对春秋时期出现的各期霸权的评价也是正面居多(尽管与王权或王政相比,霸权与霸政是次优的选择),(30)作为霸主不但要尊奉王室,还要率领诸侯与蛮夷作战,维护中原秩序。(31)苛刻如孟子也不否认霸权的仁义属性,认为依靠武力并凭借仁义之道者可以称霸,且霸主必定产生于大国。(32)
要抽象或一劳永逸地论断霸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除了诉诸信仰别无他法。从实证的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只能根据特定的具体的霸权行使其权力的过程或后果,来判断该霸权的属性。绝大多数研究是从霸权行使权力或与霸权结构中其他成员相处的过程或程序是否正当来进行判断。例如,是否维护一种进步的自由国际体系;(33)是否以非强制的(34)以及和平的(35)方式推进多边合作或区域一体化;(36)是否致力于(以及受邀请(37))提供安全、援助、国际斡旋、调停及仲裁等公共产品;(38)在制定和执行国际规则时是否注重公平合理,特别是强制执行时是否经过正当程序(如安理会授权),(39)等等。
比较而言,从绩效或后果的角度评价霸权属性的研究较少,(40)但是,要设定一个争议较少的评价框架并不困难。可以借用“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这个概念来构建霸权属性的绩效评价框架。如果一项政策或行动,在没有牺牲任何一方福利的前提下改善了至少一方的福利,即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41)按照这个原则,在一定的时期内,霸权结构中,只要没有一个非霸权成员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非霸权成员构成的权力范围的总利益有所增加,即可认为该霸权在这一时期属于良性霸权。但是,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权力博弈中,更强调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有可能非霸权成员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虽然取得了绝对收益的改进,但其改善幅度远小于霸权国,或其对霸权国的不对称依赖大幅提升,结果其与霸权国的权力差距反倒拉大了。为此,有必要提出比帕累托改进更严格的标准,即“中性帕累托改进”。后者分为两种:一是“等比中性帕累托改进”,即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权力范围的总利益与霸权国利益之比应当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二是“等距中性帕累托改进”,即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权力范围的总利益与霸权国利益之差距应当保持不变(或有所缩小)。
对霸权行使方式的讨论更加复杂,因为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讨论和分析本身还是晦暗不明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是通过提供国际货币、开放的贸易体制以及国际安全等公共产品(42)来展示影响、行使权力,在此过程中,霸主控制了原料、资本来源及市场,并在高附加值商品生产中具备竞争优势。(43)尽管霸权稳定论者已经注意到了霸权可以通过拒绝开放(作为公共产品的)本国市场之类的措施来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44)但它们主要还是从公益产品的角度理解霸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或者说,至多从公害物品治理(如控制传染病、(45)治理腐败(46)等)的视角理解霸权国行为,相对忽视了霸权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公害性对于国际合作的正面意义。
霸权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通常兼具公益产品属性与公害产品属性。没有公益性,无法吸引其他国家参与合作;没有公害性,无法保证霸权结构的相对稳定性。那些试图“搭便车”的国家随后会发现,它们可能是搭上了一辆快速狂奔中的战车,尽管不用花钱,但也无法轻易从车上跳下,强行跳下可能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约瑟夫·奈在提出命令性权力时已经区分了基于诱惑和基于强制这两种命令性权力,(47)这实际上也对应于霸权结构内的公益产品和公害产品。
国际货币就是典型的兼具公益性与公害性的公共产品。接受国使用国际货币可以便利地与任意第三国进行交易和结算,可以容易地储蓄国际公认的货币财富。但与此同时,接受国也被发行国征收着超长期的铸币税,同时,大量财富以国际货币的计价形式存在(例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投资在美国国债等市场上),相当于接受国向发行国遣送了重要的“人质”,将自己的重大利益置于风险之中。(48)尽管对接受国来说,这是一种有害或高风险的状态,但对发行国来说,这种“人质”又相当于得到了接受国的可置信的保证,可以确信其至少在可预见的期间内不会颠覆现有的霸权结构,从而有信心为霸权结构提供更高质量的各类公益产品。
葛兰西学派强调霸权通过各方的同意来行使权力,(49)主导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存在一种糅合了服从和一致的意识形态。(50)但是,葛兰西学派认为这种同意是不合理的,是意识形态霸权所塑造出来的,其内部蕴涵着对立性的反霸力量。约瑟夫·奈的软力量思想则认为这种经非霸权国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由同化力量产生的,是非霸权国对霸权国软硬实力或资源产生认同的心悦诚服的结果。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根本不应该把这种基于同意或认同的软实力纳入分析视阈之中,因为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看待和衡量权力的方式,是不适于作为科学分析对象的。(51)
是否将软权力纳入权力分析框架之内,是不同学者构建权力分析框架时面临的根本分歧。反对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软权力涉及价值判断,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理论是不能够被检验和执行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二是软权力概念不是精确和稳定的,无从测量。我们认为:首先,价值判断不能作为科学分析的工具或手段,但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科学理论来分析含有价值判断的命题。其次,对软权力的测量工作并非全无进展。例如,阎学通和徐进从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三个方面设计了软权力的衡量指标并计算出“中国软实力总体上处于美国的1/3上下”。(52)当然,他们也承认,指标的简洁性、综合性和代表性还有待考究,或者说,测度本身还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本文以下部分将提供软权力测度的理论基础,说明软权力可以是精确和稳定的概念。在分析霸权行为时,一个包括了软权力维度的权力分析框架是更完整和更有解释力的。
三 从人的行为层面对权力根源的微观考察
一个人的世界里可能只有经济,(53)再增加一个人,世界便有了政治。经济是关于配置的学问,政治是关于支配的学问。尽管理论上可以做此概念的区分,但实践中配置的不同结果可能产生不同的支配关系,而不同的权力支配状态也可能影响配置的效率与产出。配置与支配往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研究权力的时候,有必要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视角通盘考虑。
不仅如此,配置与支配都涉及权衡。配置主要是对利弊的权衡,支配还牵涉对敌友的权衡,这种权衡都有共通的人类心理的基础,都面临现实条件的约束。因此,关于配置的经济理论与关于支配的权力学说背后,存在某种一致的心理与行为基础,这使两种理论有望在彼此砥砺的过程中相互启发、互为奥援,形成一种更综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阐释视角。
尽管我们以“国际”为主要的研究场阈,但无论是配置还是支配,其行为主体的最基本单位都是人。国家层面乃至超国家层面的行为,其逻辑的根源或微观基础都根植于人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因此都有其共通的行为基础。(54)
我们要研究权力的根源,也可以从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人群着眼,收集经验证据,做出理论推断,构建分析框架,并用更多层面、更广范围、更大领域的权力事实来加以检验,据此将霸权本质或权力根源的理论一般化到那些层面、范围和领域。
我们以一个公园中的人群为对象,考察其中的权力来源、结构和变迁。在全国2
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公园之中,这个公园并不特别。公园占地0.15平方公里,周围有五六个居民小区,每天有数百居民到公园锻炼,而以早晨最为集中。参加晨练的居民分为若干开放的团体,团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公园西侧的一大片树林里是一群做保健操的,我们称为A团体。领头者是一名中年妇女,每天早晨7点左右她会带领大家做操,持续时间约30分钟。A团体保健操的动作比较简单,后来者只需模仿旁边人的动作即可,无须专门指导,不过领导者为人和善,向她请教也乐于指点。A团体历史较早,最辉煌的时期有150人-200人参加锻炼,后来由于别的团体的竞争而人数锐减,现在每天大概30人左右参加活动,比较稳定。
A团体的主要竞争者是B团体。B团体的位置就在A团体活动的树林以北的一片林子里,领导者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来自公园附近的一家康体机构。每天早上该康体机构的5名-6名员工携带一个高1.2米左右的大型音响到公园,带领晨练的居民做操,每个员工都在前排做示范,还有员工在一旁巡视,纠正动作。当然,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一套操的时间大约也是30分钟,但可能会重复做一次,以便来晚的居民参与。早操结束后,该团队会停留一段时间接受居民的咨询,并登记有意接受其他收费服务的居民的情况。虽然B团体新近才成立,但成长迅速,每天参与高峰的人数在200人左右,相当部分是由原来A团体转会过来的。
B团体的东侧林荫道上是C团体的活动范围。C团体出现的时间也比A团体短,领导者每天携带一个小型手提放音设备,用于播放广播体操,团体成员大约有20人左右,参与者不少相互认识,做操的时间相对比较灵活。
B 团体以北有一个小的水泥地面的操场,那里是D团体的活动范围。D团体是练太极剑的,每个成员都手持一柄练习用的太极剑,身着一袭绸缎质地的功夫装。太极剑一般用的是龙泉出产的,其中沈广隆和查氏的一柄要300元-600元左右,蒋氏的一般也需要两三百元。太极服通常一套要200元左右。这些设备与服装都需要参与者自行准备。太极剑舞起来英姿飒爽,非常好看,但动作技术要求高,必须经过专门的学习和持之以恒的练习才能掌握动作要领,精通此道的领导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D团体参与者人数在25人左右,团体规模比较稳定,成员之间也比较熟悉。
公园东侧靠公路的地方有一块平地,平地中间有一棵树,E团队的活动就围绕这棵树开展。领导者在树上挂一个简易录音机,里面持续播放“阿弥陀佛”的佛号,团队成员排成首尾相接的一圈,围绕大树一边哼唱佛号一边绕圈子。E团体成员相信自己的行动不仅仅有益于本身的健康,家人虽未直接参与,也能因此得到佛祖庇佑而平安。E团体有成员约15人,成员比较固定,平均年纪较大,相互之间颇为熟稔。有时天气不好,E团体也能全员出席。偶有因疾病缺席者。
除了这些团体之外,公园中还有许多不典型的小团体以及未固定参与团体的自由锻炼者,这些人也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参加上述团体的活动,具体的情况不再赘述。以上各团体的基本情况见表1所示。
根据从关系视角对权力的定义,表1中的领导者对跟随者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改变了领导行为不存在以前跟随者原本的活动意愿,所以领导者对跟随者无疑拥有权力。但不同的团体其权力之间因为不同的影响或约束条件而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一个影响因素是权力存在的时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论述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时曾经提出“传统”这一来源,(55)传统就是一种时间的概念。当其他条件相近时,权力已经持续的时间越久,其影响力就越大,稳定性也越高。比如A团体和C团体相比,其他条件近似,但由于A团体存在的时间更久,知道的人更多。尤其是当A团体的许多外围参与者被吸引到B团体之后,剩下的人主要是接受A团体传统更深的人。因此其规模比C团体更大,因为天气等原因造成的人数变动的比率也略低一些。
但时间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与B团体相比,尽管A团体存在的时间更长,但由于B团体提供了更好的设备、更多的指导,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大规模的公益产品,所以A团体迅速由辉煌期的一两百人下降到30人左右,而B团体成为公园的第一大团体。B团体之所以有动机大规模提供公益产品,是因为其领导者预期将从活动中获得更大的附加经济收益。A团体的领导者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到公园锻炼身体,并义务为邻里提供锻炼方面的帮助,从自我价值实现中获得满足,同时也收获到一些参与者的感激而已。但B团体则不然,其领导者是一家经营性的康体机构,在公园提供公共产品的背后是希望这一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该机构并最终购买其产品与服务。有这样的预期收益,B团体才舍得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为居民无偿服务。对于那些从A阵营投向B阵营的众多居民来说,哪方提供的公益产品多就趋向于哪方。这是B阵营能够通过投入公共产品而迅速扩大权力强度和范围的原因。换句话说,投入公共产品是一种权力的获得方式。
但这种扩大公共产品投入的权力获取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D团体和E团体就基本不受B团体的影响。这并不是因为D团体和E团体的领导者投入了价值高更的公共产品,恰恰相反,这两个团体的领导者在物质投入上都是显著轻微的,团体的跟随者却进行了相对于A、B、C团体多得多的投入。其中,D团体跟随者在剑及服饰上的有形投入自不待言,此外还有对领导者的敬仰与尊重,E团体的成员则投入了虔诚的信仰。与D团体相比,E团体还有其特别之处。首先是E团体的物质投入显著低于D团体,但E团体的稳定性或者成员对领导者的权力忠诚度还要高于D团体(表现为E团体参与活动的人数变化比低于D团体)。这是因为信仰一方面节约了有形资源的投入,另一方面它是带有内生惩罚机制的投入。坚持信仰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违背信仰做事会带来焦虑以及“神佛厌弃”的恐惧。如果以公共物品来做类比,它也同时兼有公益物品与公害物品的属性,能够从奖赏与惩罚两个方面同时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从领导者方来看,经过跟随者的信仰而产生的权力,无疑是成本最低但忠诚度极高的权力。最后,无论是剑和功夫装这样的有形投入,还是尊重、信仰这样的无形投入,都是一种对领导者认同的明确和可置信的信号,而基于认同或经由同化而产生的权力正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的本质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区分出两种权力:一种是主要存在于A、B、C团体中的来自公共物品不对称投入的权力。领导者提供了大部分公共物品,跟随者提供很少甚至不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提供上的不对称性产生了后者对前者的不对称依赖,由此派生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力或权力。另一种是主要存在于D、E团体中的来自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权力。跟随者投入了大量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些资产只在关系之内有价值,转移到关系之外价值会发生极大的贬值。(56)换言之,这种投资可以增加关系内的生产力,用于关系之外时价值较低,投资方需要为此花费成本。(57)就好比练太极剑的备齐了装备却要他去跟着跳韵律体操,又或者让虔诚于宗教的人放弃含有宗教仪礼的运动而去做广播体操。
他们的装备和虔诚都是要付出相应的或本的,但是在现有的关系场阈之外几乎没有价值。因为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存在,参与者从某种意义上就受制于领导者,这种投资越多,受领导者影响的程度就越高,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大。
但是,做出关系专用性投资决定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由于契约不完全性的存在,无法事先就专用性投资的相关事宜签订可以被第三方所证实的合同,在没有发生剩余控制权交易或转移的条件下,没有人敢于进行专用性投资,因为一旦投资就会使自己限于被“锁定”的不利的谈判地位。可能因此招致对方的“敲竹杠”。投资方预见到这一点,就会事先减少关系专用性投资。
所谓“软权力”,实际上是由权力接受者一方的投入而产生的权力。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热衷于把权力与权力资源混同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者更容易度量,因此常把权力资源作为权力本身的代理变量。但这种做法有严重的缺陷。尤其是把软权力与非物质性资源等同的做法,很多时候与软权力内在的“同化”、“吸引”的含义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从公共物品和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角,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计算和衡量硬权力与软权力,从而为权力理论提供更加完备和严密的计量基础。
四 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
由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一个霸权结构之中,硬权力主要来自霸权国投资于兼备公益性与公害性的公共产品而产生的利诱和强制,软权力则表现为非霸权成员对霸权结构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一般来说,霸权国进行的公共产品投入的规模越大,非霸权成员对霸权国的利诱所产生的不对称依赖越大,因霸权国的强制而招致的不对称威慑越大,则霸权国对成员国的硬权力也就越大。但是,软权力与霸权国的投入没有绝对或必然的关系,其测度是用成员国对霸权结构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规模来衡量的。即便霸权国在公共产品上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对成员国产生了明显的硬权力的影响,但若成员国做出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很少,则霸权国对成员国的软权力影响就是微乎其微的。其后果就是,霸权国可能以利诱或命令的方式对成员国进行操控,以实现本身之意图,但是,一旦有其他对抗性的霸权提出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实施了更强有力的威胁,则成员国会毫不犹豫地从原有霸权结构中脱离出来,投向新的霸权结构。(58)
换言之,与公共产品投入相联系的硬权力更多决定着霸权结构权力范围内各成员国对霸权国的不对称依赖情况,公共产品投入越多,成员国对霸权国的依赖度越高,或者对霸权国存在一定不对称依赖的成员国数量越多;与成员国自身关系专用性投资相联系的软权力则决定着各成员国对霸权国的忠诚度,即便依赖度并不存在时,忠诚度仍然有可能维持霸权国对成员国的权力关系,当成员国对霸权国做出了信仰意义上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时尤其如此。软权力一旦形成,可以比硬权力更加节约权力资源,就形成同样的支配力或影响力。
表面上看,对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似乎又是一类无法观察的变量,就像许多人所诟病的霸权在信仰或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无从衡量一样。实际上,换一个角度,从成员国的方面来考察,有关信仰或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并非无迹可寻。古代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儒家信仰或意识形态的投入就是有史可考的客观事实,比如在国内设立儒学以及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科举制度等。这种投入的成本与效果都是巨大的。例如,朝鲜在明朝灭亡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于1704年建大报坛由国王祭祀明朝皇帝,直到1908年才迫于日本人压力撤祀。(59)作为霸主国的明朝已经灭亡,照理说其对朝鲜的硬权力已经消失,但朝鲜冒着清朝打击的危险也要坚持祭祀明君,其原因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朝鲜臣民在信仰上尊奉汉族建立的明朝为正朔,即便清朝已经统治两三百年,朝鲜儒林却仍认为其不得正统。(60)朝鲜国王光海君,在明朝无法提供保护时“通虏”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是,这种与正统观相悖的做法也使其难逃被废黜的命运。(61)由此可见,信仰或意识形态上的投入所产生的软权力效果之大,并不以硬权力之存废为限。
理论上,霸权国的软权力与硬权力存在三种可能的关系:第一种是软权力对硬权力高度敏感正相关,第二种是软权力对硬权力不敏感甚至不相关,第三种是软权力对硬权力负相关,分别对应于图1中的A、B、C三种类型。
A 型关系意味着霸权国较少公共产品的投入可能引致成员国较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或者较多的成员国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这种类型的软硬权力关系对于霸权国软权力的形成十分有利,此时霸权国甚至可以只关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权力资源的积累并注意向霸权结构内投入公共产品,成员国会自动跟进专用性投资,从而让霸权国获得软权力。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成员国对霸权国已经有比较高的信任的阶段,或者说霸权国发出了可置信的信号,成员国相信自己在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后不会被霸权国“敲竹杠”。
B型关系意味着尽管霸权国进行了大量的公共产品投入,但成员国几乎不为所动。此时霸权国想通过利诱或威慑来获得成员国的认同是徒劳的,这往往是因为成员国同时还接受其他霸权国的公共产品或硬权力影响。对于这样的成员国,霸权国最好的策略是就特定的具体的议题和项目与之做交换,而不要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公共产品俱乐部。
C型关系意味着霸权国越是提供公共产品,成员国对其态度越是负面。此时霸权国自以为“示好”的行动,反倒会招致猜疑和厌恶。这种情况多见于成员国受到其他霸权国软权力的强影响,而其他霸权国与该霸权国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作为挑战者的新兴霸权国与守成霸权国权力范围里的成员国之间也往往存在这种情况。
霸权兴起的最初时期面临的是图2中的c阶段的情况,即整体来看(或大多数)其他潜在的成员国对新兴霸权国开展的公共产品投入持排斥的态度,此时把大量资源用于公共产品的投入只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这个阶段新兴霸权的最佳策略是寻找守成霸权权力范围之外少数的存在A类型关系的成员,以这些成员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在与这些成员交往时,新兴霸权应当长期保持诚信,并且注意其他成员的福利能够按照中性帕累托改进的标准不断提升,做一个良性霸权或仁慈霸权。持久的诚信积累起来的良性声誉将成为新兴霸权向潜在成员国发出的可置信信号,促进它们对新兴霸权结构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在b阶段,多数潜在成员对新兴霸权国不再有敌意,但大规模、大范围提供公共产品仍然是缺乏效率的。此时应当致力于辨识和遴选那些拥有对新兴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和技术的潜在成员,重点向它们提供市场、国际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增进它们对于新兴霸权国的不对称依赖。到a阶段,只要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多数成员国对霸权国的忠诚度会相应上升,此时新兴霸权真正进入权力上升期。
五 软权力与战略性误导
关系专用性投资是观察和度量软权力的窗口,而不是提升或改变软权力的手段。霸权国只能做出公共产品的投资,而无法越俎代庖地替成员国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公园案例中,太极剑的领导者当然可以为自己的潜在成员提供太极剑和功夫装,但这时的剑和服装就成了公共产品而不能被视为关系专用性投资。试想潜在成员若是带头念佛者或者羽毛球运动组织者的拥趸,那么剑和服装简直成了一种负累,强行提供,不但不能获得潜在成员的支持,反倒会引起不满与反对。只有当成员主动投入自有的稀缺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很难或无法转换到其他用途或权力关系中时,该资源的规模才能够用于度量霸权的软权力。
误将软权力由观察性概念理解为操作性概念,可能发生战略性误导。所谓战略性误导,即由于事前接受了虚假的可置信信号,或者事后遭遇隐藏信息或行为,致使一国发生持续和重大的误判,并引起严重的后果或持续的沉重负担,从而由兴盛走向衰落。战略性误导可分为器物、制度以及观念三大层面的误导。
战略性误导固然有其外源性的一面,即作为潜在对手的霸权国成功发布可置信的误导性信号,或者隐藏了真实意图、资源及能力增长趋势等关键信息和行动,但不可否认,出现误判一方也有其内源性的条件或原因。或者说,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出现战略性误判。
第一,一国处于上升或兴盛期,容易忽视风险,夸大形势中对自身有利的一面,而忽视其具有潜在挑战性的一面。例如,欧元区在兴建进程中过度陶醉于一体化的成就,在接纳希腊等国时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中的风险。证据显示,当时德法已经注意到希腊数据作假的迹象,但欧元兴起的政治重要性和紧迫性压倒了质疑。(62)
春秋时的吴国也是如此。吴王夫差之父是在与越国开战时被对方所伤而死,吴越之地本有“浓厚的血族复仇的传统”,(63)照理说越国是夫差的“不共戴天”之仇,在战败后不应得到宽恕。但当时的吴国在伍子胥的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击败越国之后正有北上中原与大国争霸之意,加之越国当时的确失去了反抗之力,越王勾践夫妇还亲自到吴国伺候夫差、从事屈辱的劳役。自身实力的膨胀让夫差轻信了勾践发出的臣服信号,以致越国二十多年的生产、积累、教育民众和训练军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行动都未能引起夫差的警惕。
第二,一国具有集中的决策体制和强大的内部动员能力,由此战略性误导的后果将十分严重,这又会刺激起对手对其开展战略性误导的积极性。例如,春秋时政府对农耕有强大的组织控制能力。于是越王勾践(不惜通过含垢忍辱的方式)成功地让吴国相信越国已经甘于臣服,后者不但在越国受灾时出借粮食赈灾,还轻信越国,将越国翌年偿还的经过精选和蒸过的粮食作为种子在吴国推广,造成严重的饥荒。(64)吴国国力日损,而越国日益强大,最终灭掉了吴国。
第三,决策系统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考虑小集团利益的团体。与其中某些小集团利益高度一致,战略性误导就容易得逞,或至少在一国决策系统内制造及放大分歧、引起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倾向于孤立和包围德国,而英国舆论的主体则主张应该打破对德国的包围圈,就德国的抱怨进行友好的讨论。(65)英法之间的分歧正好给予了德国不断安全触及主导国“底线”而渔利的机会。春秋时吴国内部的分歧主要出现在伍子胥与伯嚭之间。伍子胥坚决主张在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条件下“灭越”,而伯嚭在接受越国贿赂之后积极主张“存越”,这种分歧限制了吴国的决策效率,并且最终误导了吴国的对越策略。(66)
中国在软权力问题上遭遇战略性误导而受损的内外部条件均已具备。第一,所谓“建构软权力”的努力可能引起一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资源的无效或扭曲配置,从而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软权力实际上是其他国家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结果,中国如果不加区分地以面向世界的方式“建构软权力”,本质上是进行无差别的公共产品投入,在美国守成霸权的影响力之下,其对中国软权力的真实后果往往是负面的。
第二,从外部来看,美国似乎已经进行了软权力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成效,这增加了“软权力建设”的可信度。约瑟夫·奈就是用软权力来为美国并未衰落进行辩护的。这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由于软权力建设上的成就,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并未下降。约瑟夫·
奈甚至还直言,“我认为采取提升软权力的政策对中国而言是明智之举”。(67)还有研究指出,美国在软权力建设上的投入已经过多了。美国在全世界建设军事基地,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显示美国“消费主义的斯巴达”模式,以影响当地文化,通过炫耀其军团的电影院、超市、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空调宿舍等,来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和优越性,从而改变这些地区的传统观念。维持这一由军事带动的传播价值的网络需要耗费巨额的财政开支,这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的经济负担。(68)凡此种种,皆以“软权力必由建设而得”为前提。
第三,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国家实力明显提升,2010年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极具象征意义,这让中国在硬权力之外更产生了追求软权力的抱负与雄心,希望通过中国的观念、模式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由此创造了一种轻信的氛围,在软权力建设论者倡言之下,极易轻率地决定实施所谓软权力提升战略,进行效率低下的无形公共产品的投入。
第四,在总结中国模式的许多文献中,都把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或政府发展主义(state developmentalism)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其背后的含义是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69)强有力的动员体制能够将观念上的进步转变为巨大的生产力,同样容易把认识上的谬误转化为灾难。软权力经过一系列的重新阐释和包装之后,已经以“软实力”的形式为决策层所关注。如果研究界不廓清软权力的真实含义及实现形式,以致政治家根据错误的观念做出决断,就可能引致政策失误,让中国发展遭遇挫折。
第五,中国内部不乏因倡导软权力“建设”而获益的利益集团。尽管从国家整体发展来看,错误的软权力“建设”措施可能导致资源的错配,但显然中国内部不乏能从错配中得利的小集团。不幸的是,它们往往具备较强的影响决策的能力。
与软权力有关的战略性误导可能带来如下结果:
第一,在无形的国际公共产品上过度投入实际资源,使本国经济增长低于应有的水平。美国固然在军事基地上修建了文化设施,但这些文化设施的影响力首先是基于军事威慑力而存在的。在没有威慑力的前提下,提供无形公共产品可能耗费了本国实际资源,对外影响力却非常有限。
第二,一厢情愿而错误地提供无形国际公共产品,可能反倒降低自身的软权力。美国影片通常被视为宣扬美国先进价值观的载体,也被软权力建设论者视为构成美国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12年9月上映的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引发利比亚、埃及、也门、孟加拉国等国掀起大规模示威浪潮,并至少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及三名外交官身亡,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无形公共产品投入与软权力是两回事。错误的投入会带来对软权力的负面冲击。中国当前面临的世界仍然是美国霸权占优的世界,在现阶段,如果不加区别地向美国霸权权力范围投射中国的无形公共产品,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反制,同时还可能引起被投入的对象反感,产生反效果。
第三,创设一些无效的国际制度,造成外交资源的极大浪费。国际制度也被一些软权力建设论者视为增加中国软权力的载体,因此积极倡导中国创建和主导一批国际规则、制度和组织,以实现话语权的扩张。这正好倒置了国际制度有效性与主导国软权力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创设了国际制度,霸权才获得软权力;相反,软权力是权力所及范围内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保证与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努力不是通过国际制度,而是通过与沙特阿拉伯的“不可动摇的君子协定”,达成了美元为石油唯一定价货币的条件,从而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70)这样的协定缺乏第三方监督,甚至都无法证实其存在性,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却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显然,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软权力是该协定能够生效的原因,而非协议的结果。
六 结论
霸权应当如何产生和运用权力是霸权成败的关键,由此我们从权力的视角来理解霸权的行为逻辑无疑是合理的。霸权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历史地看,前者更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要成为良性霸权,在运用权力的时候则应当注重权力的生产性(也即有助于霸权结构增加总产出,而不是只执行再分配的功能)、包容性(也即在福利分配上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程序正义性(也即应争取非霸权成员协商一致、多数投票认可或授权)。
霸权的权力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利诱或胁迫的硬权力,主要通过向权力范围内各成员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得;另一类是基于认同的软权力,只能由非霸权成员国对霸权结构做出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来度量。公共产品投入与关系专用性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正相关关系,认为投入无形公共产品等同于提升软权力的观点,可能对一国决策产生战略性误导。
基于以上认识,一个已经积聚了相对丰裕的权力资源的国家如果想增加自身硬权力和软权力,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行事:第一,根据各国对既有霸权国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情况,分析既有霸权国的软权力范围,从而避免在这一范围内徒劳地投入公共产品。第二,与既有霸权国权力范围之外的潜在成员交往时,应当长期保持诚信,并且注意其他成员的福利能够按照中性帕累托改进的标准不断提升。第三,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要注意提供那些兼具较强公益性与公害性的产品。第四,在软权力提升议题上应当有更持久的耐性。多数情况下,新兴霸权软权力的获得不是它自身努力争取到的,而是旧霸权自我败坏而流失掉的,由于霸权惯性的存在,这个过程可能历时日久。
毫无疑问,美国霸权是中国持续崛起最重大的外部约束条件。(71)尽管美国当前对世界的影响仍无人可及,但中国要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中积累软硬权力也非全无机会。其一,美国硬权力的经济与军事基础已经有相对走弱的态势。这方面的证据已经非常多了,本文不再赘述。更关键的是,其二,美国的软权力也出现了流失的征兆。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文本(及其承载的精神)与美国保持一致,相当于对美国霸权结构进行了重要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因为按照宪法组织起来的国家法律与行政框架上的投入是巨大的,而一旦按照美国宪法的精神进行了上述投入,就很难转变到其他意识形态基础的法律与行政框架之上。有研究分析了近60年来世界各国宪法与美国等国宪法的相似度,发现越来越多的宪法不再以美国宪法为蓝本,(72)这说明世界各国对美国宪法有关的软权力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整体呈下降之势,而这意味着美国软权力的流失。
中国站在世界第二的特殊位置之上,这个位置可能成为新起点,也可能成为转折点。按照本文的分析逻辑,中国应当在既有霸权权力范围的空隙与盲区中积蓄力量、建立规则,同时与包括既有霸权在内的国家搞务实合作,而不是浪费有限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战略资源,大张旗鼓地搞“软实力竞争”,一相情愿地提供缺乏效率的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没有软实力基础、华而不实的国际制度和组织,招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在美国软硬权力流失的大背景下,中国只要不出现前述战略性误判,就可以避免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 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研究表明,权力作为一种现象或知识,甚至在黑猩猩的世界里也普遍存在,这说明实践权力的历史可能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加悠久,“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当然本文只研究人类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参见弗朗斯·德瓦尔著,赵芊里译:《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②James S. Murray, “Plato on Power,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lleged Neutrality of Gorgias"" Art of Rhetoric(""Gorgias"" 456c-457b),” Philosophy & Rhetoric, Vol. 34, No. 4, 2001, pp. 355-363.
③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④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参见《论语·颜渊》。
⑤包括将权力绝对化、永久化以及强调单一因素等。参见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220页。
⑥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页。
⑦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1957, pp. 201-215.
⑧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1, p. 3.
⑨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urvival,Vol. 15, No. 4, 1973, pp. 158-165.
⑩ 约瑟夫·奈本人最初的表述也是容易产生误导的,例如,他指出“软权力是与硬权力相对照的概念,后者往往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有形资源相关”,这暗示软权力是与无形资源相关的概念。实际上他关于软权力的核心思想是,某国让其他国家主动按照该国愿望行事的权力,显然这一权力既可能是因为该国的有形资源也可能是因为该国的无形资源所引致的。陈志敏和常璐璐对此进行了澄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软性软权力及软性硬权力等概念。参见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5, No.2, 1990, pp.
177-192;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4-23页。
(11)例如犯罪的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认同或依赖,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
(12)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4-23页。
(13) 例如,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G. 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也有研究质疑这种说法,认为霸权并非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其理由是霸权国难以向其他国家做出不进行再谈判的可置信承诺,对公共产品或国际合作更具依赖性的其他国家预见到这一点,为了避免事后因为霸权国发起再谈判而蒙受损失,就会事先拒绝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转而追求一种没有霸权国主导的基于平等契约或规则的合作。参见David
A. Lake,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 No. 3, 2009, pp. 219-244; Chad Rector, Federations: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Coop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Henk Overbeek, “The Forum: Hegemony and Social Chang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38, No. 2, 1994, pp. 368-369.
(16)张建新:《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288页。
(17)阎学通:《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7期,第115-144页;徐进:《孟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及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16页。
(18)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
(19)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
(20)沃森还强调霸权并非独裁,在霸权与结构内其他成员之间,通常存在持续的对话与沟通。参见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1992, p.15。
(21)沃勒斯坦甚至不把它们称为边缘国家,因为其国家或政府的角色非常虚弱。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463页。
(22)参见《国语·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23)即孔子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参见《论语·季氏》。
(24)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4, 2010, pp.381-396.
(25)有研究者根据不对称依赖标准对美国的权力范围进行了测量。参见冯维江:《美国全球权力的分布与消长:不对称依赖视角》,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80-92页。
(26)Adam D. Morton, Unravelling Gramsci: Hegemony and Passive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p. 97-98.
(27)田军:《“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论视角的中国世界工厂定位》,载《日本问题研究》,2005年第4期,第17-20页。
(28)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
(29)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16.
(30)从字面意义来看,在现代中文语境中,霸权带有明显的贬义。不过英文hegemony或hegemon是中性词。相关讨论可以参见王辑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9页。
(31)参见《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32)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33)Bob Catley, “Hegemonic America: The Benign Superpowe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8, No.4, 1997, pp. 377-399.
(34)Thomas Pedersen, “Cooperative Hegemony: Power,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4, 2002,pp. 677-696.
(35)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 No. 2, 1998, pp. 40-79.
(36) 值得强调的是,并非只有美国这样的全球超级大国才是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侧重于其他国家对霸权善意的认同)或仁慈霸权(benevolent hegemon,侧重于霸权主观的友善意图及主动的亲善姿态)的当然人选。有研究指出,南非这样的区域强国也可以、并一定程度上已经通过促进区域一体化而扮演着良性霸权的角色。参见Bertil Odén, “New Region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Part of or Alternative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BjD7X201.jpgm Hettne,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London: Macmillan,1999, p. 173。
(37) 挪威历史学家吉尔·隆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从二战后美国对西欧的影响中归纳出“受到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概念。参见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3, No. 3, 1986, pp.263-277。另参见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8)Beate Neuss, “""Benign Hegemonic Power"": A Means of Refashioning Western Europe in the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kastudien / American Studies,Vol. 46, No. 4, 2001, pp. 535-556.
(39)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载《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第56-58页。
(40) 张睿壮已经区分了程序评价与绩效评价两种方法,但他所举的绩效评价的例子,“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public
goods)’,诸如和平、安全、自由贸易、发展环境(包括发展援助)、生态保护、危机管理等等”,其实更接近于程序评价而非绩效评价。因为霸权国提供“公益”本身只是履行了一种善意的程序,这些“公益”是否有效转化为非霸权国的利益,才是绩效评价的关键。
(41)如果再无此种改进的余地,即实现了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或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参见Ben
Lockwood, “Pareto Efficiency,” in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Vol. 6,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92-295。
(42)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70-71页。
(43)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39页。
(4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73页。
(45)阿尔因-特科让、佩德罗·康赛桑:《超越传染病控制:全球化时代的卫生》,载英吉·考尔等编,张春波等译:《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426页。
(46)彼得·艾根、克里斯蒂安·艾根-佐齐:《腐败与全球公共产品》,载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第473-490页。
(47)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p. 177-192.
(48)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信任”的定义正是“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参见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信任与统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49)Robert W. Cox, “Labor and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No. 3, 1977, pp. 385-424.
(50)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No. 2, 1981, pp. 126-155.
(51)苏长和、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载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Ⅲ页。
(52)即他们所说的软实力。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8页。
(53)古典经济学、后来的奥地利学派乃至新制度经济学都将鲁宾逊一人世界作为分析的起点。马克思曾经评论道:“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5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人的行为的层次来理解国家行为并非华尔兹所批评的还原论。这不是从特定微观主体的具体特征出发来解释宏观领域的现象,而是从人类共同的本性出发来理解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政治现象中的规律。
(55)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56)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强等译:《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57)贝尔纳·萨拉尼耶著,费方域等译:《合同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58) 硬权力与软权力关系与克莱因方程(Cline""s
formula)中软硬两类实力以及阎学通提出的资源性实力及操作性实力的关系不一样,后两者中两类实力之积为综合国力,意即其中任何一项为零,则综合国力为零。但本文权力分析框架中的硬权力和软权力并非如此。参见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Melissa McPherson and Jerry M. Sollinger,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nalyst""s Handbook,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0, p.
30;阎学通:《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7期,第141页。
(59)朝鲜对明朝的资产专用性投资除了儒家信仰外也有因为明朝出兵“再造东国”而产生的恩情或情感的投入。
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118页。
(60)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38页。
(61) 废黜光海君的大妃教中说:“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狄夷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仁祖即位年三月甲辰,第3页,转引自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69页。
(62)Dan Bilefsky, “Greece""s Stumble Follows a Headlong Rush into the Euro,”The New York Times, May 4, 2010.
(63)孟文镛:《越国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64)赵晔:《吴越春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65)E. H.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4-175页。
(66)参见《左传·哀公元年》。
(67)“China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to Others,” China Daily, August 8, 2006,http://www.chinadaily.com.ch/china/2006-08/09/content_660210.htm.
(68)查默斯·约翰逊著,任晓等译:《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4-25页,转引自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87-98页。
(69)Alvin Y. So, “Rethinking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Miracle,” in Ho-fung Hung, ed.,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0-64.
(70)管清友、张明:《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为什么是美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7-8期,第57-60页。
(71)不排除这种约束有时也是有利的。
(72)David S. Law and Mila Versteeg, “The Declining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87, No.3, 2012, pp.76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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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12月14日

  冯维江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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